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绥德、关中“特务案”

抢救运动发生一些偏差也与当时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和敌人的破坏有关。

“绥德特务案”也是反特务斗争中的一个假典型。案子是1943年5、6月破获的。说绥德特务分子在国民党榆林总部指使下，在4、5月间决定了一个大阴谋计划，企图暗杀绥德分区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在绥德造成了一个大的混乱局面，以配合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案子破获后，逮捕了很多人，弄得人心惶惶。于是绥德有些人跑到延安来找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绥德人）和边区参议员安文钦（米脂人）。李鼎铭先生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制止捕人。西北局和林伯渠向党中央反映。

1943年7月，我同布鲁、薛克明等四五个同志受组织委派去绥德。为了工作方便起见，我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处长。康生在我们出发之前，对我们说：“绥德非常乱，特务如麻。”我们到绥德后，经过初步了解，发现有些错捕、乱捕的现象。经过初步清查放了一些人。许多被捕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被逮捕。我们放人之前告诉他们要随叫随到，继续接受审查。另一些人总是比较复杂，继续扣留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整顿工作，形势渐渐稳定下来。

绥德原由国民党统治，1939年底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我们才将国民党派的专员赶走。 [5] 绥德有一些小偷、二流子、吸食鸦片犯，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群众。我们将这些刑事犯集中于二郎山，让他们劳动。那些吸食鸦片的人，烟瘾一上来，哭哭啼啼。但是经过两三个星期就戒掉了，吃得白白胖胖。等他们改邪归正后，释放时，都是连声感谢边区政府救了他们一条命。

后来林伯渠对我说：“李鼎铭先生说，你去了之后，再未出现乱捕乱押，情况稳定多了。”但是运动还在继续，就是没有出现再大批抓人。党政系统的领导部门各机关各学校的“抢救运动”还在进行。9月13日开始，在绥德召开近一星期的各界民众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这次大会是“抢救运动”中的一个典型，既是“抢救运动”的高潮，也是“抢救运动”走向尾声的一个步骤。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简要情况。报道说，大会上坦白最好的白国玺，他揭发了“六县特务头子”栾丁生，并且在两天内“挽救”了二十二个人。主席当场宣布白国玺不再是特务，称他为同志，照旧做他的工作。

白国玺是绥德实验小学的老师。其实，事情就是坏在他身上，只要有人揭发某某是“特务”，他就出来“作证”，并且能说出一大套证词。栾丁生是绥德师范的语文老师，平时很少说话，因抽大烟懒惰之至。白国玺得知栾丁生被隔离审查，便揭发了一大篇，把栾说成是“六县特务头子”。由于栾丁生又牵连了绥德师范的一大片师生。整个绥德师范才三百五十多名师生，失足者就有一百六十二人，占学生人数的半数以上。其中还有十三四岁的娃娃，也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三青团”、“特务”。

在大会上坦白的王毓琪，原是国民党绥德县县长，一个花花公子，只知吃喝玩乐。只因担任过县长，说他是特务，他只好承认。另一个坦白的是朱紫贵，是绥德一个书店的经理。这个书店是1937年办起来的，当时为了表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书店起名为“抗敌”，经常售一些进步书籍。1939年以前绥德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于是说他把书店起名为“抗敌”，是因为国民党把共产党看成“敌人”，“抗敌”就是反对共产党。现在绥德成了边区的一部分，你的书店仍叫“抗敌”，不是对抗共产党，又是抗什么？！这样把他打成“特务”。

有一个叫李化南的河北人，五十多岁，是个老医生，医术较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因为边区缺医少药，药品很难搞到。当时我们的医院连凡士林都没有，可是他那里一桶桶的。这是他设法从北平、天津等敌占区弄来的。因为他能从敌占区弄到药，就说他是“汉奸”、“通敌”，也上台坦白。

被打成“特务、汉奸”的还有马炽菴，说他“拒不交代”。他是一个地主老财兼商人，六十多岁，文化水平不高，但有些名气，是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为什么说他也是“特务”？因为绥德原是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驻地。1939年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后，何绍南搞摩擦，1940年才把何赶走。马炽菴与何绍南部有些来往，何部被赶走后，他自己不再出来做买卖。但仍和一些商人搭伙到太原、天津敌占区做买卖。有的商人不敢去，马炽菴给他们出主意，并利用自己边区参议会的议员的身份给那些商人办一些事。故此，说他“通敌”，是“特务”、“汉奸”。这个人本质不好，是投机分子、守财奴、吝啬鬼。他到处放债，却不让儿孙知道，也不给他们享用。我们把马炽菴抓起来后，他的儿子、孙子都跑来告他的状。他一害怕，自杀了。我们当时觉得不太好处理，跟他家里联系，但是他家里人都恨他，连他的尸体都不愿意要。

康生十分欣赏这个案子，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绥德的“经验”，而且通过新华社广播发到各个抗日根据地。但是，“绥德特务案”到1945年也甄别平反了。

1962年9月，我被捕，1970年、1971年康生组织人审问我关于绥德的各项案情。审问人说：在延安整风、肃反揭发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没有错。“文化大革命”查出来这些人大部分都有问题。你在整风中包庇了多少反革命，要老实交代。后来又说，在延安你放走的不说，绥德的由你负全部责任，还说马炽菴是“特务”，他一自杀，“特务”线索就被你弄断了。他们逼了我七八次。真是随心所欲，胡言乱语。

1943年底，从西安来的情报获悉，地方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人数颇多，甚至地委书记都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军区司令员的老婆、妻弟等都上了特务名单等等。我到关中马栏调查案情时，中央转来的材料上仍有早已调走的地委书记向特务提供了情报等内容，这更加引起我的怀疑。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得知西安情报的来源是出自住在边区境外的织田镇一个特务据点，即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之手。所以，要弄清问题，必须设法抓获杨宏超。

我们决心拔掉这个钉子，组织了一个班，由王天民队长率领，趁夜色，通过封锁线，奔袭织田镇，把杨宏超抓回边区来。借我情报员的帮助、带路，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封锁线的炮楼。

半夜12点时，杨宏超才回家。我们的内应将事先准备好了的肉扔给杨家的狗，使其不吠，然后把门打开。战士们一闪而进，将杨和他的老婆的嘴都堵上。要他老婆将孩子看好，抓获了杨宏超。织田镇离边区只有十几里路，我在县署等候消息。仅两个多小时小分队就回来了。战士们给杨宏超戴上手铐后押到马栏镇。

我先回到马栏，同地委书记张德生商量好审讯计划。

杨宏超三十多岁，身材魁梧。战士将他带到房子里，我叫警卫员把手铐、脚镣向他面前一丢，并厉声地说：“你怎么办，是讲真话，还是顽抗？！”

他摸不着底细，很快就交代了。他的老家在边区，因而对边区情况很熟悉，为了领赏弄钱，就造假情报，说他花多少钱买通了什么样的干部。被收买的干部级别越高，国民党的奖励就越多。他在织田镇胡编乱造，西安的特务机关都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重视。

抓住了杨宏超的第二天，西安就知道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专门派了一个师长到织田镇调查此事。西安向重庆呈报，特务专员杨宏超被共产党逮捕，言之令人痛心！这个电报也被我们的情报人员送到延安，康生特地给我看过，但他却无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抓后，关中地区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6] 1944年1、2月间，我回到延安，任弼时、西北局、中组部对我的工作都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