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共产国际初创时期

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于1917年完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是国际性的,它标志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4]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与革命的发展形势相适应,在一些国家诞生了共产党组织。1918年时,建立共产国际的条件与形势已经具备和成熟了,但它的正式成立则是在1919年3月。那时,我国还没有共产党组织,所以,中国代表是以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名义参加会议的。据记载,是联合会负责人刘泽荣、张永奎出席了会议。

刘泽荣又叫刘绍周。他是广东高要人,幼年随父迁居苏联高加索巴统恰克瓦镇。他的父亲刘峻周是著名的茶商,自己经营茶园,将种茶技术传入苏联,并在莫斯科特沃尔斯卡娅大街(即今高尔基大街)、列宁格勒、海参崴开有茶叶商店,是有名的大资本家。刘泽荣青年时在列宁格勒(当时称彼得堡)大学读书。他发起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这个机构的原名是“中华旅俄联合会”)。他以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列席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

据苏联同志讲,同刘泽荣交谈,就像同彼得堡的旧知识分子交谈一样。意思是说,刘完全是旧俄罗斯上层知识分子,思想并不先进,并不革命。1920年刘泽荣回国后在中东路工作,与我党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前,他在北平大学、西南联大任俄语教授,后在南京政府外交部任职,担任翻译、驻苏使馆参赞。1949年9月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解放后,他被新中国外交部留用。我组建俄语专科学校时,聘请他为顾问。当时,为了提高大家的俄文水平,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成立了俄语教学委员会,刘泽荣是委员之一,我们常在一起研究工作。他曾向我介绍过当年他在苏联的一些情况。1956年刘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几万华工在俄国谋生。十月革命时期,不少华工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和红军。1919年后,在苏的华工陆续回到中国。因为他们在苏联生活困难,思乡念亲。当年他们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而今渴望回国与家人团聚是很自然的。这些华工把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他们在俄国所了解到的共产党(华侨当年称它为“穷党”或“红党”)和它的业绩介绍给了中国人民。但由于他们受文化程度、政治觉悟等条件的限制,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21年,苏维埃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北洋政府)宣布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提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北洋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犹豫不决,迟迟不予答复。于是,根据列宁对孙中山的了解,苏联派出了党、政两方面的代表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以及哈尔滨等地觅寻和联络开明人士、先进分子、革命志士,向他们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及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那个时期,从俄罗斯涌到中国来的,既有大批白俄(资本家、商人、老官僚、旧军官等),也有党和政府派来的公开的、正式的和非公开的代表、特使,以及移居到中国境内(东北、蒙古、新疆等地)的劳动群众。当时,苏联赤白两种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几乎在所有俄侨聚集的地方都彼此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国反动政府、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大都同情、支持白俄分子,有的雇佣白俄分子。而群众、进步人士和社会舆论多半同情和支持赤色分子。这个斗争此起彼伏、时紧时松,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1920年代初,苏俄派到中国来的著名人物有越飞 [5] ,他1922年来华,同年下半年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1923年初,他在上海与孙中山举行了为时六天的会谈,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等也参加了。1月26日发表了《孙文(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接着,越飞担任了苏联驻中国大使。

1924年,国民党在我党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和确定了上述各项政策。

加拉罕,1923年9月至1926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曾与李大钊、国民军首领冯玉祥、胡景翼等有交往。

鲍罗廷,1923年9月至1927年7月任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

加伦将军,曾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伏依金斯基,中国人通常称他为魏金斯基。1920年至1927年,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曾以共产国际执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及1924年5月、1925年10月、1926年7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1924年至1926年间,他领导了国民军第一、二、三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1926至1927年,他担任国际执委驻上海的远东局代表。在1920年代初期,他实际上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使华人员的总负责人。

马玛也夫夫妻在中国,通过文化活动做了工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共产国际每届代表大会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或代表团。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还派遣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常任代表,但经常易人,前后担任过这一职务的有张太雷、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余飞、向忠发等。余飞、向忠发只工作了一个很短时期,并不是常任代表。驻共产国际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其他代表驻国际的时间较短,工作也比较具体零碎。除向国际作些汇报、参谋工作或承担质疑外,就是处理一些同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有关的事务。

