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见毛主席

我们从莫斯科起身时，共产国际为我们准备了两大箱食品，有奶油、乳酪、各种罐头、饼干、糖果、巧克力、烟、酒等等。在旅途中，恩来同志建议大家一概放弃西餐，改用中餐。他的建议自然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是久居国外的同志不解其意，觉得把这些食品带到延安去，岂不是把石头往山上背吗？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清晨，恩来同志亲自检查了食品箱，然后对我说：“把这两箱食品交给警卫员，转送到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地）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敬爱的周副主席心里时刻想着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来同志高尚的品格。人们常说以小见大，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毛泽东。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年3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

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

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

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

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

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

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毛主席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毛主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这天，毛主席设宴祝贺张鼎丞新婚，恩来、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作陪。因而我结识了张鼎丞夫妇。

晚宴后，恩来陪主席、张鼎丞夫妇等一同到中央党校礼堂看电影。影片和微型放映机都是恩来从苏联带回来的，由恩来亲自放映，我在现场口头翻译，放映的影片是《列宁在1917年》（后译为“列宁在十月”）。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周恩来的胳膊不能完全伸直，只能写字、吃饭、梳头，因而苏联医生建议恩来多多活动受伤的胳膊。恩来以放映电影作为运动，常到各个单位放映从苏联带回的影片，我随他到了不少的机关。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