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离开西伯利亚
1938年初，苏联肃反转入以清理积案为主的阶段，但是，在保卫机关内部却实行更为严格的清理和管制。3月，苏共中央下发的一个文件规定：凡非本国民族，而是出生在外国的外族人一律不得在内务部、国防部和外交部系统任职。现在岗位上的这些人员应一律立即办理离职手续。
这个文件我早已看到了，但组织上却没有正式向我提出。财会部门的同志看到这个文件后，就依照文件精神给我办理了离职的经济手续，向我宣布了上述文件的内容，然后问：“干部部门是否已向你宣布？”我冷冷地答道：“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听后显得非常尴尬和紧张，马上请求我不要向任何人提及这次谈话。
原来，副部长马尔采夫想把本机关内的三四名在国外出生的同志作为例外留下来继续工作，没有执行命令，而向中央请示。8月初中央来文责令地方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令，这样，马尔采夫才不得不立即执行。为了郑重起见，马尔采夫亲自找我谈话，向我做解释，再三表示歉意和惋惜。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仍设法留我在内务部的附属单位——托木斯克劳动教导营担任政委，并说保留原薪。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领导和同志们对这种做法十分不理解，同情我的境遇。特别是第三局代局长特雷雅科夫斯基义愤地向我表示：“离开这个部门没有任何损失，对自己只有好处。请你相信，我只要一有机会，也一定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岗位。”
我的夫人阿丽雅是苏共党员，她知道这个情况后气愤地说：“他们的良心何在？！”接着，她又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到外县去，到我们家乡去。”她原在阿钦斯克工作，当年我出差到此地，经人介绍与她相识，于1934年5月结婚。此时，我们已有了一男一女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阿丽雅是个有个性、有思想、刚毅、坚强的女人，她的态度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这不是我的出路。我安慰她说：“我自有办法，我要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同他们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
马尔采夫同意我先去一趟莫斯科，他说：“你先去休息一个时期，回来再说。路费和休假费照发。如果经济上有困难，还可以再给你批一笔款子。”我婉言谢绝了他的照顾，只拿一张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就走了。哪里知道，这一去就是三四个月。等我回到新西伯利亚办理调转工作手续时，马尔采夫已经被捕，并被遣送到莫斯科受审。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马尔采夫是工人出身的老党员、老干部，一直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善良、老实、忠厚，对工作兢兢业业，忍辱负重。领导总是把最困难、最麻烦的任务交给他，把出力不讨好的事推到他的身上，一旦出了岔子，又总将责任加在他的头上。斯大林发动肃反运动的动机是清理、纯洁部队，可是这种做法本身却导致了互相不信任，互相怀疑，互相推诿，见风使舵，排斥异己等政客作风的蔓延。这些资产阶级政客作风是极大腐蚀剂，腐蚀了党的肌体；是离心剂，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以至削弱、破坏了党的凝聚力。 [13]
苏联民族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对非本国民族的态度的变化是从列宁逝世后开始的。这个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到我的工作，而且影响我的党籍转正问题。
在莫斯科时，中共代表团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把中共党员全体名单转到苏共中央海外部（这是米夫对我说的），同时将在军校攻读的中共党员名单转到苏联军委东方部五局。东方部五局主任是奥洛夫。军委东方部把中国学生党员名单通知各军校，于是我们在军校开始过双重组织生活（支部、小组生活是中共的，党员大会是苏共的）。因为我们的关系在东方部，1929年，我离开学校时，学校政委戈卢别夫不愿为我出具证明，我又没有苏共的党证。苏共党员都是凭党证建立党的关系。我被调到新西伯利亚工作虽然有上级机关的介绍信，承认我是党员，我也交纳党费，过组织生活，但因没有苏共党证，仍是不合手续的。这样过了两年，1931年，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不得不重新办理入党手续，成为苏共候补党员（这已经是第三次办手续），领到苏共候补党员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0年我离开苏联回国为止。我一直没有要求转正，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上我一直想早日离开苏联回国；二是客观上那时他们对外国人参加苏共已不那么欢迎，而且设置障碍，排斥非本国民族加入苏共。
这是斯大林时代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一个显明而具体的政策。尽管他们在口头上说无产阶级无祖国，国际主义不受国境界线限制，但是种种事实却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自1930年代起，与列宁在世时党的组织原则、政策、风格、政治思想教育和各项准则以及工作关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外来民族的态度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对这些民族干部的使用上，就是曾经受沙皇统治过的地区、国家、民族，如对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民族的同志，尽管许多人早在沙皇时代已取得俄国国籍，但仍因不属于（不被看作）苏联基本民族，一律被当作外国人看待，不能重用。对中国人（非苏联基本民族）更是不言而喻。这涉及整个民族政策问题。
