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战
大约8、9月间，我各解放区发动秋季攻势，准备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完成歼敌一百二十八个旅（师）的任务。国民党处于大崩溃的前夕，美国人也想以李宗仁替代蒋介石，转而实施“和平”阴谋。
这时，我们收到苏方转来的一封信，这是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系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信中说：国共应立即停止内争，同心协力共商国是。国家连遭战祸，决不应再起内讧。当今应息事宁人，共同建国为重，决不可再次掀起内战，危害国计民生。其次，说兄弟阋墙，犹外御其侮。所以决不可同室操戈，致使两败俱伤，更令人痛心者，鹬蚌相争，使渔人得利。这样，对上有负于天，对下有愧于地，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亦将遗臭万年。况且我中国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应立即消除私恨，相互联合，共商国是，解人民倒悬之苦，切不可继续内争，置生灵涂炭于不顾。如若此，既有愧于祖先，又对不起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信是用文言文写成而后译成俄文的，仍然不失文言文风，可以听其痛哭，观其流涕。苏方只说这封信是国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作任何其他说明。
当时，五位书记都在一起，大家传阅后都没有表态，甚至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恩来看完信后说了一句：一看这信，便知是王世杰的手笔，文绉绉的。大家之所以没有发言，显然因为此信不值一提。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米高扬于1949年1月底来到了西柏坡。他在这里逗留期间，始终没有人提到过有关苏联转来国民政府给苏方的那封信的事情。如果那封信多少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或任何一方对它多少有点重视或感兴趣的话，那总是会提及的。看来，大家都早已把它遗忘了。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要给苏联政府写那封信，是由于我军部队已包围徐州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正在组织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为了稳住人心，甚至只是为了缓和一下形势，获得喘息之机，于是便以欺骗手段利用苏联，求其居中调解。即使无法达到停火，只要争取到缓息时间，以便策划新的阴谋，以应付局面，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对他们有利的。无奈，我们根本不买国民党的账，连理也不理。至于苏方如何向国民政府回答、解释，就不得而知了。
九十月间的一天午后，毛主席邀阿洛夫到他的住处来。他们在院中一棵大树下坐定后，主席向阿洛夫介绍了前方各主要战场的情况，谈了当时战争进展情况和各主要战场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今后进展的趋势。主席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军事方面的重大收获，同时也指出还有某些难以预料的失误等等。谈话正在展开中，阿洛夫为了安慰主席，急急忙忙地插了话，说：“我们苏联有一句谚语——砍伐树木时，难免有木屑飞溅。就是说在胜利中也难免会有小的损失的意思。”但不知道为什么，阿洛夫的这两句话，反倒堵塞了主席的言路，使交谈冷场，以致无趣无味地结束了。
当时我想，如果是孙平，就不会像阿洛夫那样讲出如此扫兴的话，相反，他会设法引逗主席的谈兴。阿洛夫不像孙平那样虚心，那样虚怀若谷。他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因而我也无能为力。不然，他也许有可能、有机会聆听到主席对时局的更多更有趣味的介绍。
10月25日，傅作义从保定派兵准备袭击石家庄，这个情报中央通过北平地下党很快掌握了。当时，我们在石家庄的兵力空虚，毛主席决定一方面命令部队火速赶到石家庄，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公布傅作义企图袭击石家庄的计划，指出我们严阵以待，使傅作义不敢贸然行动。但是，真正迫使傅作义退兵而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是另外一着棋：毛主席命令东北野战军火速南下入关。11月2日攻下沈阳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威胁北平（即北京），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忙收兵，坚守北京，自己住在中南海，有时住在钓鱼台。
傅作义声言要派骑兵袭击石家庄期间，毛主席命令在西柏坡作好转移准备。中直各机关因此很忙了一阵子，准备随时疏散和搬迁。但是，一切工作仍然照常进行。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党中央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方针，同时与傅作义进行谈判，力争和平解放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是艰苦的、曲折的。我军在新保安消灭傅作义的主力三十五军，堵死了傅西逃之路，又打下天津，特别是炮兵部队集结到北平周围之时，傅作义才明白大势已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党中央不失时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打消了傅作义的种种顾虑，使他接受了我方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达成协议，和平解放了北平，保护了这座古城及城里的珍贵文物。这里自然有傅将军一份功劳。后来傅作义曾对我说：“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曾拉我的后腿，对蒋介石的纠缠，我只要摆脱就是了，也容易摆脱；而对阎锡山则不是摆脱，而是想拉他一起倒戈，一道转到解放军方面来。但阎锡山给我的最后回答是：他这一生已经嫁过四五次人了，时至今日，不想再‘改嫁’了。他已死心了。”
1948年年底，毛主席曾致电斯大林，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主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那么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南北朝”的问题。
“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交出首要战犯（指蒋介石等），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是和谈后，谈成了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毛主席给正在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赠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我们的决心。
南京政府得知我党的回答后则说：“中共在谈判中的条件每次都在加码，逼人太甚！简直要我们跪下求饶。不干了！”这就是谈判的最后结局——破裂。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
在平山县西柏坡共住了十个月。这期间，毛主席接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各地来的干部，并应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之约，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即《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决斗，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歼敌一百五十余万，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牢固基础。
这期间，周恩来异常忙碌。他除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战争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调动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和新解放区的工作。当时，各个根据地（东北、华北、华中）都有自己的货币，互相之间不能兑换，各个根据地刚刚结束战争，千疮百孔，哪里都急需物资。有些同志考虑自己地区的需要多一些，恩来不辞辛劳，苦口婆心，一再地做同志们的工作，要求各自多受艰苦，拿出更多的物资，保证前线的需要。
此外，恩来还亲自组织部署各方民主人士北上，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当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安排必须十分周密，否则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总之，那时的后方、前方工作，甚至党内、党外的一些重大工作都压在恩来身上，他的日常工作负担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