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代表团在外地参观游览
赫鲁晓夫一行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后，在工作人员准备文件的空当，到华中、华东、华南各大城市参观游览。随团来华的中文翻译费德林不愿陪同前往，我将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谈了我的想法：我国的许多地方还没有接待外宾的丰富经验，没有人陪同是否有些不妥？于是我自告奋勇，担任他们的翻译。
赫鲁晓夫一行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同时，天空上有六架专机可供赫鲁晓夫随时调遣。他们乘坐的专列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停车和开车的时间、地点均由赫鲁晓夫决定。中央派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随车同行，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负责保卫工作。
火车在晨曦中驶入济南站。赫鲁晓夫本不打算在济南停留，但见济南是个大站，因而心血来潮，要求临时下车休息。我对他说，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市委的同志，我们是不是就不进城了。
赫鲁晓夫一下车就大发议论，对汪金祥说：你们的保卫工作做到家了，比我们的还好。车站上连一个闲人都没有，就连卖小吃的工人也看不见。
汪金祥解释说：我们并没有作这样的安排。这是因为时间还早，大家都还没有上班。
赫鲁晓夫不相信，认为我们是有意封锁消息。他们在车站上这边走那边看，转了两个多小时。
布尔加宁看到专车的押车员，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红黑的脸蛋，圆圆的脸盘，显得十分可爱，便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姑娘的脸，把姑娘吓得脸色都变白了。
我急忙走过去对布尔加宁说：“不要这样。”
布尔加宁不高兴了，说：“她比我的孙女还小。”
我忙解释说：“在中国，就是小孙女也不能这样，况且你并不认识她。”
苏联代表团到达上海后，赫鲁晓夫一行便到市区观光。他们溜马路、吃馄饨、进商店、逛公园。上海的青年人一看见他们就自动围上来欢迎他们。苏联客人们，特别是米高扬，极力想和群众接触，他和上海的青年们在马路上跳起舞来，将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一天，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陪同苏联客人们登船游览黄浦江。游船按计划向吴淞口开去，在船刚刚离岸时，赫鲁晓夫问：“这里的水有多深？”答：“水深三十米。”赫鲁晓夫一听，便毛骨悚然，要求返航。我和潘汉年都劝他到吴淞口看看，他执意不肯。主随客便，只好返航。
赫鲁晓夫一行还参观了上海的百老汇（今锦江饭店）。百老汇有二十层楼，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在大楼的顶层有苏联帮助建造、安装的雷达，赫鲁晓夫站在雷达旁边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代表团其他人都不大讲话，因为赫鲁晓夫为人粗鲁，讲话随便，谁都估计不到他见景生情会讲些什么。
在杭州，当地的同志以为苏联客人们至少会住上一天，于是为他们准备好了下榻的地方。而赫鲁晓夫的计划是绕西湖转一圈就走。在他们参观到“三潭印月”时，杭州的同志才知道他们并不打算留宿，于是把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送给他们，其中有石刻等艺术品。这些礼品虽然很重，但赫鲁晓夫也毫不推辞，如数收下，并让汽车司机将这些礼物先行送到火车站。
参观完毕，他们计划稍事休息就起飞，但杭州的同志已准备好了午饭。赫鲁晓夫说：不吃饭了。我劝道：你要尊重主人嘛！他同意了。
入座后，我向大家介绍用西湖的鱼烧制的鱼汤，它味道鲜美，味浓而不腻。赫鲁晓夫尝后大加赞赏，其他几位客人也喝了一碗又一碗（碗很小），非常满意。
刚到杭州时，苏联内务部部长谢洛夫不经与中方协商就下令改乘飞机到广州。
我顶了他一句：“主人是你还是我？”他不吭声了。我说：“这要经过组织安排，要事先告诉工作人员。”
赫鲁晓夫听到了我和谢洛夫的对话，当时，他没说什么。饭后，他便宣布坐飞机到广州。上第一架飞机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谢洛夫，上第二架的是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和我。
第一架飞机先起飞了。过了三十分钟，米高扬催我说：咱们赶快起飞吧。我说：你着急干什么！因而我们比第一架飞机晚到三十分钟。
陶铸在广州迎接赫鲁晓夫。他认为我会随赫鲁晓夫同机到达，因而没有带翻译。因语言不通，他们相见后比比划划，像哑巴打手势一样。最后只能相顾而笑，急得赫鲁晓夫坐卧不安。我们刚一下飞机，赫鲁晓夫就过来拉住我说，快救救我们吧！
苏联客人们下榻在沙面小岛上，环境幽静，风景优美，对面就是沙基惨案发生地。
赫鲁晓夫第一次到我国南方，椰子、杨桃等他都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陶铸教他们怎样吃，他们兴高采烈地一一加以品尝，乐不可支。
陶铸还请他们吃龙虎斗、龙凤斗，这些都是广州的名菜。龙虎斗是用蛇肉和猫（即果子狸）肉做的菜，龙凤斗是蛇肉加上鸡肉做的菜。他们听了陶铸的介绍，知道这两种菜中都有蛇肉，吓得不敢动筷子。福尔采娃和纳斯里金诺娃两位女宾竟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谢皮洛夫、亚历山大罗夫吃了一点。苏联人是从来不吃蛇肉的。他们既不知道蛇分为有毒和无毒两类，更不知道只要把毒牙、毒腺取出来，蛇肉就可做成美味佳肴。
在广州郊区，赫鲁晓夫十分仔细地参观了橡胶园， [3] 详细询问了这项生产的发展情况和前途，并同当地的干部就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的橡胶生产状况进行了交谈。
赫鲁晓夫一行是从广州经汉口返回北京的。在武汉，邓子恢接待了他们。中央指示邓子恢，对苏联代表团的活动不要特别组织，让他们自由活动。邓子恢同我商量怎样向代表团转达这个意思。我说：很简单，就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到哪里去，打一声招呼，我们派车接送，组织人陪同。
