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和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
为了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朱德于2月4日返回到莫斯科，聂帅和刘澜涛先期回国。中央派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驻苏大使）到莫斯科来同朱德一起出席苏共二十大，朱总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苏共二十大是2月14日至26日召开的。在会上赫鲁晓夫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莫斯卡托夫作中央检查委员会报告，布尔加宁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大会通过与上述报告的相应决议，以及关于修改苏共党章和草拟苏共新党纲的决议。五十五个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了大会。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关于通过议会的多数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法共多列士、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在祝词中也同意此种观点。以议会的多数夺取政权，这种观点是在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斗争中早已批驳过的错误观点。会议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贬低斯大林的功绩和历史作用，在米高扬的发言中比较突出。
在大会开幕前，我们已经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
2月6日，赫鲁晓夫和朱总谈话时，曾谈到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他说集体化在组织上、技术上很快解决了问题，但是粮食产量长期低于战前旧俄（1913年）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党的农民政策不对，斯大林认为国家已经给了农民土地就算是对农民最大的照顾，可以无穷尽地从农民身上挤出东西来，没有给农民在生产中必要的和可能的物质利益。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领导人不了解农民。斯大林除1928年到过西伯利亚农村外，再未到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中了解农村，其他政治局的领导人也是如此。
开会的前一天，赫鲁晓夫派负责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他曾担任过季米特洛夫的秘书，因此我们很熟悉）到中共代表团介绍二十大的议程和各国代表团的情况，并希望我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15日，朱德向大会祝词。他在祝词中介绍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展情况，他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革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2] 全体到会者再一次起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24日晚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整讲了一夜，25日东方既白时才结束。他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作秘密报告时，忘记了从1938年起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从1949年起他被调到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在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中，他应承担什么责任却只字未提。
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没有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他们事先对中共代表团解释说：我们对中共代表团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但对其他代表团就不一样了；因为其他代表团不列席这次会议，你们也就不便参加了。
赫鲁晓夫作完“秘密报告”后，立即把这个报告的速记稿送来了。大家看了以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朱德说：这讲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做客的。
邓小平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谭震林认为：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
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谭震林留在莫斯科治病。朱老总到苏联南方、高加索等地区游览访问，3月2日，到古比雪夫；随后到达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首都埃里温，3月7日，他抵达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
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人民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甚至引起了不满和愤怒，尤其在斯大林的家乡第比利斯的群众举行集会，反对赫鲁晓夫污辱斯大林。人群聚集在朱老总下榻宾馆的楼前广场上，要求朱德出面讲话，谴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朱老总只好站在阳台上，呼吁大家安心工作，遵守秩序。
朱德同志访问东欧六国，前后历时共约四个月。这次出访加强了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联系交流，把中国人民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我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苏联对东欧各国的领导人是严厉的，而对我们中国领导人却非常客气。我们在斯大林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讲，对不了解的事也可以问。斯大林和毛主席第一次会谈时，称我们为“先生”，我说不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个称呼我们听了很不舒服。斯大林马上就改称我们为同志了。有一次他们在文件上打错了一个字，我一向他指出，他马上就接受，立即改正。我认为斯大林是通情达理的，怎么可以说斯大林是阎王，是刽子手呢？他们在肃反中犯了错误，难道只要斯大林一人负责？！
当然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也是不对的。列宁一生厌恶别人对他恭维奉承、吹捧颂歌。在他五十寿辰时（1920年4月22日），联共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想为他祝寿，组织了一个晚会，请他莅临。他回答说：如果你们打算在聚会上歌功颂德，那我就不来参加。如果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回忆我们当年活动和斗争的史实，总结些经验，这是有益的。我就来参加。大家接受了列宁的要求，于是列宁出席了。在场的人只用鼓掌欢迎，没有讲过多的颂扬的话，列宁也表示满意。当时斯大林也在现场，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事后他也不止一次赞扬过列宁的这种美德。然而到30年代后期，苏联在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绩，这自然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在会议上，在群众集会中出现了对斯大林的颂扬，将所有的成绩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这种作法与日俱增。斯大林对群众和自己同事的态度、对自己的看法与过去发生了变化，结果出现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局。
28日，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同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会见，气氛热烈而亲切。其用意是要我们大力支持他。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我和邓小平一道乘飞机回国。在飞机上，我几次想同他谈谈对苏共二十大的想法和看法，但他一直表情严肃，默不作声，脑子里显然是在思考问题。气氛很沉闷，我也就不便讲什么了。途中，飞机在伊尔库茨克降落加油，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为了改变一下气氛，我们就便参观了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大水电站。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志就苏共二十大的有关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事后我才明白，小平同志为慎重起见，闭口不谈自己对“秘密报告”的态度，是要先听听中央的意见，看看毛主席的态度。
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
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迷信的自我批评。”“反动派以为他们现在是抓住了一个能够用来中伤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把柄了。可是，反动派毕竟是‘心劳日拙’的。”
文章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同时，文章也指出并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迷信，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是“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中央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是认识问题。
文章分析了个人迷信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个人迷信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为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文章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个观点后来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文章阐述了中共为了防止产生个人迷信而采取的措施，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和采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文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历史经验后，提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这篇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对斯大林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入情入理，并指明了方向，给人以鼓舞。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澄清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巩固团结，稳定队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4月4日下午5时，新华社将文稿交给我，要我当天夜里翻译完交稿。我组织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友好报》的八九位同志（其中有两三个苏联专家）翻译。为了赶进度，将文章分成八块，同时工作。我们一直干到第二天上午9时才译完，这时大家已头昏脑涨。我匆匆看了一遍全文，也未来得及与原文校对，于下午两三点交给了新华社。
文章译完后，我交给编译局的一位苏联专家看。他看完后说，这是批评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