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主席历来很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5] 这是他的至理名言。他不但反复宣传，而且身体力行。早在中央苏区戎马倥偬，他做过多次调查，后将调查报告汇集成册，在延安出版。他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6] 他走到哪里，调查到哪里。重庆谈判归来后，他在柳树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就将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都跑遍了，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
我怕在安全方面出事，提醒他：“主席，这个地区不会有特务，但是对当地老乡的情况我们没有研究，也不十分清楚，最好不要到处走动。”
主席说：“难道我住在一个地方，连周围的情况都不能知道？”
毛主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和本事，实在令人敬佩。
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言必称希腊，夸夸其谈的作风十分反感。
我碰到这样一件事。主席很重视理论研究，希望有个人能在理论工作上做他的助手，就是说希望找一个对他的理论研究能起到帮助作用的人。中央党校推荐了一位同志。这个人是研究苏共、中共党史的专家，192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搞理论工作，是位饱学之士。
他从中央党校搬到杨家岭离主席不远的地方住下，但是主席只见了他一次面。情况是这样的：主席约他谈谈有关马列主义、联共党史等方面的问题，他却如同在党校讲课一般，不问情由，滔滔不绝，一套一套地讲得十分得意。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了，问：“《联共党史》你通读过了吗？”
他不明其意，回答说：“通读了三五遍。”
毛主席说：“我一遍也没有读过，只是将每章的结束语都读了。书，既要会读，更要会用。我没有通读，可是会用。你讲的这些离中国革命太远了。你讲的这些都很对，但对目前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没有解决。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好了，好了，你自己去吧，我这里容不下你。”
主席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指马、恩、列、斯）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7] 他很形象地说：“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 [8]
要做好调查研究，主席讲得好：“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9]
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返璞归真。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他们的窑洞像那时陕北一般穷苦人家的窑洞一样只有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这位杨家一做饭，满屋子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变成了烟黑色。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有三十几岁，不仅手很脏，连脖子都是黑油油的。他们看见毛主席走过，经常向他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屋前站站。他很有感触地对我说：“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看不起。”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自己对劳动人民感情的变化，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10] 每当我读到这段话，特别是最后几句“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备感亲切，毛主席在杨家岭沟口和老乡攀谈的神态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主席对我讲的那几句话又响在耳畔。
主席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主席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和主席在一起，每次同他谈话都像是上一堂生动的课，使人获益匪浅。
主席生活朴素、随便，能深入群众。他经常带着一两个警卫员，有时还带着女儿李讷，到处走走，到处看看，随便和群众攀谈。在延安时，无论他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在王家坪，逢年过节总是将左右邻居的老乡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在他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做到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因而老百姓自发地将他看成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称他为大救星。这种爱戴是发自内心的，是淳朴农民的心底话。
主席不仅尊重群众、向劳动人民学习，而且在党内作风民主，有一套工作方法。
我调到中办后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记录的任务很难完成，因为主席主持会的方针是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他常常不规定会议的中心议题，让大家随便发言，无论讲什么，他都耐心地听，从不打断。因而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大家都是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主席将大家的意见反复比较、吸收、消化，集思广益，有了成熟的意见后才拿出来。
主席在下面和我个别谈话时，常常讲讲他正在思考的问题，他的分析及打算，是比较随便的。只有形势、时局发展到了他所预想的程度时，他才将这些想法、打算拿到书记处会议上。一开始我不理解，时间长了我才明白：主席对我讲讲不成熟的意见，我不会传出去，也没有贯彻执行的任务。而过早地向书记处的同志讲，可能会影响大家的思索；另外，作为领袖应是一言九鼎，可是战争的形势千变万化，条件不成熟、想法不成熟就拿出来效果反而不好。这种做法并不是对人不可全抛一片心，而是留有余地，是出于高度的责任感。
从1940年我到主席身边，主席一连四五年常常提到邓小平1938年讲过的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现在回想，他常常提及是以此为鉴，提醒自己。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坏的可以变成好的，好的也可以变成坏的。时时警惕争取事物不向坏的方向发展，而争取向好的方向变化。
这些仅仅是主席领导艺术的高超之处，当然我的体会是浮浅的。
正因为毛主席来自人民，热爱人民，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我们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可以肯定地讲，我国不会在1949年10月获得彻底解放，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