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国未成

自1930年起，我一直向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1931年夏季，我利用到南俄休养路过莫斯科的机会，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再次要求回国。同我谈话的是负责办理回国手续的工作人员拉祖莫娃和魏金斯基 [1] 、马季亚尔。他们都同意我回国，让我回国后直接到苏区找贺龙，留在贺的部队中工作。并要我先去南俄休养，回来就办手续。

大约7月初，我从南俄回到莫斯科，立即办好了一切手续，等待回国。在这期间，我有时住在王友直岳母菲拉托娃·妞拉家中，虽然房间狭窄，但受到她们热情款待。一天下午，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通知我不要外出。傍晚时分，果然有一位工作人员乘车来接我。上车后，我看到了王占元（山西万泉人，曾在工程兵学校学习）和另一个同志札伊罗夫（我忘记了他的中文名字），他是四川人，军政大学学员。我们登上开往海参崴的火车时，只有武止戈的妻妹马露霞小姑娘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当时，苏联发生大饥荒，经济十分困难，物资匮乏。一路上我自告奋勇为大家采买食品，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生活上的需要。车经新西伯利亚车站时，我电请科长鲁托明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二件衣物和一些食品。事后证明我这样做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回国，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而且也招致了我被调回莫斯科的后果。

8月间到达海参崴后，我们住在离市区四十里以外的海洋站的一个招待所里，等待回国的海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从所长到招待员全部都是中国人，专门接待过往的中国同志。像这样的招待所在海参崴还有好几处，都相隔不远。

在我们等船期间，不断有从莫斯科来的准备回国的人。其中有：黄文杰（广东人，后在长江局组织部工作，病逝于重庆中共南方局）、河南人齐某和一个女性费侠。费侠是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中山大学学生、青年团员。据说她的学习成绩不错，人也较严肃。她是招待所住宿中的唯一的女性。她回国后，脱离了革命，嫁给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

1931年上半年，由于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大批同志被捕，地上交通线、接头地点等都被敌人破坏，通讯联系被迫一度中断。我们虽然归心似箭，也只能耐心地等待着。在招待所，大家感情融洽，相处甚笃，也不算寂寞。我们有时上街采买，有时下海游泳或到山林中采蘑菇、野果等以打发时光。我们在这段时间修身养性，锻炼身体，只等机会一到，马上出发回国。不料“九·一八”事变爆发，从东北回国受阻，海路交通也发生了障碍，回国一时无望。正在这时，我突然接到共产国际调我回莫斯科的命令。调令是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签署的，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我只得告别新结识的朋友们，独身一人返回莫斯科。

这里补充几句，从1930年以后，回国路线一般有三条。第一条是经过欧洲（主要是法国）乘船回国。组织上认为最可靠的、忠诚的、有希望的干部，大半经这条路线送回国内。这条路线比较安全，但也比较费钱、费时。第二条路线是经过海参崴、双城子、黑河或赤塔附近地区进入东北。经这条路线回国的人最多。第三条路线是经过内蒙古、新疆边界回国。行走的办法有三类，对重要的人用较隐蔽的方式护送；其他则采用半公开形式混在过界的侨民中行动；对于那些非党分子、在国内有地位有名望的上层人物，因为他们多有可靠的社会关系，或被开除出党的人，则采用公开遣送的方式，如冯玉祥公子冯洪国及1937年春回国的蒋经国等。

10月，我回到莫斯科，住在国际宿舍柳克斯。柳克斯位于高尔基大街的中心地段，是德国商人修建的七层旅馆。在当时称得上是宏伟高大的建筑。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把它没收，用作共产国际的宿舍。各国共产党人都住在这里。德国共产党领袖皮克的女儿就住在我对面的屋子里。

我曾与李强同住过一室，那时他刚从国内经欧洲到莫斯科，衣着打扮十分入时，相比之下，我们在莫斯科久居的同志显得土里土气。李强是工程师，浙江人，却佯称是从南洋来的华侨。当时，因为我们党面临白色恐怖，在国内处于地下状态，所以，党员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1940年时，我们都已回国，李强在边区安塞兵工厂工作。一天他到延安联防司令部向负责兵工生产的贺龙同志处汇报工作，徐向前也在座，我到联防司令部办事，同他不期而遇。我开玩笑地对李强说：“想不到南洋华侨也到了延安。”我俩谈论起这段往事，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在共产国际遇见刚从国内来的李立三。东方部工作人员库丘莫夫客气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有关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最新消息，魏金斯基等对李立三却表现出冷漠、疏远的态度。原因是李立三在国内犯了错误。他在莫斯科期间，一直背着犯错误的沉重包袱。王明一伙一直压着他，使他抬不起头来，借此标榜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刘少奇当时担任中国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杨尚昆任他的秘书和翻译。

在柳斯克还碰到曾在高级步兵射击学校学习过的李修业和刘仁静的弟弟刘仁寿等。我们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争得面红耳赤。李修业一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次示威，在中国摆摆威风，恫吓恫吓而已，过一两个月就会自动退兵。我因在西伯利亚内务部工作，较了解日本的内情，所以不同意他这种看法。认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各个帝国主义都为自身找出路，为自身的利益激烈地争夺着，他们首先要把灾难转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头上。1929年中东路事件就有日本人的挑动，结果是中国人吃了亏，日本人得了利。日本人蓄意要使中苏关系恶化，这样才可从中渔利。日本人经过了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和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并对华北，以至全中国虎视眈眈，而决不仅仅是示威而已。后来马占山在苏联时曾对我说：“日本人对东北当局这样说过：‘你们中国人在中东路事件中吃了亏，这口气没有出。现在我们来替你们报仇，你们应该为我们让路，让我们到北满去！’”日本人煽动、利用反苏情绪，无孔不入地施展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它的狼子野心就是要霸占全中国。

李修业后来同李培泽（即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同回国，我将他们送出柳克斯宿舍的大门。那时，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能有回国的机会啊！

1931年11月初，内务部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再次调我到西伯利亚去工作。11月底，我又回到新西伯利亚，并开始新的工作。这时，我的军衔已由上尉升为中校，后来又提升为上校；我的工作任务、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