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这个名字，我在青年时早已闻之，随着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我对他的景仰也与日俱增，一直渴望能见到他。
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在康克清、黄幼峰、李树槐等同志陪同下，从太行抗日根据地回到了延安，最初住在杨家岭，后来移居王家坪。总司令回到延安时，我们大家都热烈地欢迎他。他给大家讲述了他回延安的一路经过和所见所闻。因为他是南渡黄河，经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回到延安的。所以有机会、并利用一切可能观察、了解、研究国民党区的种种现象，特别是揣摩和掌握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思想、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概括地说，蒋介石国民党天天都想反共，同时其中不少人天天准备投降日本。但中国人民不答应，抗日的烽火已燃遍了中华大地。正像朱老总在《出太行》一诗中写的：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朱老总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就出现在篮球场上。同青年工作人员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投篮是他的主要爱好。我在旁观看，他坚持要我也参加打球。后来我还常常同他一道参加运动，而且有时也一道出去游览、参观、狩猎等等。总之，无论学习（学哲学）、开会、欢聚、游戏或做其他活动，他历来都同群众亲密地打成一片。大家同朱总司令在一种友爱、欢乐、舒畅的气氛中度过幸福的时光。
总司令常到任弼时家来，或商讨问题、议论大事，或下棋、谈天，他们往来亲密，形同一家。
对总司令熟悉以后，我觉得他与我们当年想象中的朱德完全是两个样子。1925年夏，我正在乌克兰基辅军事野营地受训。这时，朱德从德国经列宁格勒抵达莫斯科， [11] 由于工作和学习等缘故，他一直未曾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中共代表团也未透露过朱德抵苏的消息。这件事还是被人们知道了，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学习军事的我们，更为深切地关注着我党军事领导人才的出现。这一方面因为我党从1924年以来一直重视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发现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这些已经参军，正受军事训练的青年军人，自然更关心我们将在哪位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所以对朱德我们都很想知道得更多一些。
1927年冬，刘伯承来到了莫斯科，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该校与我们所在的莫斯科工程兵学校仅一墙之隔。我们同刘伯承几乎天天可以见面。不久，叶挺也到了莫斯科，并给我们作了军事报告。由于大家都没有见到朱德将军，而且传说他是一位神秘人物，于是有人猜想，以为朱将军一定是一位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不苟言笑、高踞人上、傲慢自负、目中无人的旧督军式的人物。苏联的一家刊物甚至把云南军阀、大革命时任国民革命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当作朱德报道宣传了一番。谁知相见相识以后，才知他竟是这样一位非凡而又平凡的人。他敦厚朴实、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严肃庄重、彬彬有礼、老成持重、通情达理、宽宏大量、沉着冷静、运筹自如，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英勇的军事将领，同时又是普通的、不失劳动者本色的革命长者。所以，人人都对他尊重、爱戴、信赖、仰望！
朱德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统帅，又是一位忠厚的革命长者。我曾向他表示，我对我们的建军、治军经验很感兴趣。因我的一点军事知识是在外国学的，而且也无实践经验，所以一有可能，我就向总司令请教，请他把建军、治军、用军等方面的经验多讲讲。他给我讲过多次，自然内容新颖，饶有趣味，使我很受启发，总之，获益不浅。据我们从欧洲学来的那一点军事常识看，他们军队的兵源、建制、训练、管理、指挥、作战等一切方面都与我国的有所不同。那时，我们尚不可能对外国的军事作较多的研究，因而无从作更多的比较。可是我深知我军在战斗力和作战技术方面都是相当高超、卓越而又令人敬佩的。
朱总司令说，我们的建军原则简单明了：凡是立志革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出力和品行端正的人，我们都吸收。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势众力量大，这有什么不好。我军对俘虏兵的政策是，凡没有不良嗜好、品行端正、自愿留在我们部队服役者，可以收留；其余一律遣送回家。在这一点上，宁缺毋滥。
在治军方面，他认为首先要信赖干部，放手使用。发扬民主、让人说话，有机会施展才能。总之，使人有用武之地。这是发展壮大我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是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相互沟通联系、切实掌握情况、团结一致，及时解决一切迫切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不留夹生饭。
