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会见斯大林
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在代表团到来之前，周总理已结束工作，安排好政府代表团的任务和活动后离苏回国了。总理回国后，我和康一民搬到了苏维埃大旅馆，和李富春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住在一起，等候参加苏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团的到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公开地和正式地派代表团参加苏共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日，刘少奇率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
大会召开的前三天，苏联公布了斯大林的最新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著作发表后，反响很大，是十九大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苏共十九大与十八大相隔十三年之久，它同前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气氛都有着极其显著的不同。
在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战后建设的巨大成就。赫鲁晓夫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卡冈诺维奇做了修改党纲的报告。大会更改了党的名称，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为苏联共产党。大会对党的结构做了调整，把中央政治局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执行性质的组织工作集中由中央书记处处理。大会选举断大林为总书记。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有四十五个兄弟党派代表团出席大会并表示祝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代表团。
主人将刘少奇安排在主席团来宾席的第一排。刘少奇很谦虚，不肯在第一排就座，说坐在第三排就可以了。匈牙利的拉科西说：你不坐在第一排，我们怎么坐。于是，拉科西陪刘少奇坐在了第一排，位置十分显著。
10月8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了由毛主席签署的中共中央祝词。祝词又一次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并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但也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年来的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正确地运用苏联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是无往而不胜的。” [4]
中共中央对苏共十九大的贺词，与其他各国兄弟党很不相同，使大会的代表们感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欢欣鼓舞。
在10月14日的闭幕大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演说。在一般情况下，斯大林是不发表演说的。但这次由于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使国际形势大为改观，他跃跃欲试地坐不住了，决定作简要的发言。我离开主席台自己的座位，到中共代表团的座席区和陈毅等同志坐在一起，以便更清楚地听取斯大林的演讲。
他首先对前来祝贺的各兄弟党表示感谢，并说：“我们特别珍视这种信任。”接着他说：“我们党和我们国家过去和将来始终需要外国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这种支持的特点就在于：任何兄弟党对我们党的和平愿望的一切支持，同时也就是对他们本国人民维护和平的斗争的支持。” [5] 他回顾了历史，指出：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共产党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是唯一的“突击队”，执行任务是很困难的。他高兴地说：“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从中国和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经出现了人民民主国家这些新的‘突击队’，——现在，我们党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 [6]
在斯大林讲话结束时，全场爆发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欢呼声。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来访非常重视。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已是老相识、老朋友了，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少奇在苏期间，斯大林不仅对他谈了苏共党内的情况及有关苏共路线、策略方面的问题，甚至谈及他个人的处境、心情和日常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的一天下午，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少奇说：大会一开完，紧接着就要开中央全会，他感到身体疲劳、精神困倦，又无暇休息，因为中央全会要研究解决一系列组织问题和人事安排事项，以及一些有关方针、政策的问题。这些使他忙得不可开交，其他的事都顾不上了。
接着，斯大林询问了少奇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问是否准备参观和旅游，或采取某种方式休息若干天。因为我党代表团要求就某些问题同斯大林再会谈一次，可是斯大林一时抽不出时间，他说他无疑准备会见中共代表团，但要求稍等若干天，希望少奇同志利用这个时间安排自己的活动。刘少奇表示同意。
10月24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会谈。苏共主席团因工作忙，只有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三人在座。我担任翻译。
刘少奇介绍了我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他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现在，一方面照顾资本家能得到不太少的利润，另一方面动员人民群众反对资本家的各种违法行为。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斯大林认为这些想法是对的。他说：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三百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到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十二年才消灭了富农。
他再次建议中国进行全民选举。说：现在如果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
当谈论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针对亚洲某国共产党因反对中立主义者而造成自己孤立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同人家讲统一战线，同时又骂人家的娘，人家不能接受。
