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苏联去

胡景翼生前倾向革命,曾通过于右任同李大钊建立了关系,并通过李大钊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 [1] 取得了联系。在国民军中,他最早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不但要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到国民军中来,而且要求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军事。虽然胡景翼去世了,但是这个协定仍然有效。根据协定,国民一军、二军将各派二十五人赴苏学习军事。我因考试名列前茅,因而被选中出国留学。

一军派出的多是中下级军官,二军派出的多是学生,如:党秉温(党必刚)、赵光华、冯午天、常秉义、雷放、任增禄、蒙复员、任玉润、冯升云、薛志超、王正基、刘奉学、任子勋、李啸苍、吴宝贤、柳赤哉(朝鲜人)等。后来还加上黄埔军校学生王公亮(他的哥哥是二军督办公署的工作人员),共二十六人。其中有三个朝鲜人。王公亮是共产党员,雷放(原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是国民党员,柳赤哉(朝鲜人)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我是共青团员,其他人都无党无派。

出发前,苏联军医为我们检查了身体,苏联顾问同我们见面并简单地谈了话。军校给我们介绍了苏联一般的概况,大多是皮毛浮浅之词。

督办岳维峻也向我们讲了话。他和胡景冀大不一样,思想愚昧、落后、顽固。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些人个头太小,为什么不挑选健壮的、大块头的?”大队副忙解释道:“我们着重挑学历深的、文化高的。”岳维峻无言以对。

他开始讲话,说:你们要努力学习军事,尤其是现代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当然也要调查苏联的政权结构、政策路线、风土人情,但不要参加他们的政治活动,尤其不要搞共产主义宣传,不要搞歪门邪道。他举一例说:陕西有个青年到日本留学回来后到处宣传共产主义。他父亲知道后说,你讲共产,光想共人家的。但是人家更想共你的,你愿意吗?如果你真信共产主义,那么先把你的妻子让人家共一下。保险你不同意。讲得这个青年人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宣传了。岳维峻说到这里洋洋得意。真是荒谬可笑,愚不可及。

随后,军校给每个人发了一份调查提纲,要求我们在学习期间,调查研究苏联国家结构、政权性质、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军事、群众组织,以及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少人还未出国就将提纲丢了。我却把调查提纲抄在日记本上,准备照此认真调查研究一番。

7月底,我们一行二十六人从开封出发,经郑州、石家庄抵达北京。因我们身着军装,老百姓一口一个“老总”,毕恭毕敬,卖东西的小商贩甚至不敢收我们的钱。我这才知道了“丘八”的威风。到北京后,游玩了五六天。那时,王府井、大栅栏等商业区不像今天这样繁华、拥挤,北海、故宫等游览区基本上是空荡荡的。

柳赤哉俄文好,同苏联大使加拉罕接洽、交涉,很快办好了手续,领到路费(每人两百块大洋)。大使写了介绍信,请沿途各有关方面为我们安全到达莫斯科提供方便。于是,我们前往张家口与一军的留学生汇合。哪知他们早在一个月之前已乘一军的汽车出发了。一军办事处对我们的吃、住、行一概不管。我们只好换乘从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货运汽车上了路。大家坐在货包上,摇摇晃晃走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库伦,受到二军代表杨杰先生的欢迎,在二军办事处住下。

杨杰先生是云南大理人,1889年出生,参加过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这时,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不久,任二军代表,在库伦办理购买马匹等事宜。他虽然早已被授予中将军衔,但平易近人,且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对我们青年人更是谆谆诱导,诲人不倦。他与我和冯升云谈得最多。

他向我们介绍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新社会的情况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意义。他特别指出,所谓军人不干政的说法是荒谬的,是骗人的愚民政策。他说:试问哪部分军队不是为争夺政权、护卫政权而服务呢?!督办讲的不干政,是不要你们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斗争,要你们离开政治,只做他们的工具。我认为,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还是要学习、研究政治理论,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学习革命经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你们,更主要的是为了我国的将来。你们到苏联学习,更要在学好军事的同时,学好政治。要好好了解这个新型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进行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后建立的新政权。这个政权的原则将普及到全世界,社会的发展将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和必由之路。

杨杰先生的话同我们在开封军校听到的迥然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杨先生明确指出苏联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苏联国家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些话对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年轻军人无疑起到了指导作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杨杰先生后来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军长,一直是国民党内的联苏派。抗战时期一度任驻苏大使。他因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统治,于1949年9月在香港寓所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那时,库伦经济落后,吃饭、住宿、交通都不便利,洗一次澡都很不容易。商店、饭馆、澡堂、戏院的主人及工人全是汉人,经济命脉基本掌握在华侨手中。到1928年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蒙古人丧葬的习俗是天葬,人死后,将尸体丢到库伦北面的旷野,任凭豺狼和凶鹰吃掉,认为这样才能进入天堂。我们乘车从那里经过时,只见白骨累累,臭气熏天,真是可怕至极。

汽车开到蒙古北部边城恰克图。城里到处是俄罗斯人、汉人。华工将他们劳动所得的卢布同商人私下兑换成银元寄回家乡。苏联在此设有领事馆办理入境签证,并设有国家银行,负责兑换卢布。只要渡过色楞格河,我们就到了苏联的上乌金斯克(现名乌兰乌德)。

渡船虽然很小,仍分为一、二、三等舱。我们坐在三等舱。像任增禄这类大少爷则住在一等舱。这些阔少自己带了不少银元。翌日清晨,船抵上乌金斯克。刚一上岸,风雪交加,冰冷难捱。我们几乎被冻僵,找了一所农民办的旅馆住下后,才渐渐暖和过来。

