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5月，恩来离开延安后，弼时和富春一起坐毛主席的汽车到安塞真武洞视察。这辆汽车是华侨募捐送给毛主席的救护车。弼时去真武洞的目的是视察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会址。早在1939年底，党中央就决定筹备七大。 [1] 原准备于1940年春夏召开，我们从莫斯科赶回来也是为了参加七大的。弼时和富春实地考察后，认为安塞离延安远，交通不方便。不久又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急剧恶化，我党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七大就拖下来了。但是，在弼时、富春的领导下，七大的筹备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关于开会地点，除安塞外，还考虑过枣园后沟，并在那里打了窑洞，盖了礼堂。后沟保密条件好，但是地方较小，条件较差，也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连水也不够用。最后，将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因为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有些人还因此给弼时、富春提意见，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到七大召开前，大家才明白。

除准备会场外，还要为代表们准备住所。代表来到延安后集中住在中央党校的一部、二部。

更重要的工作是选举大会代表和审查代表资格。当时，我党在全国各地有数十块大大小小的根据地，但是都处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分割包围中。代表们要安全地到达延安，一路上不知要通过多少道封锁线，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在路上少则走几个月，多则一年，最远的海南岛代表走了一年半才到达延安。

代表们到达延安后，都集中到中央党校一、二部学习，进行整风，统一思想认识。所以毛主席说七大实际上从1942年就开始了。

审查代表资格是一项既严肃，又复杂的工作。一次弼时同一位省委书记谈话，这位省委书记是七大代表，他的历史有些问题。弼时让我一同参加谈话。在谈话中，我发现这位同志在撒谎，就有些着急，而弼时却不慌不忙地耐心听着。因为当时只是怀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在七大之后，经过几次谈话，他最终，承认自己曾被捕过，并在被捕后有自首行为。

弼时为筹备七大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40年5、6月间，中央政治局决定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这个决定没有立即宣布，直到1941年9月才正式宣布。 [2] 弼时早在“八七”会议上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历史上曾担任过团中央书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工作能力。1940年10月、11月，我随弼时、张闻天等搬到杨家岭，和毛主席住在一起，就是为了便于弼时直接协助主席更好地完成中央领导工作。弼时任秘书长，实际上是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当时张闻天任书记，但他的兴趣在理论研究方面，对日常的组织、行政事务工作是大而化之，不放在心上的。我不止一次地听毛主席讲，凡对事情抓而不紧，就等于不抓。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弼时对张闻天十分尊敬，有事都找张商量，弼时当了秘书长后更是这样，两人相处很好。1942年初，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基层调查。从此，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全部由弼时负责。他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会、青年团、妇联及西北局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对党的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首先，他整顿和健全了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虽然中央搬到延安已三四年，但是日寇隔河相望，虎视眈眈，敌机不断空袭；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包围着边区，天天制造摩擦，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因而当时各机关时时警惕，保持着某种游击做法。中央机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均在蓝家坪，但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各管一摊，总书记张闻天管理论宣传、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陈云分管中央组织部；李维汉负责统战工作。西北局的负责人是高岗、贾拓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互不统一。

我们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物品都放在我那儿。恩来开单子，让我给谁送去，我就照办。我初到延安时很不习惯，觉得中央怎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需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总而言之，一切都不正规，游击作风很浓。仅举一例：我们刚搬到杨家岭时，军委一名姓李的秘书派警卫员送来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弼时同志，听说英文打字机在你那儿，请速送来。”这种情况在苏联是决不可想象的。我一看条子就火了：“此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弼时却说：“不理他，过几天他自己会来拿的。”

那时供给制度也不健全，谁抓住什么就拿什么、吃什么。当时流行一句话：“干不干，一斤半（指小米）。”

弼时任秘书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弼时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中办副主任。富春同志是行政管理的能手。中办下设秘书处，王首道、曹瑛（即石磊）负责；行政处，邓洁负责。弼时很重视党的档案工作，在秘书处下专门设置了材料组。

随后，弼时抓整体设计，富春组织具体实施，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规定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制定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不过从没有发过）；在中办机关建立了行政制度和工作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收发、会客制度；建立了财会制度。

