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土改

为了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又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文件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要求“务必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 [16] 《指示》下达后,各个解放区都积极贯彻、执行,进行土地改革。即使国内战争爆发后也未停止,而更加加紧进行。

1947年5至6月间,我到陕北,在西北局、绥德地委帮助工作,主要也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我和地方干部深入到基层农村,到农民群众中了解情况摸底,以便更好地发动土改运动。可是出人意料,群众的兴趣并不大,他们说,已进行过几次土改了。早在红军时代就进行过土改。现在是战争年代,我们分了土地,敌人来了又会将分的土地收回去。另外经过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十几年的工作,老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不少新中农、新富农。这些人是由贫农分到田地、发展生产而上升的。他们对党的感情很深。群众认为没有必要再翻腾了。我到了几个地方,绥德、清涧、米脂等区、乡,情况大致相同。西北局根据这种情况提出复查的口号:抽肥补瘦,填平补齐。

《五四指示》中的许多规定是同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的情况相适应的。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战争大规模爆发之后,不少地主、富农站在国民党那边,组织还乡团杀害共产党员及土改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修改“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等政策。但是在晋西北等地土改的实际工作中出现“左”的倾向。这与康生有关。

康生在七大后主动要求到陇东地区搞土改工作。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康生回到延安,后经瓦窑堡到山西临县。晋绥分局派张稼夫陪同康生夫妇到临县郝家坡参加土改工作。

这时,毛岸英也随社会部机关撤到山西临县。康生要毛岸英跟他一道去参加这项工作,说这对他(岸英)是一次参加实际工作、锻炼自己的最好机会,不应错过。毛岸英在苏联虽然已获苏军的上尉军衔,可是自知对中国国情不甚了解,因而对于任何一次锻炼的时机、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的机会自然不愿错过,欣然同意了。他那单纯、善良的心怎么会想到康生的邀请是别有用心的呢?

康生虽然受到主席的批评,但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立场、态度仍然如故,旧习未改。他一到郝家坡就指责当地的土改不彻底,认为为党工作多年的基层干部是压制运动的大石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对封建势力打击不力。他提出“搬石头”的口号,又将肃反、审干那套逼供信的作法搬了出来。因为康生是“七大”的政治局委员,他的这一套观点、做法必然影响晋绥分局。晋绥分局在6月份的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就与康生有关。毛主席后来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批评了这个口号。他说:“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于人民群众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17] 可是在同一个讲话中却表扬了康生,认为晋绥土改中纠正了先右后“左”的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康生在郝家坡帮助工作之下取得的。

主席对康生在整风中的表现是不满的,又批评晋绥在土改中“左”的做法,为何在此又表扬他呢?

1947年8月,我从河西到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的总部,途经郝家坡,住了一夜。第二天动身时毛岸英送我走出村庄,边走边谈。他兴奋地说:这次参加土改,确实是一次绝好的锻炼机会,尤其在康生的指导下学到了不少东西,取得极其宝贵的经验,特别重要的是使他了解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康生真有经验,跟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顺便问他:是否给父亲常去信?

岸英答:差不多两周就给父亲写一封信,报告我在工作中学习,又在学习中工作的经验与心得,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康生的教导和指示下进行和获得的。康生有极其丰富的土改工作经验,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康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是很多的,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总之,过若干日我就给父亲写这样一封报告信,讲工作成绩,讲学习心得,讲康生对我的关心、帮助,以及我个人的体验、感受等等。

听了岸英的话,我心里明白了:康生谙熟做官之道,在此方面也用尽了心机。他回国后不久,令江青到主席处帮忙。1943年为了靠近主席,自己从枣园搬到杨家岭住。没料到江青嫌杨家岭吵闹,要主席迁到枣园。康生一直不愿搬走社会部在枣园门口的传达室。所以一个门口同时存在着中办和社会部的两个收发、传达室。抗战胜利后,康生又搬到枣园后面的新石窑里住。主席从重庆回来因病又离开了枣园,搬到王家坪桃林住。

1947年秋,康生从晋西北到了西柏坡,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后,康生调到山东分局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不久,从山东传来康生患病的消息。解放后,康生以治病为名住进北京医院。名曰疗养治病,实际上到处跑,搜集古董、陈字古画、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经常找陈伯达、田家英和我,因为我们都在主席身边工作,自然不肯放过拉拢的机会。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揭发后,他将自己发病的原因推到饶漱石的身上。说他受华东局书记饶的打击、迫害,以此为自己遮羞、洗刷,真可谓用心良苦,诡计多端。即使如此用尽心机,但他在八大也只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着实对他震动很大。于是他设法重起炉灶,钻到宣传部门。果然他又飞黄腾达起来。他的拿手好戏是把水搅浑,以便他容易钻空子,诬害好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因忙于指挥全国战争及行军作战,并不很清楚在地方上土改中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康生在全国土改会议上介绍了他在山西的经验,影响了会议,导致土改中出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大石头”,斗争村、区等基层干部,不讲政策,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等现象。

