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首次来华《实践论》的发表

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稍事休息，即着手准备《毛泽东选集》的编译工作。大约4月间，毛主席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到中国来帮助他进行这项工作。5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当然最后仍由毛泽东本人审查定稿；责成我同费德林一道建立和组织中译俄的工作。

抗日战争在重庆时，费德林就在苏联大使馆搞汉语翻译工作，后来兼任代办，因而他的中、俄文都很好。1949年1月底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后，要求各国使馆也随之南迁。费德林和大使罗申一同迁到了广州。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罗申和费德林就从广州回国。回国后，费德林仍在外交部工作。1949年夏刘少奇访问苏联时，费德林为维辛斯基当翻译，就在这时我们相识了。新中国成立后，费德林再次来中国，先替苏联专家组负责人柯瓦廖夫当翻译，1950年后升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毛选》编辑工作开始后，费德林向毛主席提出，要求长期留驻中国工作，但毛主席认为他还是以文化参赞身份帮助工作为宜，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班子组织起来后，我们很快就投入了工作。我遵照中央的指示，暂时撇下了手头的一切工作，离开机关，同费德林一道移驻香山，专心致力于《毛选》的翻译工作。开始时工作较顺利。陈伯达也常与我联系，把他们选编整理好的中文稿件送给我们翻译。至7月，就已积累了若干篇译稿。编录在《毛选》第一卷中的大部分文章，约有三分之二，已译成俄文。许多篇的中文稿件因毛主席还没有时间审定而未最后定稿。

7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后，就开始看稿。两三周后，尤金到香山看望我和费德林，我们经常联系。9月，中文稿件供应减缓，妨碍了翻译进度，自然也影响了尤金的工作。毛主席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月21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尤金在北京作了第一次讲演，题为“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刘少奇主持讲演会。

9月底，尤金访华时间将结束，但《毛选》编辑工作远未完成。毛主席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毛主席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作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0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主席：“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毛主席接到电报后，于10月11日批转刘少奇：“请为尤金组织去各地参观并讲演。在京四次讲演应办理完毕。”

随后，尤金到上海、杭州、广州、汉口、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他的讲演内容有：《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论苏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东欧和中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这些讲演稿均在12月上旬的《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

尤金在外地游览、讲学期间，我和费德林继续“攻坚”，突击翻译哲学论文《实践论》，大约于10月底完成。

尤金周游讲学回京后，我们给他看了《实践论》等译稿，并征求他对译文的意见。尤金读后，大感兴趣，赞不绝口。

大约11、12月间，尤金同毛主席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尤金首先说明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就他已阅读过的文章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也有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的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尤金所提意见不多，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并一再声明这是从为了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修改时参考。他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只是对一些十分明显的错处、文字表达方面的问题，或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的字句提出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至于《毛选》出版时，采纳了尤金哪几点意见，现在都记不清了。

尤金私下同我们交谈时，曾指出某某观点近乎于某某（指伯恩斯坦、考茨基或普列汉诺夫）的观点。

尤金极力推崇毛主席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述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同时他还建议把已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某理论刊物上。毛主席同意了尤金的建议。

尤金曾说过，他对中国的问题并不内行，但经过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后，增加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历史、理论、文学方面的知识。对中国的文章结构、文字表达方法也有所了解了，并感到十分新颖、奇特。所以在这次谈话快结束时，谈到尤金再次来华帮助工作一事，尤金表示回国度假后，能再到中国来，并希望携带家眷，能住较长的时间，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谈话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布尔什维克》杂志在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此文，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个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时候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

随后，《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广大苏联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这篇哲学著作。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践革命斗争中的意义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的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文章最后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一论文，广大的苏联科学界将带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 [1] 1951年1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译者只署名为费德林。

《实践论》在苏联发表后，得到很好的反响。毛主席对此很高兴。1950年12月28日，毛主席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他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评论文章分两天登报，并嘱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12月29日、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1951年1月上旬，尤金回国。回国前，毛主席在1950年12月31日晚在颐年堂请尤金及费德林等吃饭。随后看了戏。毛主席特地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作陪。

本来，《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要译成俄文提前发表的，但因主席未能最后定稿，影响了及时译出。毛主席一直在修改《矛盾论》。1951年3月8日，毛主席致函陈伯达、田家英，讲到“《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1951年10月《毛选》第一卷出版时没有收入这篇文章。到1952年4月1日《矛盾论》才公开发表，并收入同年4月10日发行的《毛选》第二卷。《毛选》再版时，《矛盾论》才由第二卷移入第一卷。

尤金走后，毛主席全力以赴考虑朝鲜战争的问题，无暇顾及选集一事，许多中文稿定不下来。我和费德林无事可做，毛主席令我陪费德林到各地游览参观。

2月7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周游了济南、曲阜、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井冈山、广州、长沙、湘潭、韶山、武汉、郑州、西安、延安、吴旗、石家庄、太原等地。3月31日回到北京，历时五十二天。各地负责同志同费德林谈话，并参观了工厂、农村，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劳动英雄、老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及曾同毛主席接触过的人交谈，一路还搜集了不少报纸、杂志及照片。费德林对这次旅行表示满意，认为这使他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较具体的认识。他的兴趣偏重于收集材料、写报道。他准备写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短篇报道。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周游祖国各地，我的收获或说这次周游给我的帮助就更大了。在所到之处我都看到，一方面是反动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惊心怵目的恶迹；另一方面是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在工厂、矿山、码头、铁路沿线，到处可见体格健壮、心情愉快、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人在辛勤劳作。在田野里，到处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互助组、变工队在新分到的土地上耕耘。妇女下地，这在我的家乡——陕西关中是向来没有的新鲜事物。在乡村到处可见土改的标语，“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农民对于土改是以极大的热情来拥护的。

在江西，我们在吉安地委书记李立的陪同下，上了井冈山。李立是永新三湾人，曾在井冈山区打过游击，对情况了如指掌，同群众关系很好，在路上经常有人同他打招呼，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款待。

井冈山山高林密，没有公路，只能骑马。有的地方是悬崖峭壁，只能牵着马小心翼翼地走过。村庄里还可看见残垣断壁，战争的痕迹处处可见，很荒凉，路上行人稀少。井冈山地区山多耕地少，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七分到九分田。打倒了地主，再也没有地主的盘剥，生活一定会好转的。农民们高兴地说：这次翻身搞得对，分了土地，烧了红契，领了地证，并且还镇压了恶霸、特务和土匪头子。不然，就是分了田，烧了契，领了证，还是放心不下的，担心日后还要把土地给人家退回去，更怕地主的报复、杀头。

在毛主席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我们访问了同毛主席熟悉的人，如井冈山的余绍清、柳辛林，长沙的盛庆生、邹树生，韶山的邹香庭，延安的杨步浩等。总而言之，这次出游，使我和费德林对毛主席的生平及其思想有了更高一层的认识。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的进行。

1951年4月，毛主席收到尤金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苏共希望我们给国际布加勒斯特基金组织捐款十五万美元的要求。据说，此组织设在罗马尼亚，其任务是将所接受的各国共产党给国际共运的援助，资助给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组织。周总理委托我转交过两次。1951年转交了十五万美元，1952年的数额只多不少，具体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件事总理让我亲自办理，所以我从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处取了钱就亲自送到了苏联大使馆。“文化大革命”时，有人因此揭发我“贪污”了多少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