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彭德怀
彭德怀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永不消失的印象就是：良师益友。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在延安杨家岭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室（窑洞）里，遇见一位陌生人；他同大家一样，身着一般干部服，虽然未戴军帽，也未佩戴“八路军”徽章，但一眼就可看出是一位英武威严的军事将领。他的雄姿与神采深深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一瞬间，在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了传统戏曲中关云长的形象。弼时向我介绍说：“他是彭副总司令，刚从前方回来。”彭德怀谈话不多，看得出他不大愿意多聊闲天。然而在短短的交谈中，使人感觉到他是一位沉着冷静、能够深入思考的人。
此后，我在弼时同志的院子里常常遇见他，多半是在午后休息时间里，有时他和弼时交谈或讨论问题，有时在一块儿下棋。我很不通走棋之道，但爱看别人在棋盘上厮杀。当我发现他们双方都是那么聚精会神、严肃认真地思考每步棋路，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对待“敌手”时，就又一次肯定了我在初次见到彭总时所形成的印象，而且当他们为了一兵一卒之得失，或走错一步棋子，竟要争执很久，就更使我意识到，这不是游戏中的一般争强好胜，而是革命者所具备的顽强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与毅力的表现。这种性格实在令人钦佩、仰慕。是的，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也为了胜利而坚持，顽强斗争到底，甚至对待一件小事也一丝不苟，认真对待，这不就是一个革命者、军事家、政治家所应具备的重要条件和素质么！我心里暗暗在想：“他的言行表现，不仅已为我树立了榜样，而且他一定会是我的一位良师。”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过去，在战争年代，人们习惯称呼我们的将军们为“某老总”。“老总”，这里面有很深的敬仰和亲昵的含义啊！当人们称彭德怀为“彭老总”时，他是接受了，从未因此责备过什么人，但我察觉到他心里对这个称呼并不太赞成。
有一次我同他议论这个问题，他这样说：“‘老总’这个词儿，是旧时代老百姓对所有当兵的、拿枪杆子的、无法无天的人的一种‘尊称’，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既不能知道，也不会称呼他们的军衔，又不敢问他们的姓名，叫错了，怕冒犯他们的淫威，所以使用了这个笼统而词意不通的‘尊称’，以免遭意外之祸。老百姓实在是聪明的。我们同志之间使用这个通用的旧称呼也没有任何贬意，可我是有名有姓的人呀，可以称名道姓嘛……”
这以后，我虽然照旧称呼他“彭老总”，也同样如此称呼其他的将军们，可是内心却深深感到，彭德怀思想境界里有一种令人钦佩的见解，反映出他思考问题非常细致和深入。
彭德怀有许多事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件使我最难忘的事，是他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的发言。
1943年10月间，彭德怀从前线太行山回到延安时，整风运动已进入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阶段。调他回延安，并非与此无关。 [1] 总之，回延安后不久，他就参加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为了便于分清是非、讲明问题，在王家坪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通过整风形式，总结、检查了若干军事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百团大战”的战略思想、战役中的成败与得失等等是与非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评价。
1945年5、6月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彭德怀作了专题发言，总结了八路军抗战的伟大成绩和几点经验教训，除谈到他个人方面的问题外，检讨了“百团大战”的得失，承担了责任。他敢于自我批评，不但严于解剖自己，问题谈得深刻，而且态度谦虚，严肃认真，既无矫揉造作之态，也无哗众取宠之心。一个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正视，勇于揭发，能够实事求是地说出心里话，这是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品格，实在值得我们青年一辈虚心学习。当时，我也确是第一次听到像他那样的负责干部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作的那样严格的自我批评。他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每个人对自己都必须经常进行一分为二的剖析，就像彭总一样严于律己，不断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并随时坚决地改正，不断鞭策自己前进。
他讲话的两天后，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的途中，我遇到了毛主席。于是我们边走边谈。
主席首先问我：“彭德怀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你听了没有？有什么认识、有什么感想？”