9月,毛主席迁到神泉堡后,环境稍为安定,才有时间考虑土改问题。毛主席和葭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谈话,当时张俊贤也住在神泉堡,与我同住一个窑洞。毛主席对他说:平均分配土地就是要平均,如同地上铺的方砖一样平平整整,公平合理。

这位县委书记回来对我说:毛主席给我出了一道难题。陕北沟沟峁峁很不平,各地的土质、肥瘦也完全不同,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如此平均公正。而且已经过土改的群众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不愿这样做。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做到。我在乡村搞过土改,知道农民对重新土改不感兴趣,我们宣布召集开会,他们迟迟不来;到了九十点钟才来到会场;来了之后有的躺着,有的一个挨一个靠墙坐下,不一会儿,酣然入睡。根本没有听到我们讲什么。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我劝张俊贤说:主席的用意是好的,你主要从整体上领会他的精神,他是针对全国情况而言,并没有要求你非这样做不可,有机会可向他多介绍些陕北的实际情况。

后来中央逐渐发现了晋绥等地土改中“左”的错误。

任弼时,由于毛主席指定他分管土改工作,他不仅研究文件,而且向山西来的干部进一步了解情况。如绥德地委书记张邦英是从晋西北回到陕北的,就认为陕北土改搞右了。任弼时发现了问题,找他谈话,让他写材料,才了解到晋西北按照康生的办法搞得乱七八糟。安子文的岳父刘少白先生虽是地主,却是开明绅士,同我党合作多年,表现也不错,担任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副议员,也未能幸免。任弼时还将晋绥的负责人李井泉等找到杨家沟谈话。

任弼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决定采取措施纠“左”。毛主席委托弼时研究并起草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文件。于是任弼时开始重新修改——实际上是重写《土地法大纲》。少奇讲过,1947年秋他主持制定的《土地法大纲》是决定彻底平分土地,而且没有规定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地主与富农、旧富农与新富农之间的政策。 [18] 任弼时身体不好,抱病工作。他从1947年10月在神泉堡时就开始写,中央搬到杨家沟后他继续在写。那时他住在与杨家沟相距十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钱家河。我曾去看过他。他住在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养病,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聚精会神地搞好这个土改文件。

自11月至12月底,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了“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 [19] 并提出土地改革总路线和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掌握的两条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20] 在杨家沟,恩来、弼时都对土改中“左”的偏向发表了意见,毛主席都采纳了。

会议最后就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及一般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的应定为中农;对开明绅士应有适当照顾,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在斗争策略上应有区别;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要经人民法庭审判判决,坚决不多杀、不乱杀,反对肉刑,不要动手打人。这一决定后来由毛主席总结,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这个决定不仅详尽阐明了十二月会议的决议,而且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 [21]

1948年1月12日,弼时受中央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弼时对如何划分农村阶级、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等问题,以及对工商业政策、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政策、打人杀人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任弼时说:“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22] 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作为我党指导土改的政策依据。

后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断征询各地工作人员的意见,认真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指示。

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倾错误、将土地改革纳入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夏秋之交在西柏坡,有一次,毛主席和贺龙在一起吃饭(我也在座),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说:“土改”中出现过“左”的偏差,不应当提出消灭富农。

贺龙不假思索地说:“这有多少差别?顺便解决了它不好吗?”

毛主席稍停了一下,说:“你就那么革命,我就不革命,那么喜欢富农?‘左’了就是‘左’了,不对就是不对嘛!”过后贺龙认真地想了想,承认他原来的看法不对,而且找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而主席也的确原谅了他。

这虽然是件小事,却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领袖人物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承认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的博大胸怀和光明磊落的精神。

注 释

[1]. 杨步浩是延安著名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当时是柳树店乡乡长。

[2]. 1942年大生产运动开始,每人每年交一定数量的公粮,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也无一例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公粮任务,由劳动模范们争相代耕。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76—1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21日由徐家沟到子长县的高家 ,24日到任家山,25日到王家坪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77—1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28日到枣林沟。

[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31日离枣林沟,经田庄到子洲邱家坪。

[6]. 周恩来于1947年3月29日或30日离开枣林沟赶赴三交。中央于30日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工委。

[7]. 1947年8月1日正式任命周恩来为总参谋长。

[8].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0—12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是6月8日离开王家湾,9日到小河,10日到天赐湾。

[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3卷,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毛泽东是6月16日离开天赐湾返回小河。

[11]. 1947年6月27日,毛泽东致电贺龙、李井泉,“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

[1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9—12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准备会议于1947年12月7日召开。

[14].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8—38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0].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 同上书,第1268页。

[22]. 《任弼时选集》,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瓦解敌军从陕北经西柏坡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