赫鲁晓夫在武汉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到江岸看长江。那年，武汉地区发生了洪灾，长江的水漫过江堤进了城。10月，洪水虽然退了，但市区街道上防洪用的沙袋墙随处可见。赫鲁晓夫见长江水势凶猛，就未坐船到武昌去，只听老工人介绍了“二七”大罢工的情况后就启程回北京了。
在旅途中，赫鲁晓夫曾谈到他想邀请中国参加东欧经互会组织，说这是沟通欧亚经济合作，互相协助、互相配合、互相发展和加速经济繁荣的渠道之一。他说：从欧亚各国的情况看，无论是经济结构、体系、发展条件及速度，还是具体要求和生活条件，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经济领域互相配合、互相协作的设想是好的，但在实际上应如何具体实现，目前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考虑。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看法，有机会很想同他交换一下意见。
我一回到北京，就把上述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后马上回答说：他这个想法不实际。他们同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困难很多，如果稀里糊涂挂上钩，将来的麻烦会不堪设想。
过了两天，赫鲁晓夫会见毛主席时，正式提出了他的那个想法。毛主席不容置疑地回答说：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听后，立即改变了腔调，完全否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具备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而且发展前途广阔。不像东欧那些小国，虽然有发展各项经济和工作企业的能力，却常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条件限制，如人力和物力资源、销售市场等，无法独立自主地大规模发展若干部门的工业生产，如汽车、航空、航海、大型机器工业。他们只能通过经互会的协作，进行平衡和调剂，互通有无，同舟共济。如果东欧各国都独立自主地发展各自的全套工业，用不了多久，产品就会充斥市场，互相竞争、互相排挤，从而使自己陷入不堪设想的境地。
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回国。途经我国东北时，他们进行了参观访问。访问的第一站是旅顺。在那里，赫鲁晓夫一行首先视察并看望了驻旅顺的苏军部队。
我们把赫鲁晓夫等人送到了旅顺口苏联海军基地。我对汪金祥说：他们到家了，咱们走吧。我们回到了大连，吃完晚饭后正在街上散步，忽见赫鲁晓夫一行的车队开了过来。我们马上为他们安排好了食宿。原来，他们在到了海军基地后，很长时间找不到人接待他们。赫鲁晓夫怒容满面，不得不回到大连找中国主人。
第二天，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才专程到达，陪同代表团观看苏联海军的海岸炮射击演习，参观海防炮位等。在这里，赫鲁晓夫发现他们的驻军纪律松弛、军容涣散，认为库兹涅佐夫对他不尊重。这也是他后来将库兹涅佐夫撤职的原因之一。
随后，苏联政府代表团在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10月16日乘专车从哈尔滨回国。
在回国的路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找机会同苏侨交谈，了解情况。一面坡是苏侨的集中地。火车在这里进站时，站上已集中了不少侨民。出于安全的原因，我嘱咐周围的同志不要让侨民接近赫鲁晓夫。但赫鲁晓夫下车后，径自走到侨民中间，同他们攀谈起来。侨民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头和老太太，都是劳动人民装束，这样我才放了心。苏联侨民异口同声地对他说：我们都是劳动者，怀念祖国，愿意回到苏联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苏联政府决定接收全体苏侨回国，并把他们安置在西伯利亚、中亚细亚等地区。
赫鲁晓夫行进在中长铁路线上时，看到北满沃野千里，土地十分肥沃，未开垦的处女地也很广阔，于是再次肯定了他南行时在飞机上与布尔加宁谈过的打算，即10月12日他在北京宣布的赠送给中国建立一个大型谷物农场所需的全套机器和装备。他之所以热心地帮助我们在东北大规模发展农业，其战略意图和根本目的是，要我们把整个北满变成粮仓，他们把苏联的远东地区建成工业基地，然后互通有无地进行物资交换。
10月17日早晨，我在绥芬河送他们出境。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期十九天的访问。其他还有许多问题，这里就不必多谈了。
注 释
[1]. 赫鲁晓夫（1894—1971），全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生于俄罗斯，1918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卫国战争期间任中将，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基辅保卫战。1953年9月3日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会上否定斯大林，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20世纪60年代，他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1964年10月，“被退休”，从此被迫淡出政坛至逝世。
[2].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毛泽东的态度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揭开了盖子，忧的是赫鲁晓夫做法过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
[3]. 广州无橡胶园，可能是香蕉园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