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问题，特别在苏联这样有近百个民族或部族的国家更为复杂，更加敏感。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以及与芬兰交界处，在列宁格勒以北的加列雷亚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习惯、生活方式。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最浓，对外族人，特别是对俄罗斯人很有成见，因为这些地区，还有南高加索地区，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人民生活水平、文化程度一般高于内陆地区。他们又与文化较高、经济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接近、相互交往较多，受到外界的影响也较大，因而其文化、生活习俗、衣着格调、社会风气、人情世故更受西方的影响而与内陆的道地的俄罗斯族区别较大。俄罗斯中央黑壤地带、高尔基城都保留着原来旧有的俄罗斯早期的文化及传统。而东方各族，从高加索东起直至天山山脉北部以及阿尔泰山北部与西伯利亚西南接壤的地区（即中亚西亚、哈萨克斯坦等），其经济文化程度都较俄罗斯落后，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至于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则更是如此。如布里亚特地区、雅古特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十月革命后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接受了不少俄罗斯的文化、习俗。机关工作人员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及衣着也基本上现代化西方化了。1930年代时只有在边远地区、农牧区还保留着本民族古老的习俗。
列宁十分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走向伟大胜利，也与他坚定正确不偏不倚地执行革命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做了不懈的斗争，反对他们站在本民族、本国大资产阶级利益上提出保卫祖国（资产阶级的祖国）的口号，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 [14] “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 [15] 他指出“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16] 重申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过的著名论断：“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他反对所谓“保卫祖国”的大俄罗斯主义，谴责沙皇“征服波兰、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 [17] 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更进一步坚持反对沙俄帝国遗留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力宣传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并亲自制定各项有关民族政策的法令，尤其如：惩办反犹太主义的条令等等。这个法令在当时是老幼皆知的著名法令，在现实生活中起过十分重大的作用，保证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严惩了大国沙文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由于各项民族政策的宣传、贯彻，大俄罗斯主义才被大大地压抑下去了。连我们中国人也作为少数民族而受到列宁民族政策的保护。
列宁当年十分注意各少数民族的呼声和愿望，并以平等原则合理解决民族问题。1918年，斯大林奉命在北高加索征集粮食以支持中央和伏尔加格勒地区居民时，在工作中做得过火了，引起当地居民的抱怨和不满。列宁知道后，立即召回斯大林，并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说：不应该派斯大林到他的家乡去征粮。因为既然斯大林到了自己的家乡，又是为了帮助中央和兄弟民族，那怎么能不尽一切努力多征些粮食呢？但是多征了粮食，不照顾当地居民自身的需要，又怎么能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呢？
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一切还是遵循列宁的遗训，大约自1927年，特别是1928、1929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家渐渐地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已出现了变化。我们这些外族人更为敏感。
这种变化同苏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密切联系。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处于高潮，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相继爆发过革命，而到1924、1925年这些国家的革命相继失败，欧洲革命处于低潮。坚持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已成为现实问题摆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面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肯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理论，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同时对处理民族问题却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当时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保卫社会主义的基地——苏联。