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误会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6]
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随后他交给主席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作“官方”的声明。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7]
毛主席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在战争年代我党常常以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态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主席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
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
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三十分钟。
在汽车行至离别墅还有几里之遥的地方，斯大林就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开门迎接。进入别墅客厅时，仍然只有我们四人，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半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及维辛斯基、罗申等都来了。他们来只是参加聚餐，并没有别的活动。尽管如此，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
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恩来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
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如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和热情的。他说过，这种感情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很有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在谈判中，他常常只让我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苏方一定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
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都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他们对待毛主席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而且常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客人。
斯大林很看重毛主席。1950年2月我们回国前，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
在会见中，斯大林主动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议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
斯大林当即答应派尤金 [8] 来华。并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主席表示欢迎，并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问问。”斯大林是很尊重别人的。会谈时，凡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斯大林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
尤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把书稿译成俄文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将《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面向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实际上，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是想“越俎代庖”，又丝毫不了解中国的事理，中国问题的实质，因而应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情况、意识形态、心理状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各方面，以便重新做出估价。
可以这样说，在1947、1948年间，苏联认真地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但所站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在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人。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
1月21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应邀出席列宁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结束后的便宴上，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表现得格外活跃。
贝利亚对毛主席说：“我们都非常想到中国去看看，你同意吗？不知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
毛主席说：“欢迎。”
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够我揣摩的了。”
马林科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报名，排号到中国去。
莫洛托夫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请来参加。
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
莫洛托夫这个小小的建议未被采纳。
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这次便宴，但他坐在最靠边的座位上，只顾低头吃饭，一直没有说一句话，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