我诚心诚意地回答：“他的发言我注意听了，觉得还好，谈到实质性的问题，作了自我检讨，承认错误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的话还未讲完，毛泽东就不高兴了，说：“但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他是心悦诚服的。”
他这句话堵住了我的思路，我不知道如何才是。然而我心中却在盘算：一个领导干部，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前方总指挥，即使有了错误，而且也并非全错，现在对自己的思想已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且是在这样的大会上，向全党、全军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也就够可以的了。
大概主席从我的表情上察觉到了我的心思，于是又补充了两句：“此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这个话题没有再说下去，慢慢地转变了话题。
所以七大闭幕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继续批评彭总不是偶然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彭总已成为一个军事家，主席一直偏重于做宣传、农运工作，对军事并不很谙熟，从那时起俩人产生一些芥蒂。主席认为彭总高傲。有人说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提意见，如果不是彭总，也不是那种硬性方式，可能结局会不同于此。这话也不无道理。毛主席对彭总常常委以重任，并写诗称赞：“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解放战争期间彭总在西北独当一面，指挥一切。建国后，彭总率志愿军援朝，这都表明了对他的最大信任。
1945年时，我还担心，这样做，是否会影响彭总的威信？！其实不然，事实证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个人的威望，而是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尊崇。彭总又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七大一开完，人们就把这件事遗忘了。自然，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客观原因，就是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投降了，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投降了，而国内情况却更加紧张起来了。
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工作上的需要，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请张闻天、彭德怀两同志搬往枣园，同书记处的同志们住在一起，朝夕相聚，共商国是。这样，书记处的会议，大多也邀请张、彭两位参加。此后，形势日趋紧张，战事频繁，就在枣园设立了作战室，王政柱任主任，协助彭总在中央工作。
彭总搬到枣园后，我同彭总的接触、来往才多了。彭总为人耿直，心直口快，坚持真理，一心为革命。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才智过人，爱钻研问题，又爱学习，他常讲只要持之以恒，也可水滴石穿。
有一回，我们在果园散步聊天的时候，彭总给我讲了有关他在革命活动中经历过的两桩极其惊险的遭遇。
第一次是在1920年，他担任旧军队的代连长，部队的驻地有一恶霸，彭总为民除害，将此恶霸秘密枪决。事发后他被押到长沙。途中他使出全身力气，猛然挣脱，推倒了两边押解的人，撒腿跑掉了。押解的士兵从内心里同情他，向天放了几枪。
第二次是他在湘潭家乡时。一天，他的家突然被武装军警包围，而这时他正在家里，看来逃脱出去是不可能了。然而，车到山前必有路，正在他思索对付敌人的办法时，猛抬头，看见屋顶的大梁，于是立刻爬上去，紧缩着自己的身子，巧妙地隐蔽在上面。这时，三四个武装敌人推开房门冲了进来，吵吵嚷嚷搜索了一阵，环顾四周，空空荡荡，既无人迹，也无声息，一无发现，最后只得嚎叫着走了。
我当时听着，心头很紧张，替他捏了两把汗。
彭总接着说，这两次的脱险，都是侥幸而侥幸的事，虽然凭着一心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一切的精神，置生死于度外，然而这却不是克敌制胜的方法。要战胜敌人，说到底，必须拿起武器，和敌人斗争。
有一次，彭总在枣园同几个青年工作人员谈话，问他们的志向和抱负是什么？有的说，想继续学习；有的说，愿意做群众工作；有的说，如果能抓好一个县的工作，做出点成绩，摸出点经验来，也算不错了。
听了他们的回答，彭总又问：“谁去解放我们的祖国呢？为了解放国家，既要打仗，就会有流血牺牲；为了解放全国，就得从大处着想，你们都仔细思考过这些问题吗？”被彭总这一问，几个同志不免有些惭愧，因为大家确实都没有认真想过这些大问题。
有个同志回答说：“我们的思想太狭窄了，过多地从个人前途、爱好、兴趣和得失考虑问题，没有把革命和国家的大事摆在首位，这是错误的、不对的。”
彭总马上高兴地说：“你们有了这个认识，就是觉悟有了提高，那我同你们的谈话，也算有了收获，达到了目的。”这样简单的几句谈话，说明了彭总对青年同志的关怀和循循善诱的教导。彭总特别希望青年具有雄心壮志和埋头苦干的劲头儿，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勇敢战斗精神。