毫无疑问,我党派往共产国际的代表,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到中国的代表、特使、大使、顾问等人,就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和苏联都提供过各种报告和材料。不过,那时各方面的知识都还肤浅,并未切实掌握中国革命问题的实质。在1925至1926年以前,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一般把中国问题列入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总题目中,与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并列在一起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只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决议等。

1925至1926年,中国革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我党也迅速发展壮大。这时,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国问题才特别重视起来,不止一次地把中国革命问题作为专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作出专门的决议,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组织过专题报告和专题文章。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首次把中国革命问题当作专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会议的决议中专列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节。共产国际还发表了《执委会关于中国面临干涉危机告各国工人书》。

在苏共方面,公开地、正式地谈论现代中国革命问题,而且具有影响的是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大学《东方大学的政治任务》的讲演。1927年春夏,斯大林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几次问题》、《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们》等文,发表了《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并在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关怀与帮助。

当时,在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多半是外国人,如伏依金斯基(即魏金斯基)、马梯雅尔、米夫、古秋莫夫、安德列也夫等等。李德等人当时只是做些行政事务和技术性的工作,时间也不长。实际上,那一时期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事务以及人事等方面的事务,大半都是外国人主持办理的。

魏金斯基于大革命失败后回到莫斯科,在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夏秋之间,我到国际东方部办理回国手续时曾遇见过他。

他是一位瘦削而矮小的人,态度严肃,机警灵活。当时大家正注意中国革命重心和发展趋势诸问题的讨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所以,工作重心不能不放在农村。当时,马梯雅尔指责魏金斯基,认为他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强调得不够,说他忽略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引起争论。

我从切身体验中感到,外国朋友,不论他们关心中国革命到了什么程度,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解好似隔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谈中国的问题如隔靴搔痒,对中国革命理论的阐释也是似是而非,抓不住要点,缺少说服力。

1925年到1930年间我党所处的艰难环境是:部分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知识扎实的干部,大多是没有甚至是丝毫没有革命实际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而具有实际斗争经验和知识的干部又大多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知识的人,所以往往陷于经验主义。后来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逐渐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才使中国革命真正走上正轨的阳光大道,领导革命最后取得全面胜利——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胜利过渡打下了牢固可靠的基础。

2.米夫主持东方部工作时期

1927年苏共在党内开展反托派斗争,也影响到中共,特别是影响到当年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中共党员。他们中间曾发生了非常曲折、复杂的斗争,一直到1930年夏,以米夫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王明一派取得胜利而告一段落。

在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当中比较有实力、有权威,且工作时间较久的是米夫。实际上他对中国革命问题一窍不通,因为他从未深入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认真调查研究。他和许多西方的专家一样,常常只是根据上海一市的情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

米夫是在1927年至1928年开展的反对托派的斗争中崭露头角的。原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属于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分子。1927年12月,拉狄克被解职后,米夫继任校长一职。从此,米夫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和中国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校长的双重身份,在学校中大力培养自己的势力,即以王明为主,并与王明这伙人互相支持,进行活动。

王明是米夫最赏识的,并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人物。1928年王明被米夫举荐担任中国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并兼管学校公社委员会(学生自治管理的组织,相当于学生会)的工作。这样,该校党和行政领导大权基本上落入王明之手。王明说,中国劳动大学的党和行政领导工作,既是培养干部和锻炼人才的场地,又是进行斗争的演习场所,将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会发生作用的。王明等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革命高潮不久就会到来。目前最困难的是中国党没有自己的领袖,陈独秀垮了,而新的人物尚未出现,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选择、培养新的领袖。问鼎之野心昭然若揭。从那时起,王明在米夫等人的扶持、提携之下,步步高升,飞黄腾达。虽然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是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威信,大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小鬼”(即人小鬼大)。

