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万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我们没有经验，采纳了苏联大使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者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原因是订货者一而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

大约12月6日，毛主席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专列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线上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实际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国家初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对保卫工作自然也要求甚严。公安人员的责任无疑极其重大。

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上车护送毛主席至边境站满洲里。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伦堡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主席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行车一路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

行至新西伯利亚城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问有什么特殊要求或愿望，以便满足路上的需要，护理好毛主席的健康，安排和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

列车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毛主席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但几分钟后，他忽然头昏目眩，满头大汗，站立不稳，我急忙上前扶住他，并把他搀回了列车上。几个钟头后，他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内时也曾有发生。

从此，主席不再到月台上散步。在雅罗斯拉夫尔，王稼祥大使登车迎接，并陪同至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