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生病 斯大林派医生和毛岸英赴延安

11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这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全部撤离，留在延安的医务人员仅有傅连璋、金茂岳和黄树则。他们都先后给毛主席看过病，但谁也没能解除毛主席的病痛。在无可奈何之际，我提议向斯大林求助。本来苏联医生阿洛夫对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状况是很熟悉的，可是在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后，他同苏联情报组的成员一起赶回国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去了。

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我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说明毛主席的病情，希望他们给予医疗方面的帮助或提供一些医疗意见。

他们回电说，从电报上他们的医学专家无法诊断毛主席的病情，没法提出任何治疗方案或建议，所以关于毛主席的健康问题还得另想办法，并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他们表示：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派医生去延安为毛主席担任医疗护理工作。

我接到回电后，就向毛主席汇报，征询他是否同意苏联派医生来延安为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担任医护工作。他同意了。我很快给斯大林回电，请他们派医生来延安。

但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毛主席又叫我暂时不要给苏方发电报。然而，为时已晚，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毛主席说：“做得太快了，你这样着急干什么？！”

我心想：这还不急！嘴上只好说：“我的性格就是急，历来如此。”

他再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生病的时候，江青到处指手画脚，把我这个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拨弄得团团转。她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让毛主席离开枣园去休养。我找了许多地方，比如安塞真武洞，但那里条件太差，不适宜；又跑到柳树店附近联防司令部修建的干部疗养所，这里倒是完全空出来了。于是请毛主席去了疗养所。

在柳树店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毛主席在身体状况好些的时候，总要出去访问，把那里的干部和附近的群众差不多访问遍了，完全掌握了周围的情况。

几天以后，毛主席又觉得离机关太远，看不到文件，听不到消息，很着急。我每天去看他时，他都要问许多的问题。哪个部队来了电报，哪个部队驻在哪里，他问得很细。他天天在考虑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我们的部队是否守得住。而我连部队番号都不清楚，这些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不几天，他再也待不下去了，要求搬到王家坪的桃林去住。

王家坪桃林有窑洞，也有平房，地方很宽敞，又同军委、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靠近，他就安居下来。请了黄树则同志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和护理。但是缺少医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正在为难之时，12月初，苏方来电说，他们拟派两名医生——一名内科、一名外科，不日飞抵延安，同行的还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要我们做好准备。我把这份电报内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听后十分欣喜，并表示，到时他将亲自到机场去接。

苏联派来的医生就是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大夫（大家简称为米大夫）。阿洛夫是苏联红军的将级外科医生，米大夫是苏联地方上的内科医生。阿洛夫到延安后还负责孙平留下的电台。这个电台是归苏联红军情报系统管的。阿洛夫是个外科医生，并不懂政治。因为他的职务高，掌握电台，主席时常找他谈话。

阿洛夫是故地重游，对延安很熟悉，飞临延安上空，他就看到了宝塔山上的“延安宝塔”，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机场的跑道走向。飞机着陆了。

毛岸英身着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来。毛主席走上前去，紧紧地抱住岸英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接着同来宾一一握手。然后请他们都到王家坪休息。

傍晚，毛主席设宴招待苏联医生、全体飞行人员和毛岸英等。宴会后，他请机长——一位苏军上校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要我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米尔尼柯夫大夫、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抵延安，望勿悬念，对送给他的礼品表示谢意。这封信是他亲自交给上校带回莫斯科上交斯大林的。

阿洛夫、米大夫被安置在王家坪毛主席住处的后排房间里，既有工作间，又有医务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毛主席的医护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毛主席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显著地有了好转。自然，这不只是因为有医生专门护理、诊病，使用各种最新出产的特效药物为他进行医疗、保健，更重要的可能是久别的长子毛岸英回到了身边。

大革命失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部队上了井冈山，岸英随母亲杨开慧回到长沙板仓老家。杨开慧牺牲后，党组织将岸英及其两个弟弟送到上海，1936年岸英、岸青两兄弟从上海经法国到了苏联。一别就是二十年。父子相见倾心交谈、日夜不离，这无疑给了毛主席不少安慰，增添了他的喜悦。

同时，也给毛主席带来了一些麻烦。岸英回来时已二十二三岁，他在苏联长大，养成了苏联人的习惯，中国人接受不了，江青再吹耳边风，毛主席甚感烦恼。岸英回到延安，又引起美军观察组的关注。岸英会讲英语，于是每次周末舞会包瑞德必到场，而且总是扯住岸英讲个没完。同时，毛主席为培养岸英，要他接触实际，熟悉国情，因而要他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锻炼。

岸英在延安期间，有些翻译工作由他替我代劳了，减轻了我不少负担。

江青疑神疑鬼，一天中午，要我约阿洛夫到一间空房子里谈话。她说，主席在重庆中了毒。要阿洛夫注意检查。阿洛夫解释，任何毒性物质都不可能在人体内潜伏两个月才发作。阿洛夫和米大夫二人对主席的身体进行认真、全面的检查，认为他身体基本是健康的，只是由于操劳过度，负担繁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现在要让他好好休息，安静地休息，精神和缓下来，就可以恢复常态。为此，要使他暂时少操心工作，放开国家大事，少管或不管，使神经尽可能松弛下来，也不要用琐细事情去麻烦他。希望多多调养，让他好好休息。

阿洛夫和米大夫还劝毛主席多走动，到野外新鲜空气中去活动。于是在1946年初春的一天，为毛主席组织了一次春游。同行者有蔡畅。

毛主席在蔡畅一行陪同下到了延安南郊二十里铺附近，下车后在丛林中漫步。但毛主席总是一刻不停地在寻访。他把周围的碑文都仔细地看过之后说：“延安在明朝以前就有较高的文化，大概是由于交通不便，渐渐落伍了。”大家请主席聚餐，他吃得很少。忽然，他发现大路西边有一所小学，于是就到该校去参观。一会儿，主席找我，说：“快来，你的乡亲，司马迁的弟子在这里，你们认识一下。”不错，该校教师是韩城西南塬上的人，是鲁迅师范的毕业生。他告诉主席：鲁迅师范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师范”。主席说：“我也曾遇到过几个小学教师都是你们韩城人。”

这次春游虽然有些累，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尽欢而归。此后，主席的健康状况日益好转，精神渐渐恢复了正常。

毛主席觉察到苏联医生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于是对他们说：“有时间你们可以到各机关、各单位去走走、看看，包括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单位，顺便也给各负责同志看看病、检查检查身体。中国人说：‘乐善好施’、‘治病救人’、‘妙手回春’都是褒奖你们医界人士的，希望你们不要把注意力只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

此后不久，米大夫向毛主席汇报了他的工作：他把各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和常驻延安的领导同志的身体状况都做了一次检查，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同志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主席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再没有把话说下去。

有一次，米大夫同我闲谈中说：他在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深深体会到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强有力的领导者，他有钢铁般的意志，超人的毅力，坚强的信心和铁的手腕，对大小事情都十分认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总之，在任何问题上，无论任何人，都休想骗得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