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担任驻华大使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知道尤金颇得毛主席赏识，因而不顾一切地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

苏联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是罗申。罗申在重庆时是做情报工作的，同国民党、民主人士有来往。他担任大使后，约民主人士到使馆谈话。罗申说：今天的谈话要保密，不要告诉周恩来。民主人士当场不作声，回去就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和斯大林有约定，中苏两国互不保密，互相不作情报。周总理找罗申核实。罗申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回到使馆马上要求回国。第二任是潘友新，他虽是职业外交官，但健康状况不佳，体力不支，约于1953年3月间回国。继之而来的是库兹涅佐夫，他原在苏联全国总工会工作，对外交是外行。不久，也被调回国，随后由尤金接替。在苏共十九大上，尤金已当选为中央委员。

尤金接任大使后， [3] 本应住在大使馆，但他希望仍住在景山后街。我向总理汇报后，总理马上同意。这是很破例的。总理总是体谅他人，并尽力给予帮助。尤金受到外交礼仪的约束，同毛主席往来不像前两次来华那么随便，但是仍同毛主席谈论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自然，中心话题仍是哲学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尤金去拜会毛主席。谈完公事后，毛主席说，公事毕而后谈私事。把尤金留了下来，谈论哲学问题。这次主要谈的是现象与本质的问题。毛主席说：现象与本质有时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现象常常掩饰着本质，使人们不易洞察其真实面目。

尤金是个哲学家，自然十分乐意与毛主席谈论哲学问题。他写过不少哲学方面的论文，也著过不少哲学书籍。其中对我国影响比较大的是他与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此书1958年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出版。这本书在当时哲学界来说，是一本比较好的工具书。但是其中的错误也不少，有些还是难以原谅的差错。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有一天林利、潘克拉托娃约我一道去找尤金谈问题时，指出他书中有不少差错，并请他解释。

尤金任驻华大使期间，中苏两国政府来往函电很多。起初多由尤金直接转交毛主席。毛主席实在接应不暇，所以常常要尤金去找刘少奇、周恩来，或朱德接见，处理有关电函。

尤金是秀才挂帅，既不会办外交，又不善于处理国事，任职不久，就应付不了了。他实在不是这方面的人才。这位不懂外交的哲学家，书生气十足，也不懂经济建设，经常遭到苏方在华专家和顾问们的抱怨和责难。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知道这些情况，然而，我们还是支持他。在我党八大前后，我们总是支持他、照顾他的，但是并没有向尤金本人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当然，他对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是早已感觉到了的。赫鲁晓夫也了解了尤金的工作情况和对他的反映，但为了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而没有撤换尤金。1959年尤金任期满后才调回国，继续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尤金任大使期间，苏联专家全由阿尔希波夫 [4] 总顾问领导。毛主席首次访苏时，曾向斯大林提出要柯瓦廖夫重新来华工作，但斯大林对柯瓦廖夫不满意，认为他是一个技术干部，不懂政治，技术知识也不全面，答应给我们另外物色一个。这个人就是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于1950年来到中国，这个同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他本人是冶炼专家、工程师，担任过工厂的工长、车间主任、总机械师、乌克兰克里沃罗日耶市市委书记，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党的工作经验。到中国之前已担任了七年的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他的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他两次到中国，前后工作了八年之久。

苏联专家的名单原都放在我这里，后来来华专家人数增多，国务院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1950年，我将名单交给杨放之。我仍时常同阿尔希波夫见面，他常找我了解苏联专家工作情况及表现。一开始我如实地讲，后来发现，只要我讲了××专家不尊重中国同志，不久这位专家就被调回国了。此后我就不便轻易地谈及他们的问题。阿尔希波夫很尊重中国同志，他也这样要求苏联专家们。他时常同总理、副总理们打交道，相处甚好。1959年赫鲁晓夫下令将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阿尔希波夫回国后仍写文章赞扬中国、怀念中国和中国领导同志。他觉得他与中国同志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他认为同陈云同志等能谈得来，相互了解，有共同语言。他自己也给中国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老实话，至今不少同志仍怀念他。

毛主席对尤金是格外重视的。因为毛主席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1953年12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湘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落成典礼。

捷沃湘在东北时，高岗亲自作陪。高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同时高私下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非法活动。毛主席很快洞察一切，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此时毛主席正在杭州休养。捷到北京后不久，毛主席就邀请他和尤金到杭州会谈，并指定我陪他们去。1954年1月2日，我们离北京飞到上海，而后到达杭州。在杭州我见到上海公安局长王凡，在延安保安处时他是科长。我说：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来？他答：专门让我来保卫毛主席。

第二天，毛主席接见捷沃湘和尤金。稍事寒暄，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其实毛主席所说陕西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捷沃湘和尤金似懂非懂地听完谈话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两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我听到，对我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我要打倒毛主席。

这次谈话确实是极其出奇而不寻常的，使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在这期间，请他们参观了杭州丝绸厂，组织他们到各处观光、游览。捷沃湘在北京又受到了各式招待：参加晚会，观看京剧，游览市容，欣赏北京郊区风光，还参加了一些小型宴会。但他们仍然念念不忘地猜测和推敲毛主席讲话的涵义，总想找出这次谈话与他们的瓜葛在哪里。最后还是不得要领，不明所以。不知捷沃湘回国后是如何汇报的。不仅他们，就连我当时也是在五里云雾之中，什么也不清楚。

这次谈话是毛主席有意放的试探气球，也是他的锦囊妙计之一。毛主席是很自信的，在那段时间里，他找了不少人谈话。现在我才知道，1月7日毛主席已在修改决议案，筹备四中全会。

2月6日至10日，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主席在外地休假，没有回京出席全会。会议是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主持的。会议揭发了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和反党行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约在全会结束之前两三天，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在少奇家里召见了尤金。他们从傍晚一直谈到午夜12点以后，长谈数小时。谈话内容主要是向尤金介绍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即关于高岗反党问题的揭露、四中全会前后及四中全会上的整个斗争过程、高岗问题的实质（性质、内容）和处理方针，并说明对高岗的反党问题不作严肃认真的处理，对党是极其不利的，谈话结束时，周恩来把高岗的罪恶言行归结为十大罪状（原来是十二条罪行）。

尤金只是注意地听，既未作笔记，也没有提任何问题，只是在听话中间偶尔惊叹地说：“试想想”，“试能想得到么？！”“可笑之至，美男子！”如此等等。也可能这时他才明白了毛主席所讲的“秦灭楚”故事的真正涵义。

注　释

[1].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2]. 《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一卷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第二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发行，第三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发行。

[3]. 尤金于1953年12月出任大使，15日交国书。

[4]. 阿尔希波夫（1907—1998），俄罗斯人。1943至1958年任有色金属工业部副人民委员、副部长。从1950年起兼任苏驻华经济参赞，苏联专家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