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吐积郁

在大会结束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散会后我刚回到家，就被突然叫到政协礼堂的小会议室（八大主席团的临时餐厅）。我走进餐厅，只见杯盘狼藉，剩菜剩饭堆放满桌，只有毛泽东、米高扬、马列三人围坐在桌旁，正在谈话。我向他们致意后，就坐在一旁。

马列忽然问我：“盲动主义”这个词怎么译？

我向他解答了。蓦地，主席回过头来，要我继续翻译。本来我想说，让马列继续翻译，我从旁协助。但我发现谈话气氛有点异乎寻常，而且从主席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似乎有不寻常的话要谈，所以我没有讲出口来。

我到达时，毛主席正谈到我党各个时期的斗争、关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和各种不正之风给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党的正确路线的干扰与冲击、对正确的同志进行的打击等等。我就是接着这样的话题翻译下去的。以后的话题不时涉及国际方面，包括苏联在内。谈话中，毛主席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毛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老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较长，因而它给党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最大。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组织以及党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也遭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初撤离上海，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

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另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正确领导，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损失，最后不得不丢开了革命根据地，跑了二万五千里。敌人教育了我们党员中的顽固分子。挫折和损失才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符合实际的话，对革命有益的话，过去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把耳朵拉得长长的，只听外国的话，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也不愿倾听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和劝告了。

听不进正确意见，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的愚昧无知、一味盲从、只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同时也夹杂着许多不正之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而后者（指经验主义）又作了前者（指教条主义）的俘虏，实际上起了帮凶的作用，亦即起了削弱党的战斗力的作用。

我们党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在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上，不仅要对付强大、狡猾而凶恶的中外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与反动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与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愚昧无知作斗争，不断端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和代价。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愎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这种盲从行为的责任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负，而应由我们自己负责。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这确实是幼稚无知的表现。

披虎皮，拉大旗，借以吓人，是另一种幼稚无知的表现。对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不加以注意、不加分析、不加思考，并且还要从中找出所以然来。空吼空叫、虚张声势、讲大话、借势凌人等等也都是幼稚无知的表现。这些幼稚无知于实际毫无补益，只能贻害无穷。他们简直不懂得干革命是要老老实实、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来不得半点虚假，才能做出成绩、获得成功。一切浮夸、说大话、弄虚作假，都是有害无益的。

但是，当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这些弱点，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就可以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也是在实践中付出了高昂代价后而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更可贵的是现在人们开始懂得了这点，重视了这点。这真是用血汗换来的，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收获。固然，要革命就难免有牺牲。但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无知和主观上的种种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即本来可以避免，而仅仅由于自己的疏忽、盲目轻信而使革命蒙受的重大牺牲，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心里感到特别沉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这些教训和经验是不能不予以认真检查和总结的。只有对以往走过的道路、所遇到的事件、所犯的错误或成功作个认真负责的检查和总结，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对革命才会有益，才有助于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毛主席讲了很长一段大道理。米高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看法，而只是认真地倾听。他究竟听懂了多少，明白了多少，无从知晓。不过我想，米高扬从毛泽东的一些用语和措词上，如“老子党”、“儿子党”，“一方发号施令，另一方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往往危言耸听，借以吓人”，以及“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气，有气无处出；现在就要出气了”等等，总可以体会到什么的。可以肯定，对毛泽东谈话的基本精神，米高扬还是能够领会的。但是，我估计，他既不深知我们两党之间往来关系的历史，也未认真读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这次谈话的内容和所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自然是毛主席早已筹思好了的。遗憾的是，我在思想上、精神上事先毫无准备，只是在谈话中才揣摩、体会其语意之所指。这次谈话的具体时间是1956年9月下旬，亦即在1956年4月5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又在1956年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前。我想，这两个文件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联系起来，推敲和探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情况，以及他当年所关注的问题。

写到这里，我想起19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一再地想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谈他的心事，或者说是内心的积郁吧，但都没有如愿。这回同米高扬的谈话很可能包括了他原来想对斯大林、莫洛托夫讲的若干内容。

我党八大同1954年五周年国庆的时间相距并不远，仅仅两年。但是这两年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政治气氛因此发生了很大、很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而且也影响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