王稼祥、张闻天同王明是不一样的。王稼祥的俄文、英文水平较高,工作活动面广。王明为了抬高自己,千方百计地拉拢王稼祥,还无中生有地到处宣扬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好。王稼祥不愿同他们闹翻,但始终不承认自己属于所谓的“二十八个半”之列。张闻天曾在美国留学,在到苏联之前已经有了教授头衔。王明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肉麻地吹捧他、利用他。张闻天是正派人,不愿拉拉扯扯搞宗派,但王明一伙总是缠着他,使他不能摆脱。

王明进行活动的方针和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明迫害过多少好同志,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知道确实底细。据王稼祥回忆:“他(王明)利用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机会来报私仇,说周达文、俞秀松二人是坏人。这以前,王明苦于无机会整垮周、俞二人;不久周、俞二人被捕了。” [6]

王明的法宝就是开展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他手里总是拿着这两顶帽子,一顶是“托派分子”,一顶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反托派斗争中,凡是对王明等人表示过不满,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大都被定为“托派分子”;凡是对王明的路线和方针表示怀疑或提出疑问的同志,大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秘诀就是,借着政治运动来打击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至于对谁扣什么帽子,视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气氛而定,所以,被扣上“托派分子”帽子的人远比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多得多。

王明是拉山头、搞宗派的专家,他的宗派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总是设法纠集部分人拥护他,团结在自己周围,向他们封官许愿,多方支持,给予重要的职务和显赫的地位,当时称为“二十八半”。但是,“二十八半”中,每个人的情况和地位不尽相同,后来的政治表现更不一样。据他们自己讲,他们当中有坐轿的,有抬轿的,有摇旗呐喊的,有当吹鼓手的。王盛荣当年说过,他自己只是给那些人系鞋带的,连抬轿子的资格也没有。

王明对从欧美经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人这样讲过:在中国搞革命活动,领导工作只能从上边来做,从上边去领导容易得多,在下边做实际工作困难太大,有力使不上,有本事施展不开。王明常说,领导革命需要有核心力量,没有这种核心,没有骨干力量支持你,无论你怎么正确,你的主张也推行不开,得不到拥护。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从斗争中来的。所以,1929年王明回国后,不愿意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

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3.王明任中共代表时期

1931年四中全会时,米夫亲自坐镇,帮助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1931年9月,他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权已经在握,就又回到莫斯科, [7] 并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大肆活动。当共产国际机构改组,取消东方部、西方部等部门后,王明又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担任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最高负责人,走上了第一线。而原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形式上退到第二线,但实际上仍然是王明的后台和灵魂。不过,表面上他不直接处理中国问题,而把事务推到王明的办公室去办。

自1931年起,共产国际从苏联各地把中国留学生和已参加工作的中国同志召到莫斯科,又大批地派遣回国。在回国的人员当中,凡是被王明器重的,在莫斯科就被指定回国后到某地,找某人,担任某项工作等等。其实,他们只是熟读了部分马列主义著作,背诵个别词句,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又不尊重国内同志的实践经验,当然要犯大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

1935年7、8月,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次大会上确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决定共产国际一般地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这些决定推动了各国共产党的发展。这时王明的羽毛已经丰满,在康生等人的支持和吹捧下,王把中国革命发展的一切成就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为了配合王明的报告,康生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他借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苏区的发展壮大,极力吹捧王明,为王歌功颂德。他竭力想说明,在王明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了。在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康生却说中共有四十万党员,还说“群众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几乎成为日常的事件”。 [8] 几年来,每年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人更加夸大其词地说:“今天苏区占有的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五千六百万”,“约有五千万居民的游击区”,“现时的红军有三十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 [9] 1937年,王稼祥向斯大林汇报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王明却说红军有三十万人,继续欺骗斯大林。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王明、康生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并不是什么神圣同盟。王明平时在米夫面前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两人俨然是师生父子。但在1936至1937年米夫被揭发为政治反革命、“托派分子”时,被米夫一手提拔和培养起来的王明立即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反戈一击,把米夫揭批得体无完肤。王明这么摇身一变,又成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感叹道:“王明真机灵!”无独有偶,当我们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时,被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曾多次呼喊过“王明万岁”的康生也如法炮制,立即站出来反戈一击,在中央整风小组会上揭批王明,一口气数了王明六十多条罪状。康生摇身一变,成为“一贯正确”的左派。

