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撤离延安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在他的高级将领会议上狂妄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并要在“三个月消灭共军”。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
7月20日，党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并要求全党认识到“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事实正是如此。从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的八个月时间里，我解放区军民英勇奋战，共歼敌七十多万人，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陕北是我党中央所在地。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提出“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但由于准备工作未做好而推迟，直到1947年3月胡宗南才令二十九军等部十五个旅共十四万余人，伙同马鸿逵、马步芳及邓宝珊的部队共约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我党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方面，在延安周围地区加紧部署力量；另一方面动员群众和部分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至今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46年10月间，延安劳动模范杨步浩 [1] 前来拜访毛主席，兼送代耕粮 [2] 。毛主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毛主席问：“你们的战备工作是怎样做的？”
杨步浩回答：“首先是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和衣物等，甚至把各种用具等都藏起来了。我们这些强劳力都组织起来，敌人来了就进山打游击战——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总之，要把我们过去的游击战术和经验全都用上，使敌人得不到一日安宁。”
主席听了连连称赞。这件事证明了毛主席常说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条件好”。
但是，当时我在陕北只有两万多人，仅及敌人的十分之一，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于是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紧急疏散各个机关及老百姓，给敌人留下一座空城。因而命令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以南进行七天的顽强阻击。
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我们在此生活战斗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心情沉痛。当时，我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管着中办的家务。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少奇专门指示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是，向何处转移？有人估计敌人占领延安后，只会走大路，说大姐和孩子们体弱年小，不宜长途跋涉，就地转移离大路二三十里远的地方。事后证明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到了王家坪，已是夜深人静，毛主席还在工作。
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样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例如，我们集中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待敌人进入边区，到达富县甘泉一线时，予以迎头痛击，消灭他部分力量让敌人知难而退，这样，延安不就保住了吗？
毛主席听到这里，转过身去——我感到他在笑。我想：“你还笑得出，真莫名其妙！”
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啊，原来是这样！后来我们在转战陕北时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
毛主席接着说：“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得更有力！”
他又说：“陕西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
毛主席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蒋介石不来进攻。他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似乎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于是我扬鞭策马。马儿也像是知道我的心情脚下生风，急速转回枣园。我加快了布置疏散和撤退的准备工作。为防万一，遵照中央决定，首先派人把米大夫等送到山西临县的三交镇。那里是我们的后方。
在疏散之前，任弼时找阿洛夫谈过一次话，向他解释我党中央撤离延安的原因、理由和必要性。任弼时说：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为了更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也不是被人赶出延安。对于我们放弃延安，外国人如何报道，那是他们的事。当然，美国人的报道是不会说我们的好话的。既然主动撤退是一种策略，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最后，弼时同志暗示他就我撤离延安问题应向苏方汇报。阿洛夫是否明白了弼时的意思，并向莫斯科汇报，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阿洛夫、任弼时等同志先行离开延安到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任家山一带。而毛主席一直留在延安，直到胡宗南进来的前一天才安然撤退。
根据我保留的笔记记载，3月18日，胡宗南的军队逼近延安的南郊，枪声也越来越近了。傍晚6时，毛主席等一行人从王家坪出发，乘坐汽车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几里地的小山村刘家渠休息。第二天上午9时许，敌机来袭，主席的汽车——即宋庆龄送的救护车——遭到敌机扫射，挡板被击穿，但人员没有任何损伤。
21日傍晚，毛主席经清涧高家 ，抵达子长任家山——事先准备好的地方。 [3] 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住在这里。毛主席在这里组织了3月25日的青化砭战役。在这第一次激战中，彻底消灭了敌人先遣部队31旅旅部及一个团。整个战斗只用了两个小时，不仅俘获了全部敌军及旅长李纪云，并将战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使进驻延安的敌人在数日之内找不到先遣部队的下落。我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为这次漂亮的胜仗，毛主席发出了嘉奖令。
就在3月25日，敌人约一个旅的兵力直奔延川县城北的拐峁。这里距清涧县城仅六十华里，而且是平川，似有奔袭清涧以截断我东去之路的意图。清涧县城是通往绥德到山西的交通要道。当时中央分析，敌人企图占领清涧县城，意欲切断我们去山西的道路，以便把我们围困在山沟里进行围剿。所以，当天夜间通知我，要立即布置和组织各单位迅速东进，在敌人占领清涧之前，绕过它北上，经过九里山，到石嘴驿及以东几里地的小山村枣林沟。接到命令后，我马上组织中央机关分几批撤退，首先用六辆吉普车把中央五位书记及其工作人员送到枣林沟，在路上只走了两个多小时；留下的人骑马，走了一天半；其他单位，如第三局等，走了整整三天。
我们到达枣林沟后， [4] 敌人仍驻在拐峁未前进。直到4月上旬，毛主席、任弼时转移到了靖边县青阳岔后，敌人依然停留在拐峁，没有东进占领清涧。这时主席分析，敌人不占领清涧的目的是给我们让出一条东去山西的道路，把我们赶到河东山西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吹嘘说他们在陕北获得了全胜。所以，无论战事多么激烈，主席一直留在陕北，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
这是毛主席领导艺术的高超之所在，是神来之举。
中央到枣林沟后召开了会议，决定组织前委、工委、后委。前委，即中央，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继续留陕北代表中央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工委，由刘少奇、朱德组成，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领导全国群运、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后委则由叶剑英负责，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
这次的中央会议，总结了这次行军的教训，决定精简中央机关，只留下最必要的人随前委行动，而将大部分人送到后委所在地。留下的同志按军事序列行动，代号为三支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到青阳岔后，为了保密，中央首长都用化名，毛主席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陆定一化名郑位。
会议还免去了我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决定由我陪同阿洛夫等到三交镇去，即后委所在地。在撤离延安时，中央就曾决定把阿洛夫、米大夫送到三交去，米大夫已先行去了三交。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对他们安全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坚持不要带他们行动，毛主席认为，尽管阿、米是医生，但人家会借口说洋人参与中国的内战，传到世界各国去影响不好。但阿洛夫对此不理解，一再坚持要跟着中央走，这也是我被免职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不去三交，更难说服他。
在撤离过程中，我们对他特别照顾，配备了相当强的军事保卫和工作人员，尽一切可能地为他提供了独立自主行动的方便。在战争年代的行军途中，汽车很少，只能骑马。鞍马劳顿，总有种种不便。阿洛夫对此一直不能谅解，并且表示出不满。他要求自己的待遇与中央领导同志相同，甚至还要超过中央领导同志，这使我很为难。一路上，他多次对毛主席说我对他不关心，把他丢了不管。在永坪（即刘家渠）时，他向毛主席说了我许多坏话，还无理取闹，引起毛主席的不快。因此，枣林沟会议再次决定把他们都送到后方去。此次决定后，阿洛夫没有再表示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