彭总对我们后辈抱着极大的期望，非常关怀和热情。有人曾说，彭总不喜欢小孩子，我却不以为然。他常常因工作忙，没有时间同小孩子在一块儿消磨时间，或者不善于引逗小孩子玩耍，可能是事实，然而他在杨家岭、枣园住的时候，他对当年的一些小孩子如任远、师乃博等，是经常注意和关怀的，事实上，他不仅对小孩子感兴趣，而且孩子们也给他增添了欣慰。记得每当傍晚，他出来到果园散步的时候，往往要我们把乃博抱出来让他看看，玩耍一会儿，逗着笑一阵，有时还要抱抱这个刚满两周岁的孩子。有一次他笑着说，他过去从未抱过小孩子，抱乃博还是第一次呢。
当谈到孩子们的发育、成长和对他们的教育时，我说，现在的孩子比起当年我们幼小时要聪明、活泼和调皮多了。彭总立刻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比他们的父母更聪明、更能干、更有作为些；他们应该比我们高强得多，这不只是我们的期望，而是一种规律。为了培养和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使他们的智力和体质大大超过前人，我们要努力为他们创造条件。
彭总搬到枣园后，1945、1946年阿洛夫主动找彭总谈过两次，请彭总介绍战局。当时我党正在同国民党谈判，是和是战，局势发展难以预料。所以彭总同阿洛夫谈得很简单，前后几个月，只谈了两次，每次都不超过二三十分钟。国民党进攻宣化店后，毛主席召开了中央会议，明确了坚决自卫反击的方针。
大约在1946年的初冬，彭总向阿洛夫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次全国各主要战区和各条战线上的基本情况：军事部署、军力对比、战略、战役意图以及若干部队的行动计划、已进行的各战役的结果与收获等等。彭总在军用地图前边，作了两个多钟头的介绍，这大概也是事先协商好的：苏方曾希望较多地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毛就委托彭作了一次较全面的介绍。重要的不是具体战役行动或战术方面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战略意图和总的谋略、战略思想和最终目标等方面的问题。他们（苏方）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彭总非常会讲话，他对阿洛夫说：前两次对你谈得较简略，可能没有帮你了解较多较全面的问题。因为那时对你还不甚了解。现在知道你是一位可靠的好同志，能保守机密，所以我才畅快地同你谈话。
听完了彭总的介绍后，阿洛夫对彭总的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也只是经过这次谈话后，他才真的弄清有关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等基本问题，以及国内战争形势的全面情况、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
阿洛夫满面笑容，想称赞、恭维和感谢彭总的时候，彭总截住了对方的话头，说：“我今天给你讲的，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他亲自考虑的战役与战略部署。我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下获得的。”
彭总的原则性和严肃而又谦虚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当时，一些外国记者来到延安，总是要宣扬原子弹的威力多么大，想以此来恐吓我们；有的人还借此说我们不能同国民党打仗，因为有原子弹的美国会帮助它，而我们只能向国民党求和。
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找彭总谈话，问彭总：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威力简直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
彭总以极其轻蔑的口气反问：“有这桩事吗？不知道。”
这位记者没领会彭总的意思，惊讶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彭总微笑着说：“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你的愚蠢，才是我真的不知道，甚至是没有料想到的……”
彭总作风艰苦朴素，要求自己严格是有名的。1946年到1947年期间，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面临着数十万蒋胡匪军大举进犯的形势。而我们西北野战兵团仅有两三万人，是敌人的十分之一。当时我军的物质条件也非常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决定性的大搏斗。彭总一再表示，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彭总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他指挥延安保卫战，抗击敌人的进攻，是在毛主席之后最后一个撤出延安的。他向东北方向走山路到青化砭，指挥青化砭战役。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证明我们可以在陕北坚持，胡宗南也是可以打败的。
临撤离延安之前，我为彭总专门配备了一个精干的警卫员小杨，他不仅有作战经验，而且会料理生活。彭老总也很喜欢他。
1947年3月，在最后撤离延安之前，我特意嘱咐小杨：“不仅要提高警惕，保卫好首长的安全，而且要从多方面关心照顾首长的生活，尽可能地保证首长吃好，睡好，休息好，尤其是彭总，他有胃病，而且经常要在前线活动，十分劳累艰苦，所以只要有可能、有机会，就要设法改善他的伙食，给他增加些营养，保证他的健康。”但是没有把话讲得太清楚，没有介绍彭总的个性为人。
转战陕北时期，我们坚壁清野，部队天天吃小米干饭。警卫员怕长此下去，彭老总的胃受不了，炖了一只鸡，端着给彭老总送去。没有想到彭老总神色严肃地问：“哪来的？”
“买的。”
“这是干什么？”
“改善一下生活……”
