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

我早在苏联时就听说过刘少奇这个名字。1930年夏至1931年秋，他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杨尚昆担任他的秘书兼翻译。

转眼十年过去了。1943年3月，少奇同志从华中新四军回到延安之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住在杨家岭，一回到延安就同弼时一起参加了西北局正在召开的高干会议。那时，延安只有一辆大卡车，少奇、弼时和同志们一起挤在卡车上，到西北局南门外开会。

过了不多天，他在边区高干会议作了一次较长的报告，即已收入《刘少奇选集》的《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仅是工作经验的总结，而且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提高认识都有很大的作用，尤其对实际工作者更有较大的帮助和启发。

当年，他主要负责党内的工作，在对外活动中很少出头露面。虽然在公开场合与苏方人员，如孙平等，有过接触，但没有实质性的来往。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叫《论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闭幕后，刘少奇搬进了枣园。此后，我们才有了较多的接触。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创建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的伟大功绩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绝大部分中央同志已到前方各地区去了。毛主席离开延安前，不仅向少奇面授机宜；而且谈得非常详尽和周到，同时，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就是说，中央的工作暂由少奇主持。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集团面对面的斗争，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互相联系与协同动作，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一生中为党为革命事业，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这段时期的重大工作有以下几项：（1）及时指导全国各地党、政、军、群运的全面工作；（2）果断处理解放区附近地区的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3）坚决回击国民党的一切破坏和挑衅活动，并加强壮大我们的实力；（4）依形势的发展变化，坚决迅速地调整和积极部署我军主力，争取战略优势；（5）大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努力做好城市接管工作；（6）尽力做好统战工作，等等。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意图，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一件件大事。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挑衅活动大大增多了，而我军给予对方的回击和惩罚也异常及时而凌厉，每次都以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而告终。在双方矛盾、冲突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曾担心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是否有保障。对这个问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精辟、明确的解释，他说：“蒋介石只懂得拳头，不懂得道理。前方对他的打击越坚决、越沉重，在实际行动中越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他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触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障。”他还说：“这是毛主席临动身前给我的指示和交待，我在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意旨行事。”

毛主席于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延安后，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所以，从那时起，直到1946年秋由少奇协助毛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全面工作。这个阶段是我们革命力量将在全国范围内与反革命势力进行大决战的极其重要的准备和动员时期，这个时期我党的全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好，是和少奇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个时期的形势是复杂而多变的，少奇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给他的重托，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工作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