到了苏联,觉得一切都是新奇的。旅馆里的服务员全都是妇女,态度大方、热情,自由地与我们交谈,这在国内简直不可想象。

上乌金斯克设有中国领事馆。一位自称副领事的山东牟平人氏勾志克来旅馆看望我们,并表示歉意,说他没有接到政府通知,来晚了。我们问他属于哪个政府,他觉得话不投机,不告而别。他所说的政府是北洋政府,而我们拥护革命,反对北洋政府。

在上乌金斯克住了四五天,才买到去伊尔库茨克的火车票。在这几天游览了色楞格河,参观了市容。市区不大,一个华人开的一家西餐馆,是该城最大的餐馆。一些华工、华侨请我们同他们一起吃中餐,才解决了吃饭问题。初到苏联语言不通,适应新的生活习惯是一个大问题。在车站餐厅里,我们本想喝汽水,却稀里糊涂买了几瓶啤酒,刚一进口,就都吐了出来,留下啤酒走开了。几个俄国人拿去痛饮。

去伊尔库茨克的火车都是硬座,无法睡觉。路过贝加尔湖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看,山崖上刻着“苏武牧羊处”。苏武被匈奴人囚禁后,确曾在这一带牧羊,但是山崖上并没有这几个字。经这么一喊,大家的心为之一震。在开封时,部队天天唱《苏武牧羊歌》,我们对苏武的民族气节敬仰已久。

到伊尔库茨克后,当地一所军事学校的领导邀请我们到该校参观、访问,召开座谈会互相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并集体合影留念。学校还帮助我们买到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军校的教职员工对我们十分热情,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希望有一个和睦友善的邻邦,并对中国革命寄予很大希望。

当年,伊尔库茨克有不少中国人开的中餐馆,连房子的样式都是中国风格。这里物价比较贵,理一次发就要花几块白洋。有个茶叶厂,专门加工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采用苏式包装送往商店出售。1930年代,我曾在这一带工作多年。在1950年代,伊尔库茨克是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中途一站,我经常在此碰到熟人。为了过往方便,我们在银行里还立有账号,存折一直由我保存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烧毁了。

我们乘坐的是邮政车,每站都停。虽然大家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莫斯科,但也只能随着火车摇摇摆摆,听着单调的车轮声,打发日子。每次到站,我们一般不下车,只是打点开水,买些面包和西瓜。这儿的西瓜特别甜。列车到达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我见车站很大,山坡下有餐厅,误以为停车时间长,就和薛志超、赵光华下车用午餐。谁知列车竟开走了。我们误了火车,语言又不通,心急如焚。幸而遇到一个华侨商人帮助我们向火车站交涉,站长给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们搭乘另一班车。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经奥伦堡到达莫斯科。

出了火车站,茫然不知所措。正在发愁,同车的一位莫斯科工程师热情相助,将我们送到中国大使馆。我们虽然不情愿去大使馆,但也只能这样了。

一到大使馆,我们立即要求去找我们的伙伴。大使陈嘉骜会见了我们,他看上去六七十岁,是北洋系统的老官僚。他责怪北京政府未通知他们,现在只有经过苏联外交部的介绍才能到军校去。他随即请我们在来宾簿上签名,并安置我们吃午饭。吃饭时,我们看见厨房里正在为他们准备山珍海味、鸡鸭鹅鱼。不一会儿,来了一位苏联少校,是专来接我们的。他歉意地说没有车子,于是带我们搭乘电车到位于列佛多沃区的莫斯科初等工程兵学校。这时虽是8月底,天上却下着大雪,雪边下边化。真是“胡天八月即飞雪”。

列佛多沃原是沙皇的兵营区,集中着步校、炮校、工程兵学校以及高级步校。工程兵学校的领导很关心我们,专门派团组织的负责人给我们做了一次关于共青团的报告,并请东方大学的几位中国同学接待我们。他们是东方大学中共支部负责人刘伯坚及原青云、曾涌泉、李特、赵秀峰等。他们天天陪着我们,白天带我们在莫斯科市区参观游览,到红场、列宁墓、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即现在的高尔基大街)、革命博物馆、大戏院、大百货商店、柳克斯楼下大餐厅、中国茶叶店(刘泽荣父子开办的)。那时,苏联国内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各个商店商品奇缺,购货不用现钱,特别是服装,都是凭国家发的证券领取。莫斯科只有红场、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一隅较为繁华。傍晚开座谈会、听报告、谈话。

对我们最有益的是听了几次报告,印象最深的是刘伯坚的报告。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系统地讲述了第一、二、三国际的历史,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他讲话严谨,内容丰富,有很强的感染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被俘牺牲。就义前留下了“带镣长街行”的著名诗篇。

其次是原青云讲的课。他是湖北人,稍有些口吃,但不失流利易懂。他着重介绍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当前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后来,大约在1927年或1928年初,他病逝于国内。

他们的开导教育,使我们受益匪浅,思想认识大为提高。我们在国内时只是追求革命,但是受条件所限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并不甚了解,另外,当时苏联党内争论很大,斗争很尖锐。他们的报告使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在政治思想方面刚刚起步,就踏上了正确的轨道。

同来的柳赤哉等三个朝鲜人很快同我们分开,同其他朝鲜同志集中在一起。当时,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曾在远东武装干涉过苏联。所以,苏联当局很警惕,以防他们之中有日本间谍。

在莫斯科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仍由接我们的那个少校陪同,送我们到乌克兰的大城市基辅(现为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去学习。


投笔从戎难以忘怀的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