王明、康生驻莫斯科时,在理论上、政策上招摇撞骗,蛊惑人心;在组织上从事宗派活动,搞小集团,拉帮结派。那时,他们真是肆无忌惮,独霸一方,为所欲为。

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我们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永远也不能接受王明的那一套理论、路线。

查阅王明、康生在共产国际时发表的文章、讲话,起草的文件、指示,都没有超出上述的范围。就拿王明一向吹嘘由他“制定的”《八一宣言》和他倡导的“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来看,也是拾别人的牙慧,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建树。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总结了德共“赤色阵线”、法共“人民阵线”的斗争经验而首先提出来的,是为斯大林所赞许的一项政策,是经中共代表团认真讨论修改后,共产国际批准的。关于《八一宣言》诞生的过程,吴玉章同志有专门的回忆,在此不再赘述。至于王明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回国后又如何贯彻执行,这是全党早已知道的。

4.康生帮助王明活动时期

1935年7、8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委、书记处书记,分工管理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于是,他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给了康生。这样,康生成了正式代表,而王明则成为中共代表的“太上皇”。如果相信康生说自己与王明有矛盾的话,或许就在这一点上。

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组织大批人马,建立了庞大的工作机构。康生作为中共代表和王明的主要助手,替他招兵买马,四处联络。在书记处工作过多年的女秘书耳尔恩(德国人,李德的前妻)曾说,王、康除对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学生进行拉拢外,还直接插手东北地区的工作。

王明、康生先后派了不少中国同志到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建立武装组织,也从东北挑选过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到苏联学习。那时,连发往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信件都写成“王康指示”,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那时,王明、康生竭力在中国同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们以介绍青年同志进入各校学习、安排在苏联各机关工作为诱饵,拉拢他们,建立私人关系。王明、康生曾公开地说,要在中国革命中得到发祥,就必须加入“我们的革命集团”,“集团就是革命核心力量”,“核心力量就是革命的最强的力量”。他们宣扬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为了进一步抬高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立派—“反对派”(即所谓“托派”)。他们拼命地同“托派”斗争,在反托派和肃反斗争中,王明、康生陷害了许多同志。其结果是王明的身价得到大大抬高。他们不愧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典型。

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一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朝三暮四,出尔反尔,曲意奉承、假公济私、无恶不作。王、康沆瀣一气,到共产国际七大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在欧洲的华侨中进行活动,康生受王明委派,不止一次地去过德、法等国。在他们的活动之下,不少在欧洲工作的中国同志在回国前夕都要求取道莫斯科回国,以便在莫斯科直接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结识王明和康生。这种做法持续了好几年。

共产国际同国内联系的方法最初是在海参崴设立电台同上海联络,经过上海同中共中央联系。设在赤塔的电台与哈尔滨联系,并建立了经蒙古共和国的陆路交通联络线。1932年,哈尔滨被日寇占领;1934年,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共产国际才同中共中央建立了电台联络。后来又增加了乌鲁木齐——延安这条线。

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把在莫斯科学习、工作,或临时办事的同志分批送回国。王、康一回国,他们在莫斯科的摊子也就撤销了。据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反映,王明回国后,国际机关里轻松、安静了许多。他们在莫斯科时,机关里来来往往的人不断,一天到晚闹哄哄,搞得大家手忙脚乱。人们忙着交际、应酬、招待,其次就是忙于对领导人衣食住行的安排。王明是开会、谈话的专家,他甚至挤不出时间听取工作人员的汇报。

王明、康生一直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随着中国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军的日益壮大,共产国际的同志也知道毛泽东是苏区的创造者、工农红军的缔造者,是中共党内享有盛名的领导人。因而大家认为毛泽东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知道后,一方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等一批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一方面又到处散布:“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有这方面的学问,也精通国情,善于在农村活动。所以,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言下之意,党的领袖非他莫属。

康生与王明一唱一和,在驻国际的中国同志中间发起签名,要求让王明当中共领袖,高呼“王明万岁!”

