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主持甄别工作
“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康生对于特务问题主观主义的估计和当时的一些重大斗争，也为党中央、毛主席所认可。张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传阅过，毛泽东也看过。王实味案也是毛主席认可的。1942年12月，毛主席在西北高干会上作报告说，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文化人，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时，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么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人就组织了五个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
但是，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的还是党中央、毛主席。
早在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康生，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康生不执行正确路线，仍然搞他的一套逼、供、信。
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我谈话。
毛主席看见我们就说：“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主席又问：“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我们说：“基本上没有错，个别的话，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在从城里保安处去枣园的路上，我和周兴还商量汇报什么内容，后悔没有带上材料。见面后没想到毛主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毛主席看出我们一时转不过弯来，就从江西苏区肃反讲起，开导我们。他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对此一无所知，摸不着头脑。而李克农、周兴都是过来人，他们不作声，一边听，一边点头。
毛主席见我不明其意，举了一个例子，说：“反AB团时，每个犯人也都有口供。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觉，悄悄地走到审问犯人的地方，用舌头将窗纸舔了一个洞，偷偷地看，看见审讯人员在上面栽了一个木桩子，比人高一点，顶上削得尖尖的，用麻绳把犯人的手指扎起来放在木桩上，让木桩尖端从扎紧的手指缝扎出来，这叫‘打雷公’。犯人疼得受不了，就承认是AB团，是反革命。把手放开了，又不承认了。如此反复多次（审讯人员正在搞逼、供、信）。我才知道了AB团是怎么来的。”
毛主席讲完后问我们：“你们有没有搞这一套的？”
我回答说：“没有。我不会审案子，总是审不出问题来。”
“审问犯人的是谁？”毛主席问。
“负责人是审讯科长叶运高 [7] 。他有办法，一审准能审出来。”我答道。
毛主席再次问道：“有没有这样审问犯人的？”
周兴说：“审讯科长是从江西来的。他在江西就搞过这一套。这些口供都是他送来的，但不知道是如何审出来的。”
毛主席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这句话给我的打击很大，无异是泼了盆冷水。
毛主席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的？”
李克农、周兴不吭声。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在苏联时见到的都是犯人为自己辩解，从没有主动讲自己是特务、叛徒的，因而说：“他自己讲自己是特务，怎么会自己污蔑自己呢？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毛主席仍说：“总而言之，我看不下去，像写文章、小说，不像是口供。你看完，觉得怎样？”他这是冲着我说的，我没有作声。他见我的思想仍转不过来，又问：“这些口供，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一句话、一个字是错的？”
我回答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主席听了我的话后，耐心地解释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犯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是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
周兴忙说：“审讯科长在江西打过人，在这里是否打过人，还不知道。”
毛主席让我们回去了解了解，并斩钉截铁地再次强调说：“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们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主席同我们从上午九点多一直谈到十二点，并留我们吃午饭。回来的路上，我同周兴边走边谈，原计划那天夜里要枪毙三个人，我说，应该赶快改变决定。
按照毛主席谈话的精神，我回来就同一位年纪较大的犯人谈了一次话。我问他：“所交代的材料是不是自己写的，真实不真实？”
我的话音未落，他就哭了起来。
这样，我才明白其中有假。又问他：“当时为何要写假口供，用意是什么？”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最后，我叫他把口供拿回去修改。他说，“我要它干吗，全是假的！”
从1944年4月以后，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一边甄别，一边平反。这个工作做得时间较长，大部分在七大以前甄别、平反完毕。有的一直拖到解放初。极个别人的问题一直未彻底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挨了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而这些同志已由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成为两鬓斑白的老人。在政治上审查干部，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使用逼、供、信的办法。这不仅是对干部本人负责，而且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是否能兴盛发达的问题。
对于“抢救运动”中的错误，毛主席在七大以前已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毛主席到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时是西北局和边区系统受审查的专员、县长集中学习的地方）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脱帽鞠了个躬。毛主席还说了一句：“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后来听说，毛主席在其他场合也作过同样的赔礼道歉。这使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许多受过冤屈的人都摆脱了精神负担，心情也舒畅起来了。
我们从枣园回到延安城里保安处后，周兴打电话向康生作了如实汇报。
原来，毛主席先找康生谈过，指出要纠偏，康生却置之不理，所以毛主席才直接找我们谈。康生为什么压住毛主席的指示，不向下传达呢？因为他正想借机准备整别的高级干部，如叶剑英，说他的夫人有特嫌。康生暗地里收集材料，抓住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弄成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他偷偷摸摸地干的，不敢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我曾对他说不要捕风捉影，他很生气，批评我将消息透露出去了。
毛主席对叶剑英很器重，多次讲过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毛主席有时还让我打电话给叶剑英，提醒他应该注意的事情。叶剑英非常尊敬毛主席，执行任何任务从不打折扣。
康生的做法与毛泽东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康生领导下搞肃反，就只怕没有口供（不分真假），有了口供以后，又最怕翻案。康生始终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从未作过检讨。相反，还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洗刷自己。这个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康生对“抢救运动”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平常就是两面三刀，挑拨同志间的关系。李克农因病休养后，他对我说，李的身体不好，你要准备做副部长代替他。另一方面又对李克农讲，师哲这个人有野心，想将你挤走等等。搞得我和李克农的关系很不自然。
刘少奇和王前夫妻间关系不好，康生则乘机讲王前不像样子，配不上刘少奇等等。最后刘少奇跟王前分了手。
康生很不喜欢我，认为我不听他的话。
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人，我说：“要有证据，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
他马上回敬我说：“你若认为他没问题，你就签个字。”
我不了解情况，当然无法签字。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军”，使你不好不执行他的意志。但是他碍于我在弼时处工作，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我很奇怪，他也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如此惧怕任弼时？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
任弼时在整风中两次向毛主席进言，对于甄别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岁月悠悠，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值得欣慰的是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关于潘芳、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198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的同志在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调查了众多当事人后在198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关于王实味的注释写道：“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对王实味一案的平反起到了实际作用。经过数年的努力，公安部终于于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历史终于恢复了到头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