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土改

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又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文件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要求“务必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 [16] 《指示》下达后，各个解放区都积极贯彻、执行，进行土地改革。即使国内战争爆发后也未停止，而更加加紧进行。

1947年5至6月间，我到陕北，在西北局、绥德地委帮助工作，主要也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我和地方干部深入到基层农村，到农民群众中了解情况摸底，以便更好地发动土改运动。可是出人意料，群众的兴趣并不大，他们说，已进行过几次土改了。早在红军时代就进行过土改。现在是战争年代，我们分了土地，敌人来了又会将分的土地收回去。另外经过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十几年的工作，老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不少新中农、新富农。这些人是由贫农分到田地、发展生产而上升的。他们对党的感情很深。群众认为没有必要再翻腾了。我到了几个地方，绥德、清涧、米脂等区、乡，情况大致相同。西北局根据这种情况提出复查的口号：抽肥补瘦，填平补齐。

《五四指示》中的许多规定是同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的情况相适应的。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战争大规模爆发之后，不少地主、富农站在国民党那边，组织还乡团杀害共产党员及土改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修改“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等政策。但是在晋西北等地土改的实际工作中出现“左”的倾向。这与康生有关。

康生在七大后主动要求到陇东地区搞土改工作。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康生回到延安，后经瓦窑堡到山西临县。晋绥分局派张稼夫陪同康生夫妇到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

这时，毛岸英也随社会部机关撤到山西临县。康生要毛岸英跟他一道去参加这项工作，说这对他（岸英）是一次参加实际工作、锻炼自己的最好机会，不应错过。毛岸英在苏联虽然已获苏军的上尉军衔，可是自知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因而对于任何一次锻炼的时机、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机会自然不愿错过，欣然同意了。他那单纯、善良的心怎么会想到康生的邀请是别有用心的呢？

康生虽然受到主席的批评，但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立场、态度仍然如故，旧习未改。他一到郝家坡就指责当地的土改不彻底，认为为党工作多年的基层干部是压制运动的大石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对封建势力打击不力。他提出“搬石头”的口号，又将肃反、审干那套逼供信的作法搬了出来。因为康生是“七大”的政治局委员，他的这一套观点、做法必然影响晋绥分局。晋绥分局在6月份的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就与康生有关。毛主席后来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这个口号。他说：“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于人民群众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17] 可是在同一个讲话中却表扬了康生，认为晋绥土改中纠正了先右后“左”的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康生在郝家坡帮助工作之下取得的。

主席对康生在整风中的表现是不满的，又批评晋绥在土改中“左”的做法，为何在此又表扬他呢？

1947年8月，我从河西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的总部，途经郝家坡，住了一夜。第二天动身时毛岸英送我走出村庄，边走边谈。他兴奋地说：这次参加土改，确实是一次绝好的锻炼机会，尤其在康生的指导下学到了不少东西，取得极其宝贵的经验，特别重要的是使他了解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康生真有经验，跟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顺便问他：是否给父亲常去信？

岸英答：差不多两周就给父亲写一封信，报告我在工作中学习，又在学习中工作的经验与心得，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康生的教导和指示下进行和获得的。康生有极其丰富的土改工作经验，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康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是很多的，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总之，过若干日我就给父亲写这样一封报告信，讲工作成绩，讲学习心得，讲康生对我的关心、帮助，以及我个人的体验、感受等等。

听了岸英的话，我心里明白了：康生谙熟做官之道，在此方面也用尽了心机。他回国后不久，令江青到主席处帮忙。1943年为了靠近主席，自己从枣园搬到杨家岭住。没料到江青嫌杨家岭吵闹，要主席迁到枣园。康生一直不愿搬走社会部在枣园门口的传达室。所以一个门口同时存在着中办和社会部的两个收发、传达室。抗战胜利后，康生又搬到枣园后面的新石窑里住。主席从重庆回来因病又离开了枣园，搬到王家坪桃林住。

1947年秋，康生从晋西北到了西柏坡，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康生调到山东分局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不久，从山东传来康生患病的消息。解放后，康生以治病为名住进北京医院。名曰疗养治病，实际上到处跑，搜集古董、陈字古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经常找陈伯达、田家英和我，因为我们都在主席身边工作，自然不肯放过拉拢的机会。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揭发后，他将自己发病的原因推到饶漱石的身上。说他受华东局书记饶的打击、迫害，以此为自己遮羞、洗刷，真可谓用心良苦，诡计多端。即使如此用尽心机，但他在八大也只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着实对他震动很大。于是他设法重起炉灶，钻到宣传部门。果然他又飞黄腾达起来。他的拿手好戏是把水搅浑，以便他容易钻空子，诬害好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因忙于指挥全国战争及行军作战，并不很清楚在地方上土改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康生在全国土改会议上介绍了他在山西的经验，影响了会议，导致土改中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大石头”，斗争村、区等基层干部，不讲政策，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等现象。

