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1939年9月的一天午后，弼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不要走远了，最好不要出门。”下午7时许，他又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家去。
我一走进他的房门，很惊奇地看见周恩来在座。弼时向我作了介绍，其实我早就见过恩来。在交谈中，周副主席回忆说：过去我每次来苏联，都要处理有关你们留学生的一些问题。他还谈到曾在孔策沃给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作传达六大报告的情景。这次，周恩来是到苏联来治疗骨折的右臂。同他一起来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我们安排恩来、邓大姐、孙维世住在柳克斯公寓。
恩来的右臂是在延安骑马时摔伤的。他同江青一起外出，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猛冲过来，使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被摔了下来。恩来急中生智，用右手护住头，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恩来接送到迪化（今称乌鲁木齐）。然后，周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
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邓颖超、孙维世常常到医院来照料周。由于他们都不会讲俄语，我差不多每天到医院去，给他们当翻译。
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这三次大会诊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异常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搬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恩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喊叫，急得我们团团转。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也使他疼痛难忍。按摩的医生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对我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住院期间，恩来仍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我劝他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他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备忘录全文共五万五千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文中写道：武汉战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敌人在十六个月中占领中国十四个省，九百多个县。我们在敌后广泛地开展游击战，敌人实际只能控制一百个县。“我们得以保持基本有生力量并逐渐加以补充。我们也得以保持广大作战地区，将主动权夺到自己手里。敌人的闪击战和速胜战破产了。为我长期抗战打下基础。”目前，战争已由敌人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进入敌我双方相持阶段，即胶着状态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中国坚持持久战方针，必须坚决加强团结，反对投降与分裂，主张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敌后游击战，粉碎敌人妄图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加强前线防御，阻止敌人进攻。”目前我们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现象，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危险。
备忘录系统地介绍了抗战爆发以来两年半中日战争的情况：日本派往中国一百多万兵力，伤亡已达五十一万，日本政治上“以华制华”，军事上“以战养战”。中国为坚持持久战而斗争，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受到空前未有的锻炼，农民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具有伟大作用。
备忘录还列举了蒋介石抗战以来的三次动摇。
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文中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而参加的各党派也无联合组织，其中心环节是国共合作。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和抗日的，其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加的各党有自己的军队。统一战线是不平衡的；统一战线所处的状况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组织起来，处于新的国际形势之下，这些都是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
备忘录指出，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思想是反共，要统治人民，不愿承认国共合作，所以统一战线将处于更加矛盾的发展之中。备忘录介绍中共在统战中的政策原则和策略方针是：一切服从抗战，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国民党进步、中共及其军队的巩固与发展是统一战线的保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分裂，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争取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共和国。备忘录第二部分还介绍了我党对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的政策。
备忘录第三部分系统地汇报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中共除西藏和青海外，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有四个中央局（华北、华中、南方、东南），十个省委和区委。党员人数比抗战前增加了六倍，达四十九万八千多人。他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这样统一。”八路军由五万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中共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方式和方法，顺应周围环境，合法开展群众工作。在大城市主要是情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新华日报》是全国性的党的机关报，目前仅在重庆就发行两万份。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新阶段》发行更广，仅上海一地每本就发行十万册。
最后介绍七大的准备工作。1937年底已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准备委员会。准备1940年三四月份召开。
周一边写，我一边译。我和林佛译完之后，把译稿交给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波诺马廖夫（后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成二十页的打印稿，再由季米特洛夫将打印稿送交斯大林及国际执委看。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周出院之后。
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于新年的前几天出院。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出院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第一，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问题。首先根据备忘录向国际执委作了一次口头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秘书长哥特瓦尔德，书记库西宁、曼奴伊尔斯基、拉科西 [24] 、皮克、马尔梯、安东尼斯库、何塞·迪亚斯 [25] 、陶里亚蒂、伊巴露丽等。因为是讲抗日战争，所以会议特地邀请冈野进 [26] （即野坂参三）列席。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还有工作人员。
国际干部处的马尔特维诺夫列席，徐介藩和我担任翻译。
会场上挂着地图和各种表格。周恩来连续讲了两天，周的报告每天长达四五个小时，加上翻译的时间共约八九个小时，比他的书面报告更加详尽。
