到苏联去

胡景翼生前倾向革命，曾通过于右任同李大钊建立了关系，并通过李大钊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1] 取得了联系。在国民军中，他最早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不但要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到国民军中来，而且要求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军事。虽然胡景翼去世了，但是这个协定仍然有效。根据协定，国民一军、二军将各派二十五人赴苏学习军事。我因考试名列前茅，因而被选中出国留学。

一军派出的多是中下级军官，二军派出的多是学生，如：党秉温（党必刚）、赵光华、冯午天、常秉义、雷放、任增禄、蒙复员、任玉润、冯升云、薛志超、王正基、刘奉学、任子勋、李啸苍、吴宝贤、柳赤哉（朝鲜人）等。后来还加上黄埔军校学生王公亮（他的哥哥是二军督办公署的工作人员），共二十六人。其中有三个朝鲜人。王公亮是共产党员，雷放（原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是国民党员，柳赤哉（朝鲜人）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我是共青团员，其他人都无党无派。

出发前，苏联军医为我们检查了身体，苏联顾问同我们见面并简单地谈了话。军校给我们介绍了苏联一般的概况，大多是皮毛浮浅之词。

督办岳维峻也向我们讲了话。他和胡景冀大不一样，思想愚昧、落后、顽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人个头太小，为什么不挑选健壮的、大块头的？”大队副忙解释道：“我们着重挑学历深的、文化高的。”岳维峻无言以对。

他开始讲话，说：你们要努力学习军事，尤其是现代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当然也要调查苏联的政权结构、政策路线、风土人情，但不要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尤其不要搞共产主义宣传，不要搞歪门邪道。他举一例说：陕西有个青年到日本留学回来后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他父亲知道后说，你讲共产，光想共人家的。但是人家更想共你的，你愿意吗？如果你真信共产主义，那么先把你的妻子让人家共一下。保险你不同意。讲得这个青年人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宣传了。岳维峻说到这里洋洋得意。真是荒谬可笑，愚不可及。

随后，军校给每个人发了一份调查提纲，要求我们在学习期间，调查研究苏联国家结构、政权性质、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军事、群众组织，以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少人还未出国就将提纲丢了。我却把调查提纲抄在日记本上，准备照此认真调查研究一番。

7月底，我们一行二十六人从开封出发，经郑州、石家庄抵达北京。因我们身着军装，老百姓一口一个“老总”，毕恭毕敬，卖东西的小商贩甚至不敢收我们的钱。我这才知道了“丘八”的威风。到北京后，游玩了五六天。那时，王府井、大栅栏等商业区不像今天这样繁华、拥挤，北海、故宫等游览区基本上是空荡荡的。

柳赤哉俄文好，同苏联大使加拉罕接洽、交涉，很快办好了手续，领到路费（每人两百块大洋）。大使写了介绍信，请沿途各有关方面为我们安全到达莫斯科提供方便。于是，我们前往张家口与一军的留学生汇合。哪知他们早在一个月之前已乘一军的汽车出发了。一军办事处对我们的吃、住、行一概不管。我们只好换乘从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货运汽车上了路。大家坐在货包上，摇摇晃晃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库伦，受到二军代表杨杰先生的欢迎，在二军办事处住下。

杨杰先生是云南大理人，1889年出生，参加过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这时，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任二军代表，在库伦办理购买马匹等事宜。他虽然早已被授予中将军衔，但平易近人，且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对我们青年人更是谆谆诱导，诲人不倦。他与我和冯升云谈得最多。

他向我们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新社会的情况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他特别指出，所谓军人不干政的说法是荒谬的，是骗人的愚民政策。他说：试问哪部分军队不是为争夺政权、护卫政权而服务呢？！督办讲的不干政，是不要你们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斗争，要你们离开政治，只做他们的工具。我认为，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还是要学习、研究政治理论，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学习革命经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你们，更主要的是为了我国的将来。你们到苏联学习，更要在学好军事的同时，学好政治。要好好了解这个新型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进行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后建立的新政权。这个政权的原则将普及到全世界，社会的发展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和必由之路。

杨杰先生的话同我们在开封军校听到的迥然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杨先生明确指出苏联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国家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些话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年轻军人无疑起到了指导作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杨杰先生后来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军长，一直是国民党内的联苏派。抗战时期一度任驻苏大使。他因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统治，于1949年9月在香港寓所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那时，库伦经济落后，吃饭、住宿、交通都不便利，洗一次澡都很不容易。商店、饭馆、澡堂、戏院的主人及工人全是汉人，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华侨手中。到1928年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蒙古人丧葬的习俗是天葬，人死后，将尸体丢到库伦北面的旷野，任凭豺狼和凶鹰吃掉，认为这样才能进入天堂。我们乘车从那里经过时，只见白骨累累，臭气熏天，真是可怕至极。

汽车开到蒙古北部边城恰克图。城里到处是俄罗斯人、汉人。华工将他们劳动所得的卢布同商人私下兑换成银元寄回家乡。苏联在此设有领事馆办理入境签证，并设有国家银行，负责兑换卢布。只要渡过色楞格河，我们就到了苏联的上乌金斯克（现名乌兰乌德）。

渡船虽然很小，仍分为一、二、三等舱。我们坐在三等舱。像任增禄这类大少爷则住在一等舱。这些阔少自己带了不少银元。翌日清晨，船抵上乌金斯克。刚一上岸，风雪交加，冰冷难捱。我们几乎被冻僵，找了一所农民办的旅馆住下后，才渐渐暖和过来。