富春负责中直系统的财政，各个单位的费用开支都需经过他批。他几乎天天给毛主席写信，毛看完后交弼时办。弼时将批件让我负责整理、安排、保管。富春遇到困难，弼时总是支持他，出面做工作。中央财政有困难，弼时和富春就设法找各地方、各部队征收。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经费开支大大增加了。一是由于中央机关本身开支增加，二是因为中央要派大批人员到东北各地去，经费由中央财政支出。这就使本已短缺的中央财政更加捉襟见肘。这时，各地方为了开展工作，也不能适时拨款支持中央，中央只好找部队想法子。1945年初春，弼时邀请军委供给部负责人邓典桃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共商解决中央机关经费困难问题，希望军委能给予支持和帮助。邓、杨很痛快地答应了，并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拨款支持了中央。

由于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各部门的行政关系很快明确了，工作正规化；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的拖拉疲沓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无人负责、本位主义、游击习气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和主席对此是十分重视和赞赏的。

中办系统走上正规化后，弼时又抓中央所属各部委。到1942、1943年，将各部委领导都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各单位的工作也很快正规化了。

在中直机关的影响下，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萧劲光负责的留守兵团，贺龙领导的联防司令部，高岗、贾拓夫领导的西北局，以及林伯渠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也都逐渐正规化。

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将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弼时在中办成立了政策研究室，王若飞任主任，主要研究政治理论、党的建设等。中办还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王稼祥任主任。我和王子野等都是该室的成员。毛主席对此项工作很重视，亲自筹备，动员王稼祥担任主任，并出席国际问题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稼祥对此项工作不感兴趣，这个室的工作基本没有开展起来。

弼时不仅号召、推动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以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理论修养，而且身体力行，参加学习小组，带头专心致志地攻读经典、研究问题。1940年到1942年间，他每周都到马列学院参加一周一次的哲学讨论会。这个哲学讨论会由张闻天负责，把学者、哲学工作者，如艾思奇等，集中在一起，温济泽任组长。弼时的行动也影响和促进了其他领导同志，如朱德总司令等。

弼时另一贡献是具体指导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西北局的工作原由王明负责指导。他的政策、思想脱离实际。西北局书记高岗等曾经向毛主席讲了一句话：“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王明于1937年11月乘飞机回到延安。毛主席因此明白了高岗的意思。从1941年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决定弼时指导西北局的工作。

西北局驻在南门外，我常陪弼时去参加西北局常委会。经过一段筹备，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共进行了八十八天。会议规模很大，仅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三百余人参加，而且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讲话。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因此，弼时同志很重视，在开会的前几个月就开始筹备，为了搞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弼时就住在西北局。

高干会主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第一是澄清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是团结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包括西北局本身的团结及其和兄弟单位的团结；第三是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

为了贯彻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会上弼时支持西北局、支持了高岗、批评了某些同志。他说：“陕甘宁边区的情形怎么样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中，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还存在着对边区党的领导中心——西北局不尊重和闹独立性的现象。” [3]

弼时和林老 [4] 一起找留守兵团司令员谈话，指出要讲团结，首先要尊重西北局。西北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弼时认为“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5] 留守兵团司令员是个好同志，他接受了弼时和林老的帮助。高岗则不然，他说：“留守兵团如果归中央管，那后勤保障我们就不管了。否则，就归西北局管。”当时中央管不了这么多，只能让西北局管。高岗和谁都搞矛盾，只怕贺龙，所以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的关系一直不错。

关于西北局今后工作的政策，在这次会议上有个很大的变化。弼时认为抗战以来“我们又是处在一种和平的环境，边区是一个前线的后方，敌人虽然对我们有空袭，有隔河炮击，但它的兽蹄还没有和无力踏进边区来。抗战以来，国共之间的武装斗争已经停止，虽间或有过武装摩擦，但并未破裂两党的抗日合作。这样的和平环境，对于边区是有利的”。“因此，在这样的和平环境当中，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 [6]

他还具体指出了怎么建设，应当建设些什么。他说：“边区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遗产太不丰富了，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 [7] “我们应当从可能和需要出发，应当根据边区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必要的建设。在今天说来，最可能与最需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 [8]