他提出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他的原则是要其他各国牺牲自己民族的利益来维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利益，为苏联的发展而服务，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实际上这恰恰证明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真正发展起来，取得了胜利，对苏联社会主义才会有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当年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受斯大林思想影响，在“九·一八”之后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个口号严重地脱离中国人民大众。而在苏联，这又使已被批判的、受到压制的大俄罗斯主义以合法形式复活、抬头。沙皇帝国主义不断向外扩张、不断侵略、奴役其他弱小民族。大俄罗斯主义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沙皇主义的特色，排斥、打击、压制或蔑视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这显然是不利于团结的。
另外，苏联民族政策的变化也与苏共领导人的处境有关。列宁是俄罗斯族人，能理直气壮、毫无顾忌地大张旗鼓地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斯大林自己是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不能像列宁那样强调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他从小受的教育是俄罗斯东正教的陶炼，使他崇拜俄罗斯文化，尤其是他要得到俄罗斯人的支持、拥护，所以他不得不表现得比俄罗斯人更加俄罗斯化。
大俄罗斯主义的抬头，影响了民族团结。在肃反中，外族干部大量被清洗，如波兰、捷克、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罗马尼亚、国内日耳曼族以及东方各族干部也都不能幸免。如对土耳其人、中国人，特别是对日本人及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人都曾经给予极为严厉的打击。把非本国基本民族一律看成不忠实、不可靠的动摇或投机分子，给予政治上的歧视、限制和不信任，又予精神上的压抑和打击，重则清洗出党或投入集中营，轻则调离工作。这种做法不仅冤枉大批好同志，反过来，自然也大大削弱缩小了自己的力量。
仅举两例：罗科索夫斯基虽出生在波兰，但他早已成为苏联公民，青年时就一直在红军中服役，也是久经考验的杰出战士。1925年至1926年间，他成功地押送大批军火经蒙古到我国张家口交给国民军。为此，他受到表彰。但是在肃反中却将他判刑、送去服苦役。苏德战争爆发后，才将他从集中营释放出来，派他上前线作战，屡立战功，后被提升为当之无愧的元帅。
我国的唐铎同志，湖南人，黄埔军校学生，自1925年起就在苏联空军中学习。1936年和1937年肃反时被革职，受到极不公正的处分。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又被起用，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英勇善战，多次荣立大功，先后获得五六枚勋章，成为著名的战斗英雄。
注 释
[1]. 魏金斯基（1893—1953），全名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中国化名吴廷康、伍廷康，魏琴。出生于俄国，1913年随家人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国，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派到远东工作。1920年春来华，以共产国际、俄共（布）代表身份指导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国共合作。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回国，先后任国际江人联合会太平洋书记处书记等职。1934年改做研究和教育工作，获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后病逝于莫斯科。
[2]. 唐有章在回忆录中写为吴光义。
[3]. 据吴德林的内侄赵明（公安部离休干部）1993年1月18日致师哲信中回忆，吴是在江桥战役中受伤。
[4]. 实际情况是1932年4月马占山到黑河，要求取道西伯利亚回关内，遭到苏联领事馆的拒绝。马在黑河重举义旗，后遭日军伏击，马率卫队四十余人进入大兴安岭，10月到达扎兰屯苏炳文的前方司令部。
[5].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5日。
[6]. 基洛夫·谢尔盖·米朗诺维奇（1886—1934），1926年2月起历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1934年起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被暗杀。
[7]. 《斯大林文选》（上），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8]. 同上书，第118页。
[9]. 同上书，第112页。
[10]. 加伦（1890—1935），原名布留赫尔，出生于俄国，1905年参加革命活动，191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1918年成为著名的红军军事指挥员，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年10月到广州任革命政府总顾问，参加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1925年回国。1926年5月再度到广州任军事总顾问，在北伐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回国。1935年授予元帅军街，同年被枪决，1956年后平反。
[11]. 《斯大林文选》（下），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7—9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师哲曾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被暗杀后，联共（布）党内开始清党，出现扩大化，随后为了纠偏发动了肃反，又一次发生扩大化。1938年初，斯大林下令停止逮捕。
[14]. 《列宁选集》第2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5]. 同上书，第696页。
[16]. 同上书，第700页。
[17]. 同上书，第5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