他说：我主张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即使是军事训练、纪律教育，也要结合思想教育。对任何犯错误的人，他极少用军法制裁，而总是采用教育方式，以理服人。他认为，如果不讲清道理，要人家盲目服从，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或貌恭而心不服。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首先是掌握情况准确、精明、果断。对战士的要求主要是勇敢、坚毅、忠诚、机敏，能吃苦、能耐劳、能坚持。勇气可以压倒敌人，也易于取胜。胆怯、畏缩、后退、怕死，则要吃亏，甚至本来可以不死，但由于怯懦，反而难免一死。在战场上，枪对枪、刀对刀，你就不应胆怯或心慈手软。当敌人的枪口对准你的脑袋时，一瞬间的姑息怜悯念头，就可能使你丧生，成为千秋的失败者。当然，这是说的在火线上。在平时，在一般场合，我们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纪律、谦逊礼让，有高风格和高姿态。这不仅说明我们革命军人有素养、有文化、有觉悟、有本领，而且也表明我军的严威、英武和具有战无不胜的高超的战斗力。在平时，尤其在战时，必须密切上下之间、兄弟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系，切实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彼此配合、协同动作。总之，要把一切建筑在互利、互助、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与人为善这个基础上。
有一次，一个战士向朱总司令报告了一个大家都不满意的炊事员的劣迹。朱德听了后有些生气，找来那个炊事员问：炊事员的任务是什么？战士们吃你做的饭，满意不满意？炊事员回答不上来。
朱老总说：如果你的饭做得不好，那就是你把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给糟蹋了、浪费了。按我们人民的习惯说法，糟蹋五谷是造孽的、犯罪的。再说，粮食能够增加营养，增进人的健康。可是你的饭做得不好，战士吃后得了病，这不是第二次犯错误，第二次造孽吗？总之，你的饭做得不好，你有过错，知道吗？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朱总司令对战士的批评与教育。我想那位战士一定听懂了、明白了道理，也记住了总司令的话。他一定会立即改进自己的工作，力求进步的。这里举的这个例子是极其平常的一件小事，也反映出朱总司令对待同志的诚恳、真挚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方法，这至今仍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的。
朱老总历来十分关心党、政、军的建设工作和群众工作，同时也十分关心生产建设事业。无论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日日夜夜，也无论他到了哪里，在延安、在华北或在全国各地，他每到一处，都注意了解调查经济开发和生产发展的情况，研究它们的现状和发展前途。在延安时，他视察了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门，如农具厂（实为兵工厂）、化工厂、造纸厂、纺织厂以及南泥湾农垦场等等。住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时，他巡视了石家庄的所有较大的工厂企业，我陪同他去过的地方就有：铁路机修厂、纺织厂、炼焦厂、玻璃厂、面粉厂、卷烟厂等等。他对每个生产单位不仅仔细地了解一番，而且十分关切地同干部们一起研究讨论如何改进和革新，把生产尽快地搞上去，满足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到北京后，朱总司令又几乎跑遍了所有大型工矿企业，甚至郊区的玻璃河水泥厂、长辛店的机车车辆厂、清河呢织厂、石景山钢厂、门头沟煤矿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且有些企业他还不止视察过一次。此外，他还视察过许多机关、学校和部队。仅中央编译局、外语学院（那时叫俄专），他就视察过多次，并且作了重要讲话。
朱老总每到一处，都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鼓舞，给干部增添了信心与干劲，使青年学生更加好学和上进。大家是那样热烈地欢迎朱老总，那样乐于同他接近和交谈，因为他和蔼、慈祥、可敬、可亲。他历来平等待人，善意地看待问题，诚意地关心下级。所以人们在他面前，总感到自由和民主，能够畅所欲言。即使讲错了，他也只是纠正，而不会责怪的。
朱老总不仅了解国外情况，而且具有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他决不满足于我国的现状和已获得的成就，不屑于在点滴成绩上津津乐道、沾沾自喜。他多次提倡和号召向先进国家学习，首先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他说，不能再重复那种害人的教条主义式的学习，而要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和汲取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真正有用和有益的东西，以资参考和应用，那是永远需要的。他说，也应该不抱偏见和成见地学习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为我们祖国建设服务，不应该排斥任何进步的、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朱德总司令不仅具有国际知识、国际眼光，他因视野广阔，能重视国际间先进的、现代化的东西，而且历来也不藐视、不排斥、不否认这些客观的实际存在。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们却在这方面吃过无数苦头，真是贻害匪浅啊！
