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1925年，我进入二十岁的弱冠之年。这一年正值大革命爆发，我国进入大变革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之中关键的一年。我选择了生活的方向，决定了今后一生的道路。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特别是青少年，更是受到时代的影响和生活环境的制约，而作为孤立的个体是无法影响、改造社会的。但是，这不等于青少年不能在纷乱的世界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1924年，我在西安陕西第一师范（前身是龙门书院）五年级学习。魏野畴等人在陕西创建了中共支部，一些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搞起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我受此影响，参加青年团。当时党团组织都处于地下，加入团组织有杀头的可能。因而只有勇敢、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人才能加入。团组织派人将我带到刑场——西安的西北角，在这里军阀刘镇华几乎天天都要处决几个人，地上有一滩一滩的血迹。他们问我怕不怕，还教育我要严守秘密，特别不能将团内的同志泄露出去；教育我“劳工神圣”，青年团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还带我到西安的东关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东关有火柴厂等工厂，工人大都是妇女，盘腿坐在地上干活，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我们试图和她们交谈、做工作，但是很困难。西安有组织的工人很少。我到了开封，见到铁路工人在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各种活动，才第一次了解到工人的力量。
经过团组织的教育，我想到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去报考上海大学以得到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上海大学校长是老同盟会员于右任先生（陕西人）。
1925年初，同学樊明初要去日本留学，我俩结伴东行。2月从西安出发，刚行至渭南的某地，就被刘镇华的部属憨玉琨的军队拦住去路，抢走了车马，他们声称：前面（指豫西）正在打仗，道路不通。他们所说的就是豫西战争。
豫西战争是胡景翼和刘镇华的决战。胡景翼和冯玉祥、孙岳是直系将领，他们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利用直奉战争之机，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妥协，合力夹击直系，使直系吴佩孚的反动势力土崩瓦解；接着，成立了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并软禁总统曹锟，将清朝最末一个皇帝溥仪驱出皇宫；允许各革命党派合法存在；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随后，胡景翼任河南督军，率国民第二军南下，在豫西同吴佩孚的部下——实际上是嵩山地区的土匪刘镇华决战。当时，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兼省长，他率部支持憨玉琨，因此将军阀吴新田部从陕南调到西安，担任陕西督军。刘镇华的部队东移后，西安的革命运动乘势发展起来。
东进的道路不通，我们只得返回西安，仍在第一师范学习。情绪尚未安定下来，3月中旬又传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西安各界在莲花池公园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追悼会持续了数日。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公开活动，在会上发了悼词、唁电，送了挽联等，以志悼念。追悼孙中山的会场上出现的种种新气象，鼓舞着大家。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交谈着，特别是同青年团有关的青年更是兴奋不已，但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公开这种关系。
4月间，刘镇华、憨玉琨等军阀在豫西被国民二军打得大败。憨玉琨服毒自杀，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运城，投靠军阀阎锡山。消息传来，西安各界发动了驱逐吴新田的运动。
吴新田，外号“汉中王”，是个愚昧无知、昏庸落后的土军阀，盘踞陕南、汉中多年，无恶不作，与土匪毫无差异，军中官兵80%以上都吸食鸦片。他借刘镇华部东移豫西之机，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进驻西安。这支土匪部队驻进西安后，从不训练，不整饬军纪，而是一味聚众赌博，绑架勒索，凌辱妇女，欺压青年；还砸毁戏院，强征赋税，各种苛捐杂税有增无减，甚至扣发教育经费，停发教职员工薪金。群众忍无可忍，掀起了抗暴运动。老师罢教，学生罢课，商号罢市，使西安一夜之间成为死城。学生联合会移至渭河以北的三原办公，并选派学生代表进京请愿。岂知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无能为力，学生代表不得不转赴上海，向全国学联求援。
罢课后，我与杨福堂、杨华堂等数名同学离校，出西安北门，直奔草滩，渡渭河至三原学生联合会。在联合会和吴芝罘（澄城人，吴壁云、吴壁霞之兄）不期而遇。他刚从山东烟台回陕探亲，向我们介绍了山东，特别是胶东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掠夺、欺压，人民奋起抗争的情况。对于久居内地的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新知识，使我们大开眼界，耳目一新。