弼时将生产建设提到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9] 他表扬三五九旅、保安部、警备一旅的第一团生产抓得紧。他提出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弼时的这一讲话，为推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顺利地战胜经济方面的重重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日夜操劳，弼时的健康每况愈下。1945年苏联医生米大夫给中央的主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弼时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硬化。医生专门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认为弼时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留在陕北，带病坚持工作。

1947年在山西三交时，贺龙对我说：毛主席讲有的人是向外发展，有的人是向内发展。贺龙举了两个例子，说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功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不断地充实、发展、提高自己。

弼时十六岁参加革命，为人民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奋斗终生。弼时作风沉稳、含蓄、凝重、老成练达。1943年，我离开弼时处时，他曾同我谈话，批评我锋芒毕露，生硬而不灵活，要我今后待人态度缓和些，处事灵活些。我说：缓和了，刺不痛，有的人皮太厚，没法子。弼时党内斗争、社会经验丰富，因而对我有这样的忠告。

弼时党性强，坚持原则，正直公道，不徇私情。一般地说，在他面前，不正派的人，不懂事理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胡作非为。康生怕弼时，就是怕弼时的一身正气。

江青对弼时很不满意，甚至恨之入骨，但也只能在背后嘀嘀咕咕，不敢拿到桌面上来说。1941年中直机关搬到杨家岭后，江青嫌人多嘈杂，1943年江青和毛主席搬到枣园去住。整风时，毛主席把江青送到中央党校，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审查她的党籍。江青老老实实，不敢胡来。七大后被审查的干部都做了结论，她也做了结论，恢复了组织生活，就逐渐地张狂起来。她这个人刁钻古怪，变化多端，经常提出一些特殊要求。她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都用在党和国家大事上，但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故意又吵又闹，干扰主席的工作。我担任中办主任后，为了保证主席安心工作，不得不满足江青的要求。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统治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需动用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

弼时两次批评我，说：“照顾了主席也就照顾她了。再说也不能只顾她一人，否则蔡大姐、邓大姐、康大姐怎么办？”他坚持不批准江青的分外要求，江青对此怀恨在心。在枣园时，她就经常讲：“哎呀，秘书长是当家做主的，弼时同志虽是好人，但暮气得很、做事不爽快！”

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去。第二次去重庆，不知道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特会科科长赖祖烈来找我审批这笔款项。我坚持不批，说：“款项不小，等问题搞清楚了再说吧。”

江青知道后，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表示由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而要她讲清楚到底买了些什么，为什么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我问她：“特别经费是作什么用的，你知道吗？”江青没有回话。当时，毛主席就坐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高，也大声地同她吵。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气之下将桌子掀翻，拂袖而去，堆在桌子上的边币撒了一地。因为弼时支持我，她也奈何我不得。毛岸英过来收拾了屋子。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江青生性阴险、心地狠毒，谄以貌恭、惯于进谗，不择手段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混淆黑白。即使如此，主席对弼时仍是十分信任的。在西柏坡时，主席到弼时住处同弼时长谈过几次。主席访苏时，也专门到皇宫（克里姆林宫）医院看望弼时，并极力安慰他静心养病。弼时去世后，毛主席挥笔题词：“任弼时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得势，弼时的家属、亲戚都遭到了迫害。

弼时一贯耐心、谦虚地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不管是反映情况、倾诉苦衷或提出建议，也不管你讲得正确与否，他总是诚心诚意地听下去、听完，决不打断你的话。他善于启发你提问题，帮助你打开思路，使你把问题讲得全面、清楚和透彻。有一次我向他反映一个问题，他很细心地听着，在某一点上我讲得有些偏差，他立刻予以纠正。这时，我才知道他对我所反映的问题是完全了解的。我问他：“既然对我反映的问题完全了解，为何还要听我的汇报呢？”他回答说：“你兴致勃勃地反映情况，我怎能给你浇冷水呢！”我说：“你能耐心听，这使我很感动，但这却耽误了你的时间啊！”他解释说：“听取下级汇报，反映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之一。”他的这句话有着深刻的涵义，值得我长期深思和领会，同时也值得许多领导干部深思和领会。