朱德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全部精力。他胸怀坦荡、表里如一、诚恳待人、虚怀若谷、气量宏大。尤其值得人人向他学习的是他最能照顾大局、维护团结，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保护革命的最高利益。他谦虚谨慎，做事全面周到；既有让人之心，又有容人之量，凡事不为己甚。我们知道，总司令对内最能谦让，但对各种错误和机会主义倾向，不论在苏区、在长征途中或在延安和建国以后，总是坚决斗争，对敌人更是寸步不让。朱总司令历来主张任人唯贤，量才使用，辅以指导，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他历来倡导发扬民主，活跃我们党内、军内的民主生活。1947至1948年间，朱总司令在河北各地区作过多次关于发扬民主生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的报告。关于这些讲话，那时已整理出了初稿，中心思想是阐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民主。1948年5、6月间，他给我看了那个文稿，内容丰富具体，但尚未最后定稿。 [12] 他再三号召要发扬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使已解放了的群众，不再受不应有的束缚，这有利于生产建设，而且这与严纪律、重法制是并行不悖的。
朱德本人同干部、群众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他确实是与民同乐、与大家同甘共苦。他常这样教育干部说：无论是对下级还是群众，你们都没有任何理由不以平等相对待。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当了党员、干部就要比人民高出一头，看不起他们呢？甚至官位越高、资格越老，就越瞧不起下属和群众呢？而最难理解的是，当了大官倒怕起人民来了，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呼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共产党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如果口头上说自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而行动上却又站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失去了党性。我不相信这号人能真正为人民服务，能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奋斗终生。
朱老总对人谦恭和气、不骄不躁，对事一贯公正、通情达理。力求合情合理，不为己甚。他很欣赏“满招损、谦受益”的名言，常教导我们多忍让、和为贵。他一生对人宽仁厚德，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和蔼融洽、亲密无间、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他同自己的夫人康克清既是同志、战友，又是知心知情的亲人，对孩子们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关怀。而孩子们也尊敬朱总和康克清。家长除指导、帮助、关怀每个成员健康成长外，从未妨碍或限制过他们的正当活动、工作与学习。朱德品德纯洁高尚、廉洁奉公。他地位虽高，但从未滥用过职权。在实行供给制的时候，他严守制度规定，从未多得多占过一分一毫。他在工作之余的消遣和娱乐，就是咏诗、练字、参观、狩猎，偶尔参加舞会、抚育兰花“王者香”。他从上述各种活动中享受到生活的乐趣，欣赏到大自然赐予的人类之福。
朱老总在任何情况下，始终都是心情舒畅、精神健爽、欢欣鼓舞的革命乐天派。他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共产主义事业必成，革命烈火永不熄灭，我们的伟大事业永远后继有人。
注 释
[1]. 早在1937年12月23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并成立了准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陈云、王明组成。
[2]. 任弼时1940年5、6月担任的职务应是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1941年9月正式任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3]. 《任弼时选集》，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林老，即林伯渠，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5]. 《任弼时选集》，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 同上书，第278页。
[7]. 同上书，第279页。
[8]. 同上书，第279页。
[9]. 《任弼时选集》，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 艾登（1897—1977），英国人。1951至1955年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11]. 1925年6月，朱德在德国因组织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示威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而被捕，随后被驱逐出境，7月4日离柏林，赴苏联。后在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了六七个月。于1926年5月离莫斯科，7月回到中国。
[12]. 1983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朱德选集》，收录了朱德从1931—1962年的讲话、批示、文章。其中1947—1948年的文章有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