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第二次来华

1951年7月下旬，在毛主席邀请下，尤金携夫人济纳依达第二次来华。他这次来华的任务有三项。一则到东北和华北各地向我们的干部作讲演，二则帮助我们的同志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工作，三则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的一些文章，并指导毛选的翻译工作。

尤金夫妇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陪同下，由林利担任翻译到各大城市讲学兼参观、游览。对这次旅行尤金是很满意的，回来后写了一封参观访问印象记式的汇报信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后，表示很满意，但对陆定一等流露出不满。说外国人出游回来还给他写信，报告其所到过的地方、所完成的任务、在各地的见闻以及给他们的印象等等，可是我们的陪同人员却一言不发，不知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关于这件事，毛主席讲过好几次，不知陆定一同志听说过没有。

9月，毛主席亲自安排尤金夫妇到青岛疗养，并给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写信，要求他们为尤金在济南、青岛各组织一次学术思想座谈会。

尤金第二次来北京后，住在景山后街。这是原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有花园、小游泳池，环境幽静。毛主席曾两次拜访尤金，交谈问题，完全把尤金夫妇作为自己的私人客人。

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他准备下午4时到尤金住处访问，要求我作好安排，并且到时去接他。可是当我去接他时，他正在勤政殿参加国务会议。怎么办呢？一位十分聪明、有经验的同志告诉我：“你到会议厅去转一下，如果他还没有发现你，那你就在旁边稍坐一下。”因为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无奈，我只得照此行事。毛主席一发现我走进会议厅，马上看了看表，就退席走出了会场。

我们到景山后街尤金家里时，他们早已作好了安排。尤金请来了路过北京的两位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作陪。这可以大大活跃谈话气氛，也减轻了尤金的一些负担。

但是，这次谈话的内容依然是哲学问题，以哲学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物理、生理学方面的现象，即原子、电子、中子、质子等。毛主席和尤金乐于此道，谈得十分欢畅，甚至在宴席上也没有改变话题。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则被高深莫测的哲学问题所慑服，简直插不上一句话，呆呆地听两位哲学大师侃侃而谈。

毛主席和尤金的往来较多，相互关系也日益密切。另外，尤金带来了夫人，这就便利江青经常出面。这时，江青往往代表毛主席说话，或以毛泽东的名义进行活动。每隔一两周，江青便出面组织、陪同尤金夫妇参观、游览、消遣，共度假日。如游览香山、卧佛寺、颐和园、长城等名胜古迹。每到一处都设法举行招待宴会。每隔若干时日就举办晚会，邀请尤金夫妇观赏京剧《野猪林》、《三打祝家庄》、《大闹天宫》、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中国古代传统优秀戏曲，以及现代歌剧《白毛女》等，并看过几部电影。因为尤金家里有台小型放映机。尤金有时也请毛主席到他家去看电影。

江青的招待显得大方、阔绰。其规模、开销往往数倍于招待其他的外宾。不仅如此，在这些场合，江青总是要使尽全身解数，显示她的“知识、才能、酌见”，以及她的权力、交际本领，同时还要尽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文明、慷慨大方和超群出众的人。这一切使得尤金夫人头晕目眩、神魂颠倒。他们不仅极其欣赏、羡慕江青的聪明、智慧，而且也十分钦佩、叹服她的气质、魅力。

1951年10月19日，尤金再次启程回国，他走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翻译工作业已完成，第二卷也基本上译完，第三卷已译了个别篇章。 [2] 这时，苏方建议把《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转移到莫斯科苏联国家出版局，由他们负责完成。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时间，加快翻译进度，免得转来转去。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即将由苏联国家出版局出版，他们对译文必然要负全部责任，所以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标准、要求、风格（文风）来进行翻译、校改、定稿。他们的解释是：必须保证苏联读者普遍能读懂，能比较正确地了解作者的原意。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苏联对出版物的要求是严格的。他们对一切作品，无论是文艺还是理论作品，也不论是谁的作品，一律都要求经过修辞专家审定，以使每句话都合乎文法标准的要求，既不仅对词汇、语法、修辞、文气要斧正，而且对标点符号也要一一修订，决不含糊。这些修辞专业人员对文法的正确性、准确性、完整性和纯洁性都要负起完全的责任。这是非常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952年苏联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轰动很大，引起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广泛注意。随后，苏联又翻译了第二卷。因为字数太多，分为两卷（即俄文版二、三卷）。俄文版的第四卷（即中文版的第三卷）是1953年12月出版的。

关于译者署名问题，毛主席曾问过我。我说《实践论》有注解，说这篇文章的译者是费德林。主席听后笑了，然后带着安慰的语气说，不必计较这些了！我说：主席，我根本没有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但是麻烦在后头。大约1954年或1955年，苏方向中方建议：中苏任何一方都可自由选译对方的著作、论文等文献，并一律由自方付报酬，而不向对方的作者、译者付酬。表面上是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作者、译者，很公平，其实是因为中国对著者、译者的稿酬太低，而他们的较高，他们怕吃亏而已。中方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也明白他们的用意何在。

应当指出，他们历来也没有给我们付过稿酬，虽然《毛泽东选集》俄译本译者中有我的名字。刘少奇不止一次关心地问我，苏方给的稿费是怎样分配的？并嘱咐必须保证凡参加过翻译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应得的一份。但苏方实际上没有给过我方一文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