盘桓几日，我们决定先回家乡韩城。途经澄城某地时，遭到该地驻军的袭击。当时真可谓是军匪不分，土匪遍地。青天白日之下，忽然枪声大作，弹如雨下。虽然我们都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学生，但仍不能幸免，不仅被洗劫一空，而且被押到团部。
意想不到，在团部遇到了从西安一中毕业的同学苏孟尼，这使我们绝路逢生。苏孟尼怕我们年轻气盛，讲出抨击匪军的刺耳之言，便很快将我们送走。
当晚，我们住在澄城郊外，夜半时分，狂风大作，刮得地动山摇、树啸壑鸣，犹如万马奔腾，大军袭来一般。我们只好伏息待巳。翌日回到韩城时，已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
回到家乡，俨然到了世外桃源。韩城靠近黄河，以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而闻名于世。它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县城里有三所高等小学，一所实业学校，共有师生六七百人，但他们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我到第三高等小学讲述了西安反军阀运动轰轰烈烈的情况，青年学生们听后甚为激愤，认为校方让学生闭门读死书、死读书，贻误青年匪浅。也有个别学生想免去暑期考试，有意鼓动学潮。
该校校长王茂哉是个恶霸地主。不久前，在本县冶户川镇组建武装民团，横征暴敛，激起民众奋起请愿，而他竟枪杀请愿群众数人，此血案尚未了结。在校内，他横行霸道，毫无威信，全校教职员共五人，其中就有三人反对他。他对学生组织爱国救亡运动、免去暑期考试的要求，采取镇压的办法，因而激起学生反抗。这时，他又借助当地民团的武装和县政府的权力，扣押了两名学生，致使学校停课、停考，暂时解散。
这次学潮与我的宣传鼓动有关。地方乡绅放出许多有关我的谣言，王茂哉更是寻机报复。但因我姑父（又是我岳父）贾乐天（前清举人）垄断着全城的教育，他们不敢贸然下手。我见力孤势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走到什么地方去呢？经过一番思考，决定投笔从戎，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去。
我同第三高等小学的教员薛志超一起东渡黄河。在运城遇见了同学张继尧，得知韩城学潮已经平息，两名在押学生的释放指日可待。我们的心安了，继续南下，到了平陆县城。这座县城建在高山顶上，因黄河水暴涨，不能行船。只好在平陆小住。
几天后渡过黄河，到了河南会兴镇。恰逢胡景翼先生的灵车西进，沿途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路祭仪式。他的逝世，对国民二军和各界进步人士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也在我们的心中引起震动。我们在洛阳稍事停留即转赴郑州、开封，最后到了许昌第四旅的旅部军需处。军需处长秦荩臣是我父亲的同学，也是贾乐天的学生。第四旅旅长田生春，小名叫田葫芦，土匪出身，年迈昏庸，第四旅的实权实际上由秦荩臣掌握着。
夏天酷热，人们难以入睡。半夜时，忽然从后院传来惊恐的惨叫声和哀求声。我正想起床去看个究竟，立刻被秦荩臣的弟弟秦宗礼制止。他解释说：这是在惩治抗捐税的某商号老板，他抗拒税债，不肯解囊。我心头一惊，原来是在用刑逼供，敲诈勒索。这不是绑架又是什么？为什么国民军也这么干？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安睡。
秦荩臣给我一个排级副官的职位，保荐我到开封军校学习。我和薛志超随秦荩臣坐专车返回开封，在许昌车站上，看到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胡景翼病故后，由他接任）的专车风驰电掣般地从北向南飞奔而过。在场的人个个瞠目结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去年岳维峻随同胡景翼一起倒戈，才打倒吴佩孚，可今日他又去鸡公山与吴佩孚秘密会晤。这个举动究竟只是国民二军私下的勾当，还是也有一军冯玉祥的参与？我顿生疑窦。
我们回到开封时，正值“五卅”事件爆发，工人、学生、市民一齐出动，举行声援，“五卅”的示威游行，进行宣传演讲，号召群众奋起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残暴行为。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大力支持，“五卅”运动迅速席卷中原大地。此时是国民军的鼎盛时期。国民一、二、三军分别占有北京、张家口、绥远、热河、察哈尔，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国民军广为结交各方进步人士，招贤纳士，在开封，国民二军为接待各地学生代表、苏联顾问及南方知名人士黄绍竑、李烈钧等专门设立了三个招待所；而且允许共产党活动。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开封、郑州等地进行活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五卅”惨案的发生又一次增强了我入伍的决心。我的一师的同学张灵甫也到了开封。他找到了于右任先生，由于老先生介绍准备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邀我一起南下。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决心参加国民二军。张灵甫与我同窗四年，写得一手好字。他到黄埔后参加了国民党，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陈毅部队击毙。
在秦荩臣的帮助下，我进入河南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被编入军官三队，薛志超被编入四队。训练处处长姓徐（安徽人），教务长姓杨（陕西商县人），总大队长叫张轸（河南人）。三队的领导将学生出身的人，如：冯升云、任增禄、吴宝贤、冯午天和我等，编为单独的特别班，住在队部，与正副队长为邻。队部每天要编制花名册上报，指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因而免去了我每日午后的操练。不久，各队统一考试，共有四十余人参加，我名列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