到了苏联，觉得一切都是新奇的。旅馆里的服务员全都是妇女，态度大方、热情，自由地与我们交谈，这在国内简直不可想象。

上乌金斯克设有中国领事馆。一位自称副领事的山东牟平人氏勾志克来旅馆看望我们，并表示歉意，说他没有接到政府通知，来晚了。我们问他属于哪个政府，他觉得话不投机，不告而别。他所说的政府是北洋政府，而我们拥护革命，反对北洋政府。

在上乌金斯克住了四五天，才买到去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票。在这几天游览了色楞格河，参观了市容。市区不大，一个华人开的一家西餐馆，是该城最大的餐馆。一些华工、华侨请我们同他们一起吃中餐，才解决了吃饭问题。初到苏联语言不通，适应新的生活习惯是一个大问题。在车站餐厅里，我们本想喝汽水，却稀里糊涂买了几瓶啤酒，刚一进口，就都吐了出来，留下啤酒走开了。几个俄国人拿去痛饮。

去伊尔库茨克的火车都是硬座，无法睡觉。路过贝加尔湖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看，山崖上刻着“苏武牧羊处”。苏武被匈奴人囚禁后，确曾在这一带牧羊，但是山崖上并没有这几个字。经这么一喊，大家的心为之一震。在开封时，部队天天唱《苏武牧羊歌》，我们对苏武的民族气节敬仰已久。

到伊尔库茨克后，当地一所军事学校的领导邀请我们到该校参观、访问，召开座谈会互相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并集体合影留念。学校还帮助我们买到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军校的教职员工对我们十分热情，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和睦友善的邻邦，并对中国革命寄予很大希望。

当年，伊尔库茨克有不少中国人开的中餐馆，连房子的样式都是中国风格。这里物价比较贵，理一次发就要花几块白洋。有个茶叶厂，专门加工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采用苏式包装送往商店出售。1930年代，我曾在这一带工作多年。在1950年代，伊尔库茨克是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中途一站，我经常在此碰到熟人。为了过往方便，我们在银行里还立有账号，存折一直由我保存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烧毁了。

我们乘坐的是邮政车，每站都停。虽然大家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莫斯科，但也只能随着火车摇摇摆摆，听着单调的车轮声，打发日子。每次到站，我们一般不下车，只是打点开水，买些面包和西瓜。这儿的西瓜特别甜。列车到达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我见车站很大，山坡下有餐厅，误以为停车时间长，就和薛志超、赵光华下车用午餐。谁知列车竟开走了。我们误了火车，语言又不通，心急如焚。幸而遇到一个华侨商人帮助我们向火车站交涉，站长给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们搭乘另一班车。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经奥伦堡到达莫斯科。

出了火车站，茫然不知所措。正在发愁，同车的一位莫斯科工程师热情相助，将我们送到中国大使馆。我们虽然不情愿去大使馆，但也只能这样了。

一到大使馆，我们立即要求去找我们的伙伴。大使陈嘉骜会见了我们，他看上去六七十岁，是北洋系统的老官僚。他责怪北京政府未通知他们，现在只有经过苏联外交部的介绍才能到军校去。他随即请我们在来宾簿上签名，并安置我们吃午饭。吃饭时，我们看见厨房里正在为他们准备山珍海味、鸡鸭鹅鱼。不一会儿，来了一位苏联少校，是专来接我们的。他歉意地说没有车子，于是带我们搭乘电车到位于列佛多沃区的莫斯科初等工程兵学校。这时虽是8月底，天上却下着大雪，雪边下边化。真是“胡天八月即飞雪”。

列佛多沃原是沙皇的兵营区，集中着步校、炮校、工程兵学校以及高级步校。工程兵学校的领导很关心我们，专门派团组织的负责人给我们做了一次关于共青团的报告，并请东方大学的几位中国同学接待我们。他们是东方大学中共支部负责人刘伯坚及原青云、曾涌泉、李特、赵秀峰等。他们天天陪着我们，白天带我们在莫斯科市区参观游览，到红场、列宁墓、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即现在的高尔基大街）、革命博物馆、大戏院、大百货商店、柳克斯楼下大餐厅、中国茶叶店（刘泽荣父子开办的）。那时，苏联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各个商店商品奇缺，购货不用现钱，特别是服装，都是凭国家发的证券领取。莫斯科只有红场、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一隅较为繁华。傍晚开座谈会、听报告、谈话。

对我们最有益的是听了几次报告，印象最深的是刘伯坚的报告。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系统地讲述了第一、二、三国际的历史，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他讲话严谨，内容丰富，有很强的感染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被俘牺牲。就义前留下了“带镣长街行”的著名诗篇。

其次是原青云讲的课。他是湖北人，稍有些口吃，但不失流利易懂。他着重介绍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当前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后来，大约在1927年或1928年初，他病逝于国内。

他们的开导教育，使我们受益匪浅，思想认识大为提高。我们在国内时只是追求革命，但是受条件所限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并不甚了解，另外，当时苏联党内争论很大，斗争很尖锐。他们的报告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在政治思想方面刚刚起步，就踏上了正确的轨道。

同来的柳赤哉等三个朝鲜人很快同我们分开，同其他朝鲜同志集中在一起。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曾在远东武装干涉过苏联。所以，苏联当局很警惕，以防他们之中有日本间谍。

在莫斯科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仍由接我们的那个少校陪同，送我们到乌克兰的大城市基辅（现为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