还不待警卫员把话讲完，彭总生气了：“不吃！拿回去。”
这位青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见彭总不高兴就将鸡端下去了。彭总仍天天吃他从大灶（战士灶）打来的小米干饭、白萝卜。警卫员恪尽职守，他想临来时组织上有过交待，彭总有胃病，一定要照顾好首长的身体，才能对得起组织，问过良心。过了一两个星期后，他又给彭总做了一只鸡端去。
这回彭总发了脾气：“你怎么又搞这一套！你干什么？！”（意思是你专给我找麻烦！）
年轻警卫员不太了解彭总的心思，十分委屈，申辩了几句。
彭总说：“你原来是从哪个部队来的，你还是回哪个部队去吧，我这里不用你了。”
那时的青年人个个争着上前线，一听到让他回部队，心想：“我这么关心你，照顾你，你还发脾气。既然要我走，我就走。”
他原来的部队正在山西某地打仗。他从陕北向东走，拟渡黄河，我向西走，在佳县境内的路上我们不期相遇。6、7月骄阳当头，那年陕北大旱歉收，庄稼长势不好。我很奇怪他为何向东走。他伤心地说：“彭总把我赶走了。”
他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最后很委屈地说：“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劝他：“原因很简单，彭总不愿搞特殊，彭总考虑更多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指战员，谁不辛苦，谁不劳累，谁无困难？！彭总认为，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只能过同样的生活，只能同甘共苦，不管自己有什么个人困难，都应当忍耐，克服；特别是负责干部，更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与生活细节，绝不容许自己与大家有任何不同、任何特殊的地方。不仅如此，作为领导者，他认为，在一切方面、一切场合都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都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来。”我又对他鼓励了一番，说他没有错误，只是方法欠妥。他听后，如释重负，高兴而去。
但我对这件事的深刻认识和真正理解是在那不久以后的日子。大约是1947年7、8月间，在陕北某地，王震旅长到我处来玩。我与王震很熟，常有交往，有时同居一室、共眠一床，情同手足，大家称他为“王胡子”，他也自称为“王胡”。我知道他转战陕北各地已大半年，打算做点可口的饭慰劳慰劳他。
他也不客气地说：“这个时期只有高粱、小米、缺油少菜，吃得人胃里发烧，太缺少脂肪，实在想吃肉了！”
我说：“你们天天在广阔的农村转，难道买不到一点儿鸡或羊肉吗？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将军立即回答我说：“嗨，彭总不吃嘛！”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极了，它替我打开了窗户，揭开了长期埋在我心里的谜。
从王胡子的话里，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命令。这首先就是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司令员生活简朴，旅长、师长们自然也不敢特殊化。彭总吃大灶，和战士们吃的完全一样。在战争年代，打仗行军，常常饱一顿饥一顿，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战士们却没有任何怨言，上下齐心，专一作战，能不战胜敌人吗？！
这就是无声命令的威力！
不仅吃饭是如此，就是衣着、举止、作风，彭总都是和群众打成一片。我在绥德郝家渠东北一个乡村里碰到一位军事干部，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10月中旬清涧战役 [2] 后，我们将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师长廖昂及其他军官和县长、专员等人从清涧、绥德往山西解押时，下午两三点钟走到清涧和绥德交界处有个平坝子，在河边有一棵大树，我们让俘虏们坐在树下歇息。这时遇到彭总从此地经过。
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面是一个青年军人，背着短枪，牵着马；后面数十步外走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已破烂得穿不住，用麻绳绑在脚面上，但走起路来稳健有力。
当时有一个挑水的农民在树荫下憩息。那位中年人笑嘻嘻地走近农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
农民一见是咱们自己部队的同志，自然同意，说：“你尽量地喝吧。”
那位同志随即俯下身子，就着桶沿狠喝了几口，随后又前进，追赶前面的警卫员去了。
俘虏们见中年人的一身军服和士兵毫无两样，甚至脚上的布鞋已磨破用麻绳捆着。但是，前边还有个牵马的走过去，而且中年人的风度也不像一般人。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心中正犯嘀咕。
这时，押解俘虏的同志有人认出彭总，互相小声地说：“看，彭总，那是彭总。”
这话被俘虏们听见了，他们立即站起来直身观望。
有的人竟惊恐地叫起来：“我们就是败在他的手下，当了他的俘虏，真可怕！”
更有人说：“完了！国民党完蛋了！非彻底失败不可，天有眼！天下哪有我们立足之地！”
古人讲过一段话：“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廉，廉生威。”这些俘虏们看到彭总的装束、举止自然明白国民党腐败，一定失败，共产党一定胜利，因而悲哀、懊恼、绝望！惊恐万状！
