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任总学委会副组长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曹轶欧告诉我:在莫斯科认为王明是领袖,1937年11月,他们从苏联回来,一下飞机,就感到变了。看到毛泽东身边站了一大排将领,就知道毛泽东才是领袖。曹轶欧和我讲这个话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康生专门到西北局作了一次报告。正好那天我也在西北局办事,留下来听他讲什么。他报告的内容就是与王明划清界限。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匡亚明是康生的政治秘书,但是却没有给他分配具体任务。匡亚明是康生在上海大学的同学,1925年同康生一起入党,后来还在特科一起工作过。中共特科不知何故怀疑匡亚明有“问题”,于是派人枪击匡亚明。匡亚明中弹未死,被救活,从此同党失去了联系,但是革命意志始终未变。后来匡亚明听说康生回到延安,就到延安来找康生。康生送他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匡亚明资格老,就让匡亚明做康生的政治秘书,但是康生并不把他当做政治秘书使用。有一次匡亚明对我说:我在工作中看文件受到很多限制。康生的许多文件我不能看。这种情况也让机要秘书和其他同志为难。审干中康生还借故整了他,将他关起来。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 [3] 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康生并不甘心罢手,更上一层,把党内的思想斗争变成了一个“整人”的运动。1942年5、6月,康生亲自策划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室的研究员,1942年3月13日、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在《谷雨》一期四卷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指责延安的干部与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以不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干部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文章还指责延安有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竟有人认为合理,说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的牺牲和前线“第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

王实味的这些文章所取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正确的。为此,1942年3月31日毛主席曾不反映名地批评过王实味,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并采用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样批评,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的办法则是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显然毛泽东的批评是善意的,并不是把王实味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但是,康生在4月下旬召开的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野百合花》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要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至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清算王实味斗争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达一千人,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派代表参加了,康生多次出席这种批判大会。虽然王实味到延安之前,同托派分子有过来往,但1940年他已向中央组织部做过交代,可根据康生的调子,这次会议把王实味写成了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

在毛泽东作整顿三风的报告以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工作的成全(即陈传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看过,信中提出在延安除了整顿三风以外,还要“整顿人风”。成全所谓的“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不平等”制度。信中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意见,把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任弼时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也看过,信中给陈伯达提了许多意见,也把陈伯达说得一钱不值。

成全的夫人王里(即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的研究工作。她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与王实味是北京大学的同学。成全夫妇和王实味有来往。潘芳、宗铮夫妇同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与王实味是邻居,宗铮与王里是复旦大学的校友,这样王实味与成全、王里、潘芳、宗铮有较多来往。在把王实味定为托派后,将成全、王里、潘芳、宗铮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亲自策划先在枣园批斗于炳然,通过于炳然,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批判成全、王里,在批判成全、王里的基础上又批判潘芳、宗铮。从8月到10月先后召开七十二天大会,把这些人打成“五人反党集团”。康生对王实味的案子不断升级,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常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年底,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

10月,在中央党校斗争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辗转回到延安的吴奚如,被打成叛徒、特务。

11月,康生等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党员,那时可能才二十岁。他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什么人都有,当然国民党军官、特务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一个“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就是“特务”,而张克勤就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康生逼迫张克勤承认,张克勤不承认,他便组织人批斗了他七天七夜,用假枪毙相威胁。最终,张克勤做了交代,承认自己是特务。既然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必然要交代出特务活动和特务关系,于是就逼出一个“红旗党”。所谓“红旗党”,就是指我们的一些地下党组织,挂的是共产党的红旗,实际成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当时谢觉哉就不相信,认为张克勤的父亲是进步的,因为谢觉哉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时,张克勤的父亲和谢觉哉有联系。粉碎“四人帮”后,据张克勤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当时他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康生在1942年搞的那一套,实际上是在整风运动中的写检查、反省、坦白交代的历史、思想、政治观点、立场、态度、社会关系中找刺,作为“审干”、“抢救运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接着他就制造、宣扬“特务如麻”的舆论。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做了坦白交代。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说:“毛主席说要是我们有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我们的肃反工作就好做了。”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


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