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
当莫尼诺儿童院的工作走上正轨之后，我就回到新西伯利亚，把家小接到莫斯科。那时，我同任弼时等同志都住在柳克斯公寓。我一方面管理着莫尼诺儿童院的工作，一方面兼任着中共党校的部分翻译工作。不久，组织上要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政治秘书。
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是弼时，除我任他的政治秘书外，还有两位苏联同志帮助工作。一位是男同志，叫林佛（苏联人、略懂中文），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一位是女同志，叫娜达莉亚，任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文件。
代表团的工作分别由共产国际几位书记分头管理。那时，每位书记都有一个秘书处。中共代表团的日常行政事宜和党务工作由库西宁 [14] 书记管，政策方针等政治工作直属季米特洛夫书记管。这样安排是为了使季米特洛夫便于联系和了解各个代表团的工作。另外，我本人还要和共产国际机关党委（苏共党员都归它管）打交道，同时也担任着宣传部、刊物部和干部部的少量工作。如果执委会任何一位书记的秘书处向我们求助，我们都无条件地协助解决，尽力完成。
任弼时是1938年3月从延安到达莫斯科的， [15] 由于路途多有险阻，走了近一个月。他接任王稼祥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940年春离开莫斯科时为止。
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时期，正是季米特洛夫同志主持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时期。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8月20日）后，国际执行委员会把革命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遏制世界大战的爆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奴役；主张各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统一思想认识，力求意识形态达到一元化；而在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实现最大的灵活性，从各国实际出发利用各种组织形式，使工作与斗争的方法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机动性，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当时的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多变、敏感，斗争尖锐而严酷。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意大利法西斯侵占北非（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不断扩张。那时，苏联的肃反运动刚刚结束，世界形势使人们产生了很强的危机感，感到战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一句话，形势极度复杂而紧张。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的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抗战。任弼时从抗战前线到达莫斯科。4月14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又在这个报告大纲的基础上向国际执委会作了更为详细和全面的口头汇报。汇报时，王稼祥也在座。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状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八路军的状况、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五个部分。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的一个较全面、较深刻的汇报。它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与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状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与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的领导，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任务，群众运动的发展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共在自我建设方面的情况。此外，弼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听取了他的意见。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在听取了汇报后，对中共党的建设、国共合作以及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也是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意见与建议）。 [16] 这些意见和建议后来由王稼祥转告给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
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例如：捷克的哥特瓦尔德 [17] 、西班牙的伊巴露丽 [18] 、德国的皮克 [19] 、芬兰的库西宁、意大利的陶里亚蒂 [20] 、法国的马尔梯、苏联的曼奴伊尔斯基 [21] 。他们不仅是各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而且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弼时尤其同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秘书长哥特瓦尔德来往较多。
为了广泛地向苏联人民及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共历史、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现行政策，任弼时不仅亲自动笔，而且指导其他同志撰稿，由他审定后，在《真理报》、《消息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组织力量编译发表我党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如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当时，对共产国际震动最大的要数周恩来同志带到共产国际的毛泽东1939年9月1日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消息是突如其来的。我当时正参加《共产国际》的出版工作，最新一期都已印好，正在装订。由于这一期的内容都是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所以只得全部作废。共产国际的许多同志对苏德条约不理解。如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等同志就是这样。只有国际检察委员会书记佛罗林 [22] （德国人）异常兴奋。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力量：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三者的力量对比如同一个三角形，原来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上边，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压在下边。斯大林签订了苏德条约，把局势转过来了，现在苏联转到上边，把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压到下边了。”由于他是德国人，大家对他的解释不以为然。
9月1日，毛主席就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讲话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23]
周恩来到苏联时，把这个讲话带到了共产国际。很快，任弼时交给我译成了俄文，并印制成册。共产国际再根据俄文译成德文、法文等各种文字，在国际广泛传阅，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这个讲话震动了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人敬佩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安东尼斯库对我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得这样透彻。”
任弼时在苏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上面提及的以外，我记得的还有：
第一，1938年，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校译谢唯真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使其能早日出版。
第二，他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定期研究中国、国际重大政治问题，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并提出建议。这个小组由国际干部处和中国驻国际代表团的同志组成。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几位苏联同志。1939年夏，根据国际掌握的资料，小组召开了一次分析研究东方慕尼黑危险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虽然大部分是中国人，但因为他们离开祖国的时间较长，不甚了解国内形势变化的特点，将投降的危险看得过重。会议开了好几天，任弼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他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会后他曾对我说：“中国的事，喊叫是一回事，实际上往往是另一回事。此乃雷声大，雨点小。”意思是说，英美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因为帝国主义各国（主要是英、美、日）的利益相互矛盾和冲突，它们不容易一致起来。讨论的结果报给了中央，中央很快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第三，秘密交通常从国内带来一些情况动态等材料，由弼时亲自领导，加以整理、翻译和分类。这项工作十分机密，一般不让别人过问。
第四，整顿了中共党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方便苏联运送援华物资，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建立了交通线。我党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设立了办事处。中央通过这条交通线送出了一批病残的负责干部到苏联治病、疗养。如：蔡畅、张子意、贺诚、贺子珍、金维映（阿金）、蹇先任、刘群先、李世英、马明芳、刘亚楼、卢冬生、林彪、钟赤兵、方志纯等几十人。弼时将他们组织起来，边医病、休养，边学习。党校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疗养院里，对外仍称疗养院，国际称之为中共党校，有时也用代名称“七部”、“八部”。党校分政治、军事两个班。军事班由伏龙芝军事学院将级教官任教。党校的一切事务由共产国际负责，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则由中共代表团和弼时规划决定。
第五，妥善处理了王明、康生等人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除负责中国事务之外，还负责处理拉丁美洲各党的问题。因此他在走时，留下了一大堆没有处理的文件和亟待解决的干部问题。王明、康生回国时，将他们喜欢的干部都带走了，而将他们不称心的干部留在了苏联。由于这些干部久居苏联，大家都称他们为“老莫”。比如像肖三这样的老同志，王、康回国前，都不向他打招呼。后在弼时的安排下，肖三于1939年初回到了延安。从东北到莫斯科的同志，如韩光、曾赤、林娜等，也都很快回国了。
特别应提到的是六大中央委员陈郁同志。他因曾反对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受到王明、康生的迫害。1931年陈郁到苏联后，被分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一干就是七八年，始终无人过问。他多次要求回国，也无人理睬。王明走后，国际才知道有个中共中央委员在工厂当工人。弼时和国际干部部将他召到莫斯科谈话后，决定让他暂时回厂，有机会即派他回国。在弼时回国前，这些遗留问题都得到了认真和妥善的解决。
弼时在苏期间，中共代表团同共产国际及苏共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共产国际处理有关中国的事务，无论是方针、政策的研究讨论、对中国同志问题的处理，还是培养中国学生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等，一律以弼时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为依据。至于要向国内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都是先同代表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发表。
1939年秋，周恩来到苏联后，弼时全力协助他工作。
同弼时同志共事以来，总觉得他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为人谦虚、谨慎、稳重、诚恳，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和蔼可亲。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把弼时作为自己敬仰的老师和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