9月，毛主席迁到神泉堡后，环境稍为安定，才有时间考虑土改问题。毛主席和葭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谈话，当时张俊贤也住在神泉堡，与我同住一个窑洞。毛主席对他说：平均分配土地就是要平均，如同地上铺的方砖一样平平整整，公平合理。

这位县委书记回来对我说：毛主席给我出了一道难题。陕北沟沟峁峁很不平，各地的土质、肥瘦也完全不同，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如此平均公正。而且已经过土改的群众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不愿这样做。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做到。我在乡村搞过土改，知道农民对重新土改不感兴趣，我们宣布召集开会，他们迟迟不来；到了九十点钟才来到会场；来了之后有的躺着，有的一个挨一个靠墙坐下，不一会儿，酣然入睡。根本没有听到我们讲什么。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我劝张俊贤说：主席的用意是好的，你主要从整体上领会他的精神，他是针对全国情况而言，并没有要求你非这样做不可，有机会可向他多介绍些陕北的实际情况。

后来中央逐渐发现了晋绥等地土改中“左”的错误。

任弼时，由于毛主席指定他分管土改工作，他不仅研究文件，而且向山西来的干部进一步了解情况。如绥德地委书记张邦英是从晋西北回到陕北的，就认为陕北土改搞右了。任弼时发现了问题，找他谈话，让他写材料，才了解到晋西北按照康生的办法搞得乱七八糟。安子文的岳父刘少白先生虽是地主，却是开明绅士，同我党合作多年，表现也不错，担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副议员，也未能幸免。任弼时还将晋绥的负责人李井泉等找到杨家沟谈话。

任弼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决定采取措施纠“左”。毛主席委托弼时研究并起草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文件。于是任弼时开始重新修改——实际上是重写《土地法大纲》。少奇讲过，1947年秋他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大纲》是决定彻底平分土地，而且没有规定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之间的政策。 [18] 任弼时身体不好，抱病工作。他从1947年10月在神泉堡时就开始写，中央搬到杨家沟后他继续在写。那时他住在与杨家沟相距十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钱家河。我曾去看过他。他住在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养病，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聚精会神地搞好这个土改文件。

自11月至12月底，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19] 并提出土地改革总路线和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掌握的两条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20] 在杨家沟，恩来、弼时都对土改中“左”的偏向发表了意见，毛主席都采纳了。

会议最后就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及一般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的应定为中农；对开明绅士应有适当照顾，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在斗争策略上应有区别；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要经人民法庭审判判决，坚决不多杀、不乱杀，反对肉刑，不要动手打人。这一决定后来由毛主席总结，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这个决定不仅详尽阐明了十二月会议的决议，而且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 [21]

1948年1月12日，弼时受中央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弼时对如何划分农村阶级、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等问题，以及对工商业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政策、打人杀人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任弼时说：“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22] 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作为我党指导土改的政策依据。

后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断征询各地工作人员的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指示。

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倾错误、将土地改革纳入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夏秋之交在西柏坡，有一次，毛主席和贺龙在一起吃饭（我也在座），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说：“土改”中出现过“左”的偏差，不应当提出消灭富农。

贺龙不假思索地说：“这有多少差别？顺便解决了它不好吗？”

毛主席稍停了一下，说：“你就那么革命，我就不革命，那么喜欢富农？‘左’了就是‘左’了，不对就是不对嘛！”过后贺龙认真地想了想，承认他原来的看法不对，而且找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而主席也的确原谅了他。

这虽然是件小事，却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领袖人物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承认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博大胸怀和光明磊落的精神。

注　释

[1]. 杨步浩是延安著名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当时是柳树店乡乡长。

[2]. 1942年大生产运动开始，每人每年交一定数量的公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也无一例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公粮任务，由劳动模范们争相代耕。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76—1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21日由徐家沟到子长县的高家 ，24日到任家山，25日到王家坪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77—1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28日到枣林沟。

[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31日离枣林沟，经田庄到子洲邱家坪。

[6]. 周恩来于1947年3月29日或30日离开枣林沟赶赴三交。中央于30日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工委。

[7]. 1947年8月1日正式任命周恩来为总参谋长。

[8].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0—12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是6月8日离开王家湾，9日到小河，10日到天赐湾。

[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是6月16日离开天赐湾返回小河。

[11]. 1947年6月27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李井泉，“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

[1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9—12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准备会议于1947年12月7日召开。

[14].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8—38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 同上书，第1268页。

[22]. 《任弼时选集》，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