国际的同志对中国的事情不甚了解，更搞不清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某些奥秘之处。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他们才心中有了数。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这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前途问题。
周恩来在报告中引用了大量数字，分析了1937年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讲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迹，从而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结论是肯定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听了以后，都很兴奋。可是，外国同志对周恩来讲的阎锡山、胡宗南、鹿钟麟等人名和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地名搞不清楚，也记不住。散会时有个同志风趣地说：“恩来同志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西班牙的一位同志讲，周的报告使他更加相信，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民自己才能解决。
这两天的报告都由我一个人口译。每次散会后，季米特洛夫就走到我跟前来，诙谐地说：你是活着还是死的，你的头不昏吗？同时他劝我好好休息一会儿，再喝一杯咖啡，可见工作之紧张。
周恩来将二十页的书面报告修改后，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为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很重视恩来的报告，经过一二十天的研究、讨论后才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2月末，季米特洛夫将这个《决议》交给周恩来。季米特洛夫解释说：恩来的报告斯大林看了，国际执委会关于报告的讨论情况，也向斯大林汇报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极其严肃的研究和讨论，并且十分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了中国问题。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具有许多独特的微妙之处，且又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很想接见恩来并面谈一切，但是，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往来甚密。这次周恩来是由国际接待的，如果斯大林接见周恩来，就不能回避接见国民党的外交人员，可是他又不愿意接见后者。所以，这次就不见面了，希望恩来谅解。这个《决议》是在斯大林主持之下讨论和草拟的，而且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慎之又慎地选择了措辞。因为既想把问题说明白，使中共能正确理解国际方面的立场、观点、态度和愿望，又不能因决议本身的任何一句话而束缚了中共的手脚，或伤害中共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季米特洛夫接着说，请你们先把《决议》研究一下，如有问题或意见，请提出来，我们再行商量。总之，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决议》文字不长，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国际执委会的意见，由我口译，恩来笔记，修改后抄正。后来由恩来随身携带回国，交给中央，即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
这个文件很重要，全文是以建议的口气写的，给中共中央很大的回旋余地。中心内容是希望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以往，国际发出的文件往往因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常常引起中央的议论，而中央对这个文件却不曾有过任何不同意见。毛主席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就是引申和运用了这个文件的精神。共产国际所说的团结，是指党内团结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毛主席讲的团结是党内团结，也包括与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团结。
季米特洛夫很重视中共内部团结和领导层的一致。一次，他同周恩来单独会谈时问道，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如何？同毛泽东的关系怎样？他们合作得好吗？
恩来回答说，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另外组织自己的班底。
这时，季米特洛夫立即说：“王明回国前，我们曾再三告诫他，不要以为自己是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书记之一，就可以翘尾巴，不听话，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是在人民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才是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党的真正领袖，而不是别人。希望王明回国后放下架子，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我和斯大林都曾这样告诫他，可是他竟然不听我们的忠告，把这些忠告当作耳边风，使人很失望。他看起来是个精明的人，怎么在实际中又这么愚蠢呢？！”
他继续说：“王明本来是米夫的学生，也是米夫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同米夫共事多年。王明是很机灵、精明的，当他一嗅到米夫出了问题时，就立即转过头来同米夫做斗争，而且极力揭发批判他。这样，王明就站在了正确一边，同米夫划清了界线。王明是个很机灵，很会转弯子的人。”季米特洛夫不禁苦笑一番。
第二，参加了国际监委审查李德问题的工作。国际监委佛罗林主席负责处理此事，他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的。刘亚楼等出场作证。
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于处分。从此，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第三，看望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并处理了一些有关事务。他首先去看望了中国党校的同志，还多次接见他们，个别解决问题。此外，他还到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看望了中国孩子们。
周恩来到莫斯科后，还特意了解了陈郁的情况，并把陈调到莫斯科，准备带他一起回国。
第四，同共产国际的领导和部分执委们分别见面、会谈。这些执委都是当时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其中有：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西班牙的伊巴露丽，德国的皮克，法国的马尔梯，芬兰的库西宁，少共国际书记米海伊洛夫等人。会见时，双方交换了各自的情况和观点，加强了彼此的联系和了解。建国后我到东欧去时，碰见过这些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们对恩来是非常敬佩的。
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尊重、热爱周恩来，很想见到他。其中不少人要我在周到国际来之前，给他们打个招呼。当他们看到周恩来标准的身材、潇洒的风度、稳重的举止时，都情不自禁地说：真漂亮，是个美男子。
特别应提及的是周恩来同经济学权威、理论家瓦尔加的会谈。周问：中国法币（国民党的币制）日益贬值，这使陕甘宁边区边币也发生贬值，继而又使物价不断猛涨，亦即使边区人民群众生活和我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瓦尔加回答：我这样想，首先应使边币脱离与法币挂钩的关系，使自己独立起来，不受它的影响和牵扯；其次，边币不应成为银行钞票，而只应成为法定的流通证券（以维护它的购买力），并以边区的实物、财富（煤、食盐、石油等等）为保证，而不必以黄金、白银等作银行基金；第三，发展生产（靠自力更生），使边币（财富的代表）独立于内外货币的影响之外。对他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十分重视的。
工作之余，周恩来参观了几个博物馆，参加了几次晚会——驻国际各国党的代表组织的联欢会、联谊会。
周恩来离开苏联时，共产国际给我党若干资助（数目不详，据恩来讲数目不大），回国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到重庆。
此外，国际建议我们必须建好空中（电台）联络和陆上交通。这项工作由弼时负责。临行时，我跟着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机要交通室，室内挂着几道布帘，使来者不知道帘子那边有些什么人、在干什么事。后来在工作中才知道是交给弼时一个联络信号、电报密码本，供与共产国际联系时使用的。回国时弼时随身携带着这本密码，入境时，便放到周恩来的手提包里。因为周在抗战爆发之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