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见毛主席
我们从莫斯科起身时,共产国际为我们准备了两大箱食品,有奶油、乳酪、各种罐头、饼干、糖果、巧克力、烟、酒等等。在旅途中,恩来同志建议大家一概放弃西餐,改用中餐。他的建议自然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是久居国外的同志不解其意,觉得把这些食品带到延安去,岂不是把石头往山上背吗?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清晨,恩来同志亲自检查了食品箱,然后对我说:“把这两箱食品交给警卫员,转送到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敬爱的周副主席心里时刻想着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来同志高尚的品格。人们常说以小见大,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毛泽东。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年3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
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
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
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
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
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毛主席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毛主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这天,毛主席设宴祝贺张鼎丞新婚,恩来、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作陪。因而我结识了张鼎丞夫妇。
晚宴后,恩来陪主席、张鼎丞夫妇等一同到中央党校礼堂看电影。影片和微型放映机都是恩来从苏联带回来的,由恩来亲自放映,我在现场口头翻译,放映的影片是《列宁在1917年》(后译为“列宁在十月”)。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周恩来的胳膊不能完全伸直,只能写字、吃饭、梳头,因而苏联医生建议恩来多多活动受伤的胳膊。恩来以放映电影作为运动,常到各个单位放映从苏联带回的影片,我随他到了不少的机关。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