季米特洛夫同志深知王明有强烈的领袖欲。有一次,他在同任弼时谈话时说,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但是,王明将此忠告当做耳边风,置于脑后。

5.中共临时代表王稼祥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飞回延安。当时留在共产国际的有陈潭秋、邓发、蔡树藩等人。因王明急于回国,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拉住正在养病的王稼祥,要他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稼祥表示,在自己尚留在莫斯科医病期间,可以暂时代替一个短时期。但要求王明回国后立即向中央讲明情况,他不能久留苏联,病愈后要马上回国,请中央另派人来接替他。

据国际机关工作人员说,尽管稼祥在这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工作作风与王、康迥然不同。他接任工作后,首先精减工作人员,只留下几个人,并告诉他们:“我是个军人,多年的军事工作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习惯于按军事纪律严格要求。首先,我要求工作效率高,办事不要拖拖拉拉。其次,要准确,一是一,二是二,不要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做得有条有理,有始有终。”据这些工作人员反映,他们都有些胆怯,深怕做错了事情,人人都紧张而严肃地工作,一改王明时期的散漫、浮夸的习气和混乱的局面。有的青年人说,稼祥对工作要求严格,使我们振作了起来,帮助我们奋发上进。

1920年代中期,王稼祥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还不满二十岁,但是他努力学习,埋头攻读,悉心钻研马列主义。这种刻苦的精神使大家十分敬佩。因为他进步快,学习成绩优良,学校较早地让他担任口译和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他翻译的作品文字流畅,通俗易懂,颇受中国留学生的欢迎。至少当时与我在一起的同学都喜爱阅读王稼祥的译著。那时有不少翻译人员,其中不乏名人、专家,他们署名时改名换姓,或用笔名,使人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姓名,而王稼祥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1937年6月,王稼祥第二次来到莫斯科。这时,他已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而且又了解“西安事变”始末,以及国内抗日、革命发展的详情。虽然当时在莫斯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了解情况,但毕竟不如王稼祥这样有发言权、有权威。他在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长征、抗战以来的情况的报告之后,斯大林特地接见了他。

1938年3月,任弼时到了莫斯科。这样,稼祥就有可能回国了。

在王稼祥回国之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弼时谈话。季米特洛夫很关心我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这证明王稼祥、任弼时十分客观地、准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10]

随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对全会基本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王稼祥又一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与稼祥相识是1940年代。当时在延安见面的次数不算少,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接触。直至1949年4、5月间,他从东北被调回北京,我们一起陪刘少奇出访苏联,才有直接的接触。建国后他任驻苏大使,从1951年起又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从1949年到1957年几乎每年我都陪他出国一两次,受中央委托执行任务。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多是在他的指导和安排下进行的,在这方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党做出了较多贡献。仅举两例:

1949年陪少奇访问苏联,稼祥对代表团的活动做出全面安排,拟定出具体行动计划,他提出了两项重要的建议,才保证了圆满完成任务。

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中苏关系一度未能很好地沟通,也是稼祥想出办法打开僵局。详情我在后面再谈。

稼祥聪敏、灵活、有预见。我们在同他讨论问题时,发现他对待事态反应敏感、迅速,很快就能抓住事件的实质和关键之所在,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他在处理对外事务中表现得有魄力、有气概、有远见、有谋略。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深感他的精明、有办法。

讲到这里,我回忆起了先前一个陈旧的老问题:当年有人说,稼祥是“摇羽毛扇”的人。所谓“摇羽毛扇”无非说他是“智囊”。当然,我不能知道这个说法是诚意的还是假意的,是褒还是贬。但据我同稼祥的接触、相处、共事,他一般对问题的观察、分析、理解,以及对事态的认识与掌握都是比较正确的,提的意见也是有益、有用的。所以说他是“智囊”,对这位忠于党、忠于人民事业的英勇战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他是党的好儿子,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有高超思想的忠诚战士,他对我党的工作、政策、方针想出过不少办法,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1950年2月在莫斯科时,毛主席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对斯大林说:他(指着稼祥)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即使后来,毛主席、周总理对稼祥都是关心的、爱护的,这点大家都知道。