1947年，我们同彭总的住地有时相距不远，常见面，但却不曾有机会谈较多的话，更没有时间坐下来聊天。那几年，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紧张的，特别是彭总，肩负直接指挥大西北地区的全部战争的责任，具体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战略部署，需要深入思考，精确计算，准确判断，正确调配和部署，精细妥善而又明确地规定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的任务。彭总把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用在军事指挥上了。
西北地区较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次战役——宜川瓦子街的战斗 [3] 胜利结束后，人们都向彭总祝贺胜利，称赞战果辉煌。彭总回答说：“你们祝贺解放军，我表示感谢。这次胜利的确是重大的，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我感到有美中不足之处：我们打死了刘戡，而没有把他活捉住；我原来是想活捉他的。遗憾！”
1949年4、5月间，中央临时住在香山时，彭总从西北前线来到了北京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工作，并研究一些要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在周总理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阔别数年的彭总。他的朴素的衣着和疲劳的面容，说明他在辽阔的大西北地区转战和奔波的辛苦。谈话中，他说，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和青海，幅员广阔，地貌奇异，自然资源丰富，但基本上还是未开发的处女状态。他还叙说了许许多多奇特而珍贵的动植物，指出这些地方的形势和问题也都具有一种畸形的复杂性。当时敌人的武装力量还未完全被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势力更是远远未被肃清，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任务还很重很重。
讲完这段话后，就对我们先进入城市的同志提了些意见，指出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最后对总理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
总理很重视彭总这段话，并以赞许的口吻说：“讲得好，意见提得及时，很值得警惕，中央将会注意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既要打仗，消灭敌人，又要生产建设；既要接收好并学会做城市工作，又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把城乡两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
恰好这时又走进来一批同志，他们是从东北一些城市和石家庄等地来的，也是进城较早的一些人，于是也参加了议论。他们肯定说，进了城市以后，不知是因为工作关系，还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总觉得离群众远了，离乡村农民更远了，而且同志间的往来关系也和在延安时期大不一样了，见面的机会，交换意见的机会也都少了。回忆延安时期的工作、学习、生活，相互交往与互助合作的精神，同志间的团结友爱，以及互相关心照顾的真挚感情，大家都很向往。联系到毛主席向全党全国提出的关于学习延安时期艰苦朴素作风的教导，大家更认识到彭总刚才那段话的意义。
在基本上完成了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后不久，彭总又接受了中国人民的重大委托，担任了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指挥。
1956年9月，我有幸随同彭总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访问期间，彭总每到一处，都受到朝鲜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次，在马路旁边遇到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男子，他看见彭总，立刻站住，向彭总深深鞠了一躬。
彭总问他：家在哪里？做什么活计？
他回答：他本是平壤郊区的一个农民，原来在卫国战争期间，侵略者的炮火毁灭了他的家，只留下他和一个小男孩。说他们父子能活下来，多亏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是志愿军战士从弹坑里把他们刨出来救活的。
彭总无论是走上牡丹峰还是走在城镇街头，人们都把亲昵、热情、爱戴和感激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一天，我们到山间某湖畔的一个休养所里休息，一些青年女服务员都走出来向彭总问寒问暖，热情攀谈；大家一起回忆战争年代的破坏和苦难，谈起人民军与人民志愿军紧密合作，并肩战斗的情景，以及战后朝鲜人民在劳动党和金日成同志领导下，克服困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辉煌成就。由于彭总熟悉朝鲜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在三年战争中同朝鲜人民群众结成的深厚情谊，简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举止自如，同那些青年谈笑风生，诙谐戏谑，悠然自得，风趣极了。这说明，彭总和朝鲜人民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啊！