28日，刘少奇等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在会谈中，斯大林又一次建议我国1954年制定宪法，并进行选举。他说：“你们目前可以使用共同纲领。但是应准备制订宪法。”
少奇问：“共同纲领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斯大林答：“不是。”
少奇说：“只是现阶段的宪法。”
斯大林讲：“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害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他又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你们很难保密。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和他们合作。
这些话和1949年夏天讲的基本一致。
胡志明也参加了第二次会谈，因而谈话内容涉及越南，还涉及日本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的情况，并研究了他们针对时局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等问题。
斯大林一直认为，中国这个学生应超过先生，并要帮助和教会亚洲其他兄弟党怎样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所以，当斯大林研究亚洲各党问题时，常常请中国领导人参加。刘少奇当时任书记处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因而参加得更多一些。
斯大林同刘少奇的第二次会谈，也是他同中共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晤。过了四个月，即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斯大林病逝后，赫鲁晓夫竭尽能事地攻击他。然而无论从哪方面说，斯大林还是功大于过的人。简括地说，在三个最关键、最重大的问题上，他站稳了脚根、把住了原则，表现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他对列宁是忠诚的。尽管有时也显露出自己的任性，但在列宁逝世后，他一贯地、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大力维护了马列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为给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前进道路、排除障碍，在城乡大力清除资本主义势力，推行合作化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动员、组织劳动人民并且一个接一个地胜利完成了五年建设计划。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因为那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孤军无援。
第三，1940年代初，斯大林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奋起抗击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经过四年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法西斯的侵略，获得了全胜，从而保卫了社会主义苏联，拯救了世界革命，也帮助了一些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获得了彻底解放。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恐怕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数十年间，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伴生”和滋长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现象，如：脱离群众、严重失职、行贿受贿、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明争暗斗等违法乱纪行为不断发生。这些问题的出现不能仅仅归罪于哪一个人，更不能归罪于斯大林，只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改革和完善。
11月，刘少奇和王光美由林利陪同到南俄疗养。我先行回国了。
少奇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和苏共领导人多次会谈，而且同苏联驻中国的大使们，如：罗申、潘友新、库兹涅佐夫、尤金等都有过来往，但谈话较多，且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是同库兹涅佐夫和尤金。
刘少奇同库兹涅佐夫的相识是在1949年夏访问苏联时。那时，库兹涅佐夫是全苏总工会主席，刘少奇曾同他会见，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库兹涅佐夫介绍了苏联工会工作的经验。他是一个道地的俄罗斯人。在库兹涅佐夫于1953年3月到12月任驻华大使期间，少奇曾同他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谈话。
有一次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力更生”问题。库兹涅佐夫对我党的这一方针不理解，误以为我们不愿争取、利用外援和外部的一切有利条件。他说：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经验可能带有某种地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但它是没有国界的。尤其是现在，在发展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中，汲取和借鉴外国经验是重要的。对外国的经验，或许不能照搬，但作为参考却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改造地主、富农分子问题。库兹涅佐夫说：“听说中国对地主、富农的定义或概念与西方国家有些不同。无论就他们的财产规模、政治地位，还是经营方法和生活方式来说都不同于西方。是否正是因为这样，才可以把他们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种改造？最终的改造结果将是什么样的？
对于改造地主、富农问题少奇给他做了非常精辟的解释：在中国，地主、富农的经济地位虽不如欧洲国家的雄厚，但其剥削手法和残酷程度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地主存在的历史久远，他们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就其程度、手段和方法来说，是十分残酷、野蛮、骇人听闻的。
其次，由于中国的地主、富农分子数量较大，集中起来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所以不能采取充军或集中在一个地区进行改造的办法。那样做是个笨办法，是给他们创造造反的条件。所以，那是一个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下策。
我们不让地主、富农迁居移动，而是把他们交由当地农民监督，进行劳动改造。在劳动农民众目睽睽的监视下改造他们，既节省，收效又好。对真正改造好了的地主、富农，给他们摘掉帽子，恢复公民权。
什么叫做改造好了呢？就是看他们的劳动态度和必须做到自食其力（要他们在分得的一份土地上劳动，养活自己）；同时奉公守法，不搞阴谋活动，不反对新政权。改造好坏的程度由劳动农民评定，因为劳动农民最清楚、最了解他们，态度也最公正。
此外，他们还谈到了对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分子的使用问题等。
少奇同尤金的来往和交谈的次数就更多些。1952年在莫斯科时，少奇不仅在苏共十九大期间的会议上在“学者之家”同尤金见过面，而且还访问了尤金的家。在国内，尤其在尤金出任驻华大使后，他们的往来就更频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