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
虽然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开始谈判,但是,敌人并无诚意谋求和平,所以8月、9月先后发动了夏季和秋季两次攻势,同时在空中对我交通线实行绞杀战。1952年1月敌人又进行细菌战。朝鲜战场一直也未实现真正停战,而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
在谈判桌上,美国、李承晚的代表乘机刁难、破坏。1951年12月开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美国利用战俘问题大做文章,首先以失踪人数为基数向我要俘虏名单,散布我们虐待杀戮俘虏的谣言。然后又提出一对一交换战俘,“自愿遣返”等问题。如果照此办理,我们有许多被俘人员不能回归家园,当然遭到我方的拒绝。
美国为了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和谈判桌上的僵持局面,压我屈服,从1951年8月中旬起开始大规模地轰炸北朝鲜并中断谈判。
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有两种态度,一种为敌人的进攻所吓倒,接受美国方案;另一种是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我党中央的态度是坚持立场,贯彻既定原则。认为只有坚定才能逼敌人转弯。战争拖下去,对我们确实不利,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敌则有内外不可克服的困难,最后总要找出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怕拖,也不怕战,但也不宣告破裂。彭总更是做好了再打两三年的准备,如果必要的话。
1952年8月17日,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8月21日和斯大林会谈。周总理首先说明了我党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意我们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六十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一比九是不行的,应是二十比九,必须压倒敌人。
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
斯大林提出谈判的三个步骤:我方被俘人员以十一万六千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30%,我们可以扣留敌俘13%左右做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行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遣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总理针对这种看法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高兴地说: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斯大林又强调: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最后,在周总理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9月1日,彭总、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
9月4日斯大林约见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总理、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五人。
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谈判的情况。他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是不能参战的。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两千辆汽车。阵地前沿多布地雷。
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我方做了解释: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
关于谈判方案,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采取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
会谈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忽然他举着一个大酒杯,要彭总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
我知道彭总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
恩来知道彭总有酒量,立即向我示意不要干涉。
果然,彭总站起身来,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从表情上看,斯大林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总,端详了好一会儿。我不由地想起林彪在斯大林面前的表现。这前后两人的表现,是鲜明的对照,相形之下,斯大林不能不有所感触。看得出,斯大林是喜欢彭总的性格和风度的。
宴会持续了约四个小时。然后,斯大林请大家跳舞、吃点心。
深夜,欢宴结束。大家告辞出门时金日成推总理走在前面,彭总推金日成首相走在前面,因此彭总走在最后。斯大林要我把彭总请到他的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的一角,开始交谈起来。
斯大林请彭总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并询问了有关俘虏政策及执行情况。斯大林陪着彭德怀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中国共产党早在红军时代就制订了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历来执行俘虏政策是很好的。
令人气愤而心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竟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彭总于1962年6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各次出国情况一一作了说明,并说这次是我在场担任翻译。
“文革”骤起,彭总惨遭迫害。我也被关在秦城监狱。1970年8月专案人员追到秦城向我盘查此事。我于8月19日如实写了证明,和我今天的回忆基本一样,只是稍简单些。我看着当年写的证明材料,心潮难平,浮想联翩。物是人非,彭总已永远离我们而去。
9月12日,斯大林以家宴的形式宴请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总理、富春、张闻天、粟裕也出席了宴会。席间周总理谈及墨西哥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三点建议。
斯大林说:美国急于找一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他说: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你们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加。
周总理回答:我们现在对联合国早已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 [12] 甚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
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斯大林很同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做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
他说:朝鲜战争是艰苦的,是否不愿东欧各国帮助?
总理笑着说道:没有不愿的道理。后来东欧各国对朝鲜战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
最后,斯大林和中朝同志讨论起中朝两民族的由来。宴会充满亲切、融洽、欢快的气氛。
这次,斯大林赠给彭德怀一辆“吉姆”轿车,以表示友谊。
经过朝中人民的努力,到1953年春,我们开始反攻,开始将战线向南稳步地推进。经过志愿军金城反击战后,美国人不得不认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赢得了和平。
注 释
[1].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2]. 同上书,第25页。
[3]. 中国空军是以十四兵团机关为基础,于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成立,刘亚楼为司令员。
[4]. 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当是在会谈之后。由此推断10日周到达黑海边,周到莫斯科时间应是9日,离京的日期应是7日或8日。现存档案8日周有一批示,由此推断8日离京可能性更大些。
[5]. 据康一民同志回忆,林彪与周恩来同机到达莫斯科。
[6]. 1945年8月9日,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和朝鲜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于8月15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北的国土,1948年12月25日,苏军全部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退。
[7]. 1949年8月13日刘少奇与王稼祥、刘亚楼同苏联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会谈,苏方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组建空军的设想方案。
[8].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总理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有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的内容。
[9]. 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会谈时说 :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开始的时间,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打电话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国内去了电话,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朝鲜)。俄罗斯档案,1950年10月13日,冯西(斯大林)致电苏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金日成同志:“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指出动志愿军),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撤回北方的决定。”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在和周恩来、林彪会谈之后,曾向朝鲜建议疏散。
[10]. 朴一禹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务相。
[11]. 1950年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三八线附近一直打到三七线后,彭德怀司令识破了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诱我到不利地区与我决战的企图,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停止进攻。敌诱我企图未逞,即开始对我进行全线进攻,开始打第四次战役。因敌优我劣,我实行积极防御作战,于3月14日主动撤出汉城,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4月22日,朝中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迫敌退至汉城及其以南地区,随后主力休整并回撤,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役于6月10日结束。
[12].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1952年6月3日至6日在中国召开筹备会,同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7个国家,378位代表和列席代表,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并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朝鲜问题》等十二项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