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任总学委会副组长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曹轶欧告诉我：在莫斯科认为王明是领袖，1937年11月，他们从苏联回来，一下飞机，就感到变了。看到毛泽东身边站了一大排将领，就知道毛泽东才是领袖。曹轶欧和我讲这个话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康生专门到西北局作了一次报告。正好那天我也在西北局办事，留下来听他讲什么。他报告的内容就是与王明划清界限。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匡亚明是康生的政治秘书，但是却没有给他分配具体任务。匡亚明是康生在上海大学的同学，1925年同康生一起入党，后来还在特科一起工作过。中共特科不知何故怀疑匡亚明有“问题”，于是派人枪击匡亚明。匡亚明中弹未死，被救活，从此同党失去了联系，但是革命意志始终未变。后来匡亚明听说康生回到延安，就到延安来找康生。康生送他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匡亚明资格老，就让匡亚明做康生的政治秘书，但是康生并不把他当做政治秘书使用。有一次匡亚明对我说：我在工作中看文件受到很多限制。康生的许多文件我不能看。这种情况也让机要秘书和其他同志为难。审干中康生还借故整了他，将他关起来。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 [3] 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康生并不甘心罢手，更上一层，把党内的思想斗争变成了一个“整人”的运动。1942年5、6月，康生亲自策划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室的研究员，1942年3月13日、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在《谷雨》一期四卷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指责延安的干部与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以不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干部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文章还指责延安有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竟有人认为合理，说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的牺牲和前线“第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

王实味的这些文章所取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正确的。为此，1942年3月31日毛主席曾不反映名地批评过王实味，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并采用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样批评，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的办法则是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显然毛泽东的批评是善意的，并不是把王实味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但是，康生在4月下旬召开的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野百合花》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发表，要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至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清算王实味斗争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达一千人，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派代表参加了，康生多次出席这种批判大会。虽然王实味到延安之前，同托派分子有过来往，但1940年他已向中央组织部做过交代，可根据康生的调子，这次会议把王实味写成了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

在毛泽东作整顿三风的报告以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工作的成全（即陈传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看过，信中提出在延安除了整顿三风以外，还要“整顿人风”。成全所谓的“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不平等”制度。信中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意见，把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任弼时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也看过，信中给陈伯达提了许多意见，也把陈伯达说得一钱不值。

成全的夫人王里（即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的研究工作。她是王昆仑的堂妹，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与王实味是北京大学的同学。成全夫妇和王实味有来往。潘芳、宗铮夫妇同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与王实味是邻居，宗铮与王里是复旦大学的校友，这样王实味与成全、王里、潘芳、宗铮有较多来往。在把王实味定为托派后，将成全、王里、潘芳、宗铮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亲自策划先在枣园批斗于炳然，通过于炳然，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批判成全、王里，在批判成全、王里的基础上又批判潘芳、宗铮。从8月到10月先后召开七十二天大会，把这些人打成“五人反党集团”。康生对王实味的案子不断升级，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常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年底，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

10月，在中央党校斗争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辗转回到延安的吴奚如，被打成叛徒、特务。

11月，康生等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党员，那时可能才二十岁。他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什么人都有，当然国民党军官、特务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一个“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就是“特务”，而张克勤就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康生逼迫张克勤承认，张克勤不承认，他便组织人批斗了他七天七夜，用假枪毙相威胁。最终，张克勤做了交代，承认自己是特务。既然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必然要交代出特务活动和特务关系，于是就逼出一个“红旗党”。所谓“红旗党”，就是指我们的一些地下党组织，挂的是共产党的红旗，实际成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当时谢觉哉就不相信，认为张克勤的父亲是进步的，因为谢觉哉在兰州办事处工作时，张克勤的父亲和谢觉哉有联系。粉碎“四人帮”后，据张克勤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当时他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康生在1942年搞的那一套，实际上是在整风运动中的写检查、反省、坦白交代的历史、思想、政治观点、立场、态度、社会关系中找刺，作为“审干”、“抢救运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接着他就制造、宣扬“特务如麻”的舆论。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做了坦白交代。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说：“毛主席说要是我们有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我们的肃反工作就好做了。”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