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过境的我国抗日武装人员

在谈到我的工作之前，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当年中苏边境的情况。在1927、1928年之前，中苏边境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由东至西绵亘数千公里的边境线，都是如此。那时，中苏双方边境驻军很少，哨所、关卡也不多，对来往行人既不检查护照、身份证，也不检查所携带的物品，过境人员往来如梭，通行无阻。当时，远东一些城市，特别是海参崴一带的蔬菜、粮食、果品基本上都靠中国农民种植。中国老百姓这手拿着一根棍子，另外一个胳膊上搭着一个褡裢，里面放些家常日用的物品，成群结队地渡过乌苏里江，通过苏联哨卡时，偶尔遇到哨兵的盘问，他们挥挥手，说Heпoнимаю，意即我不明白，也就过去了。这比抗日时期山西、陕西之间的往来还要自由、随便得多。1930年代初，我在西伯利亚遇到一位奇人，据他说，是山东的农民，从胶东半岛逃荒到东北，然后穿过东三省，到达苏联的远东地区，一直走到西伯利亚的中心地带，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沿途靠打零工——不论活计轻重，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能维持生活就行。由此也可以看出那时中苏边境管理之一斑了。

但是，到了1928年，特别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情况开始稍有改变。来往虽然不如以前那么自由，但是只要有一定的手续（介绍信、护照）仍可以自由通行。

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是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中苏边境的交通情况进一步恶化。双方从双城子到满洲里一线加强了防范，各自都采取了封锁措施，戒备森严。不久，又发展到凡未经官方正式允准而私行进入对方境内者，一律予以治罪的程度。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的父老乡亲进一步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困苦不可言状。东北许许多多青年、知识分子，目睹国破家亡，政府腐败，不御外侮，节节退让，认贼作父，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实在忍无可忍，血性青年怀亡国之恨，自杀绝命者、集体投江者时有所闻；四处逃散、流亡入关者有之；上山打游击，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者有之；还有一些人私闯边界，跑到苏联境内。此时，由于边界封锁，除集体有组织过境者，苏方予以接待、安置外，其余过境人员都以非法越境犯处理。苏方把非法入境者大都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苏方无法查清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和背景，所以，不得不对他们严加管理。毫无疑问，这难免伤害了过境的抗日爱国志士。

凡是从中国进入苏联境内的个人或集体，一进入苏联境内首先接触的是苏联边防军。但是转送到后方——西伯利亚，就由内务部管辖了。1931年底，我返回到新西伯利亚后的工作任务就是接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迫流亡到苏联的中国老百姓、义勇军、游击队，以及因战败而被迫退入苏境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和部分地方民团武装组织。他们接连不断地过界，涌到苏联境内要求庇护。这种情况一直到1938年我离开西伯利亚还没有停止。其中比较大的部队有，从东线乌苏里江一带进入苏联的李杜、丁超、王德林部；从中线，即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一带进入苏联的吴广义、于九江、赵某部；从西线，即满洲里一带进入苏联的苏炳文、马占山部。他们进入苏联国境后，很快就被转送到西西伯利亚。因为远东、东西伯利亚是边界防区，不便久留。在西西伯利亚设有若干营地，如阿钦斯克、托木斯克等地。对他们不仅要解决住宿和供应问题，还要安排工作，教授技术，让他们学会劳动，自食其力，启发他们的觉悟，以便回国后继续抗日。

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曾被安排在阿钦斯克。由地方安置，而向我汇报。苏炳文、马占山等部被安排在托木斯克。吴广义、于九江、赵某等部被安排在库兹巴斯矿区。这两支部队的人员都是我亲自接待和安置的。