稼祥本人谦虚谨慎,尤其在遇到重大事件或问题时,他总是要先向领导汇报、请示和协商。不仅如此,在许多重要场合,或者要同重要外宾来往时,他常常也是先向领导汇报、请示,而且往往还请其他同志(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出面,自己绝不突出个人,不独断专行。例如:他对英共的波立特 [11] 、意大利党的代表(以新闻记者身份来华)、南斯拉夫的波波夫,以及后来的日本的德田球一 [12] 、印尼的艾地 [13] 及其他党的领导人都是如此对待的,他把自己当作一般干部,这是使人十分钦佩的一点。在国外的时候,无论是在莫斯科、布拉格,还是在日内瓦等等地方,他表现得尤其小心谨慎、严守纪律,绝不任意自行其是。

有时稼祥也邀我一道翻译某些文献。无须隐讳,这常常是违背我的意志的,但因为是他接受了任务,为了他,我不能不去协助办理。谈到这里,我回想起一件事:大约1949年时,有一次稼祥劝我早点组织俄文翻译工作。我告诉他,我历来没有设想过这件事,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是不能做翻译工作的。他听了后还是劝我说:如果你现在不早点抓这项工作,不组织、不培养这方面的干部,那你就长期无法摆脱这项工作了。你先把工作建立起来,然后再摆脱,那就容易了。在这样的说服和督促下,我竟然挑起了这副担子。1949年他来北京后,就从东北调来了一批外语干部到京帮助组织、建立翻译机构。后来,当我已离开了编译局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要求我去帮助他,而我也曾经诚心诚意地为他多次服务。也许是他为了鼓励我,曾不止一次地夸赞过我。但我知道,在他面前,我永远是个小学生,虽然我的年龄比他还稍大一点。

我同稼祥之间常有往来,有时也有较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却极少有私人间的来往。即使在莫斯科、日内瓦时,相处的日子虽然较长,在工作之余也互相接触、交谈、聊天,但在私下却从未谈论过什么政治性、政策性的重大问题,他从不随便发表个人的意见,或谈论他人的是非,就是说,他善于以政治家的风度掌握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稼祥对事对人的态度一般是平易近人的,但他历来态度严肃,不苟言笑,而且公私分明,落落大方,从不评头论足,不搞小动作。这些虽然可以归为生活细节,但也说明他是有修养、有道德、有高尚品质的端庄正派人。他在工作中是一位能带头领先的人,也是性格爽朗、老成练达的人。他是有较高的马列主义觉悟和修养的人,足以为人之表率的好共产党员。他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坚贞不屈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稼祥是我党信得过的领导干部之一。他在我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尽到了自己的应尽责任,做出了成绩,他对人民的事业是有所建树、有所贡献的!十分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1938年我到共产国际工作时,负责办理中国事务的机构是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处。这个处除办理有关中国的事务外,还负责办理有关日本、朝鲜、印尼等国的事务,但以中国工作为主。东方处处长是马尔特维诺夫。他原是苏联边防军军官,曾随军到过我国新疆。他工作很努力,但对中国并不真正了解。另外还有两名专管中国事务的工作人员:一位是徐介藩,另一位是张至善。

徐是安徽人。1901年生,比我大几岁,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是第二期学员。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先后在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苏联红军第二航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9年被派到远东内务部工作。因他不属于苏联基本民族公民,被内务部解职,和我同时到共产国际工作。我们经历相仿,又同在一个机关工作,常常一起整理档案材料,研究文件,出席会议等,所以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彼此交流的机会。我们尽兴交谈,讲述各自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当然这种谈话仅限于我们两人之间,从没有向别人流露过。我们对不少事情的认识、体会是一致的。共产国际解散后,他到了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他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并获得苏联卫国战争劳动奖章和保卫莫斯科奖章。1948年回国,在东北工作。1949年6月,我们一起随少奇到苏联访问,才又见面。他曾担任《毛泽东选集》俄文本的总编辑。徐介藩是个好同志。他已于1983年4月16日在北京逝世。

张至善,大家都称他小张,一直在苏联工作,前几年已在苏联病故。


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