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万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我们没有经验,采纳了苏联大使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者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原因是订货者一而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

大约12月6日,毛主席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专列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线上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实际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国家初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对保卫工作自然也要求甚严。公安人员的责任无疑极其重大。

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上车护送毛主席至边境站满洲里。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伦堡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主席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行车一路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

行至新西伯利亚城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问有什么特殊要求或愿望,以便满足路上的需要,护理好毛主席的健康,安排和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

列车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毛主席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但几分钟后,他忽然头昏目眩,满头大汗,站立不稳,我急忙上前扶住他,并把他搀回了列车上。几个钟头后,他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内时也曾有发生。

从此,主席不再到月台上散步。在雅罗斯拉夫尔,王稼祥大使登车迎接,并陪同至莫斯科。


毛主席首次访苏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