正因为弼时善于同干部、群众商量问题、征询意见，采纳别人的建议，所以他的指示和意见较易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他信任干部，并放手使用干部，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发挥自己的才干和创造性。但是，如果发现干部有了缺点，工作中出了偏差和错误时，他总是及时地从正面指出、纠正，使干部易于接受和改正，决不让问题积累成堆，然后算总账。他说，对干部真正的爱护和实际的帮助是：当干部在工作中一切似乎很顺利时，应当给他敲警钟，就像对跑得太快的人大喊一声，让他注意不要跌跤一样。当干部在某件事上有所疏忽，出现了犯错误的苗头时，就及时提醒他，让他自觉地注意，主动地改正自己的做法。这种帮助要比事后替他圆场有益得多！对犯错误的干部，他从不恶言厉色地训斥，也决不冷嘲热讽，更不会斥责谩骂。

十多年间，我只见他生过两次气。一次是对共产国际机关总务处长，因为这个人不关心、不解决中共代表团的迫切问题，弼时斥责他是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另一次是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对一个不肯讲明事实真相的人生了气，气得小胡子都翘得高高的。他对那人“骂”了一句：“我看你就是一个不老实的人！”比这种语气更重的话头，我再也未听到过。

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决不随便抛弃他们；决不一棍子打死。许多干部，尤其是犯了错误的干部，遇到困难、陷于窘境的干部，往往都愿意找弼时谈，并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他对这类问题，不论是排解、调停，不论是批评、纠正，也不论是给予某种处分，总是合情合理、恰如其分。一句话，凡是归他处理、解决过的问题，人们一般都会欣然接受、心悦诚服。经多年的体会，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奥秘，就是弼时对任何一位遇到不幸的同志，不论他的困难有多大、犯的是什么错误、问题多么严重，或他的思想上、精神上有多么沉重的负担，弼时总是，而且首先是不加重他们的包袱，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对他们的处境、问题的性质以及事情发生的原因作深辟的研究、准确掌握真实情况，然后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讲清道理，指出问题的实质之所在和改过自新之路。弼时教诲说：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惧怕而畏怯、而疏远，而不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实情和澄清问题了。的确，无论干部或群众都乐于接近弼时同志，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把自己的心里话、难言的苦衷、不便向人透露的私话，尽情地向他倾吐出来，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所以大家称弼时是“我们党内的妈妈”！他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干部、帮助干部解决了困难，但是干部自己往往不知道，因为弼时历来不说这些。

无论弼时走到哪里，总是要作调查、了解情况，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他们的疾苦，设法替他们排除困难。这已成为他的习惯。1940年5月间，弼时和富春同车到真武洞去视察七大会址，路经安塞县侯家沟门时，将车子停在一所小学校门前，随即进去了解这所小学的情况。在谈话中，得知该校女教师姓贾，是陕西韩城人，她的女儿叫师秋朗。由于弼时了解我的家庭情况，经仔细分析后他断定，她们就是同我离别十五年，下落不明的妻女，于是把她们带回延安，使生离死别十五载的我们全家得以团圆。自然，我们感激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弼时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做调查研究。1946年秋季的一天，弼时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延安西川去狩猎。到目的地后，大家都忙着去打野鸡，弼时却走进一家窑洞。家里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她见有人来，以为是想找水喝，立刻忙着烧水、洗碗、擦桌子。弼时安详地坐下来，向她问长问短，提了一连串有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那位妇女虽无文化，但对弼时的问题，对答如流，讲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她说：“我家以前是极苦的贫农，缺吃少穿，无米断炊是常事，生活非常困难。但在那年（指1935年）土地改革后，翻了身，分得的土地同大家一样多。我家劳动力强，能下功夫、勤劳苦干，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已达到中农水平。一切都是苦干出来的。家里人都下田干活去了，我在家里做饭。农忙时，我也下地劳动，干得不比他们差……”这几句简单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令人深思的大道理：我们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1948年3月，党中央从陕北东迁至河北西柏坡。一路上，弼时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在山西的临县、兴县、神池、五寨、代县，河北的建平和平山，每到一处他就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围绕着土改、生产、群众生活、党群关系，我党各项政策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与反应等。但在这个时期，弼时的健康状况十分不佳，病情极其严重。他忍受着病魔的折磨，酌量进行着工作。就这样，弼时带病不停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他离开人间的前夜，还关心着抗美援朝问题，仍在了解情况，考虑和计划召开工、青、妇工作会议与整顿和解决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

1950年10月27日，年仅四十六岁的任弼时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遭受的第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