这些部队多半是在日军追击下仓促过境进入苏联的，他们的成分相当复杂。极少数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大部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志士；在地方民团武装中有各种帮派、会道门的分子，有的竟是土匪（红胡子）、强盗等等。即使在同一部队内部，人员成分和背景也各不相同。例如，吴广义、于九江是有名的土匪头子，赵某原是大地主，后占山为王。他们手下的人员，除少部分是名副其实的土匪外，大部分是因生活所迫而落草为寇或被挟持的工人、农民等。最难处理的是散兵游勇的土匪部队，以吴义成 [2] 的部属为多。这些土匪，偷盗、抢劫、嫖娼、赌博无所不为。既然他们都是以抗日救国的名义来到苏联避敌逃生的，不管事实上对抗日、对苏联态度如何，都不能拒之门外，只能一律收留下来，予以庇护。

这些部队，无论是南京政府所属的新式军队，还是帮会、地方的旧式团伙，都有着森严的等级，官兵待遇悬殊，差别很大，对名分也十分计较。在苏联，头头们仍像在国内那样，摆官架子，经常训斥、打骂手下人员，企图维持自己的尊严。这给我们的接待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为了便于管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的头头和一般人员分开。例如将吴广义、于九江、赵某等上层人物安排在新西伯利亚城，把他们的部属则安排到库兹巴斯的一个煤矿上劳动。但他们一无劳动经验，二无生产技术，我们只得派人教他们掌握采煤技术，并教育他们积极生产，自食其力。据说，他们后来干得很不错，每月挣的钱比一般工人还多得多。

我的工作除了接待、安置上述人员外，还要选择适当的路线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远东满洲一带自然是无法通行的，然而“东方不亮西方亮”。于是我们选择了经过中亚和阿拉木图等地进入新疆的通道。但最为棘手的是南京政府只承认马占山、苏炳文、吴德林、冯锡九等国民党的部队，也同意这些较高级的官员经欧洲回国，中下级官兵只能经中亚、新疆回到内地。而对于其他抗日队伍，南京政府则不予承认，长期拒绝接收。其理由极荒谬可笑，说这些部队或组织在满洲的活动未向中国政府登记。其实，南京政府不愿承担这些部队的费用，更主要的是怀疑苏联会将我党领导下的东北义勇军向中国内地转移，致使这批人员的回国问题一再拖延，长期不得解决。因此，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安置他们的工作。这么多的事，仅靠我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应付不过来的。于是组织上在1933、1934年间调来了唐有章和另一位姓熊的（湖北人）同志帮助工作。唐有章被派到中国士兵所在地普罗柯普耶夫斯克，担任该处煤矿主管中国过境士兵的工程副主任，名义上称士兵劳动团团长。

从1931年到1938年，苏方前后共接管安置了约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左右的过境士兵等人员。1934或1935年，苏联中央有关部门拟给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予以表扬或嘉奖，让新西伯利亚向中央呈报名单。但名单报上去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后来才得知这是由于门户之见造成的。在苏联，中央政府中是由国家边防系统主管这项工作的，而不是由内务部门管辖。所以，表扬和嘉奖的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在苏联政府一再交涉下，1933年南京政府终于同意这些部队分批陆续经新疆回国。但是，新疆军阀盛世才不同意高级指挥官同行。这些部队回到新疆后，盛世才不但不欢迎，反而杀害了一些领导人。吴广义就是一例。后来，其余的官兵都散了，或各自行动，或分散成小股，陆续回到内地。但他们仍受到蒋政权的歧视和排挤。蒋介石政府对抗日志士既不欢迎，也不承认，而对来自苏联的人更放心不下。所以，把他们统统遣送到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北部韩城、宜川、洛川的深山里开荒垦田。陕西的黄龙山区、白马潭等地就集中了不少这样的人。但也有不少的人回自己的家乡去了。蒋介石曾极力驱使他们反共，然而他们始终未与共产党作对，也没有明确表示拥护蒋政权，只是埋头建设自己的家园。有的人在遣散之后又回到了苏联，也有极少数人到了解放区。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时，碰到一位从胶东来的秘密交通员孙某，他就是从苏联回来后到了山东老家，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他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延安与胶东抗日根据地之间，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是一位十分难得的、令人敬佩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