在和彭总多年的接触和相互交往中，使我对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尊敬他、爱戴他，相信他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始终忠心耿耿，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完全信任、坚决拥护的。我深深体会到，彭总胸襟开阔、正直、坦率、爽朗、公正，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忠诚老实。彭总对同志，总是关怀、爱护、鼓励。
他曾对我说：人必须有勇气，有朝气，有雄心壮志，有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有明确的目标，走正确的道路，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自强不息的品格。他极不喜欢人在困难面前低头，慑服，认输，后退。他说：“自暴自弃就是自我毁灭，自我背叛，是极其可耻的。”
彭总平常谈话不多，但他的话总是令人深思。有一次，他向我介绍了山东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胶东半岛在地理上对保卫京津、旅大、上海的重要意义。他说：不要把山东孤立起来只作山东来看待。胶东地区像我国美丽的大好山河的每处一样，都是伟大母亲身上的一块血肉。这些话虽然是在旅途休息中闲谈时说的，但却富有远见和启发性。我常常思索、揣摩这些话语中所包含的深远意义。
1978年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2月6日我获准离陕西扶风县回北京，当地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知道后，都来委托我和其他同行的同志到京后，如果见到彭总，一定替他们问好，告诉他：“我们都想念他！”
我十分犹豫不安和极其尴尬地接受了他们的委托。因为当时在场人很多，我不便多讲什么话，直待大家走后只留下一位青年时，我才对他说了实话。
当那位青年听说彭总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吃惊地呆望了我好长时间，他眼含泪花怀疑地问我：“哪儿来的这个消息，确实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
是的，这消息对他们是太突然太不幸了，对他们思想上、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太重了。但我不能不对他说明真相并告诉他，中央很快就会给彭总平反昭雪。
基层许多干部和群众都希望彭总健在，尤其在西北地区，当年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人很多，有的直接参加过战斗，有的抬过担架，转运过伤员，有的搞过交通运输，有的则送过情报，当过向导，带过路。总之，凡是帮助过解放军，支援过前线的人，他们回忆起自己当年的活动时，自然地联系到对蒋介石胡宗南军队的作战，以及自己家乡和整个西北的解放经过，也就自然地联系到西北地区的第一野战军及其指战员，特别是彭老总。我亲耳听他们讲过许许多多的战斗场面、歼敌故事，也听到过他们提出的无数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是谁直接指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北地区转战各方，消灭了占绝对优势的蒋胡匪军，解放了延安、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直到乌鲁木齐整个大西北的？解放后又是谁直接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击败了美伪侵略军的？很明显，他们这些问题都是向林彪、“四人帮”提出的质问，是对林彪、“四人帮”的诛伐和控诉。讲这些话，提这类问题的人并不都是干部，更多的还是劳动人民啊！
那时，人们常常带着怀念的情意和最美好的愿望谈论彭老总。有的说，彭总还在大三线指挥建设，有的说，他到南方去工作了，还有的说他在沈阳，各说不一，彼此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其实，大家之所以这样争论，主要是谁也不愿相信彭总已经离开了人间。直至12月6日傍晚，还是这样争论不休。
第二天，12月7日，组织上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即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谈到了彭老总去世的事。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的反响之大，震动人心之强烈，是难以形容的。彭总已经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消息对全国人民，尤其对西北劳动大众，简直是一声霹雷，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它浇灭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心愿和希望。唯一的、最大的安慰，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将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党中央对彭德怀同志全面公正的评价，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的心愿。
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同志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