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电报往来毛泽东给孙平讲课
共产国际存在时期，苏共一般不直接同中共发生关系，有事都通过共产国际联系。苏联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奉行和平睦邻外交政策，所以，一俟苏联同某国政府建立较好的外交关系时，就不支持该国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以避免造成破坏两国关系的口实。
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直至共产国际解散前，苏联与中共的往来主要通过共产国际来进行，一般不直接发生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派来军事情报组驻延安。情报组设在延安枣园，有一个功率大、效率高的电台。这个电台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间由孙平负责。孙平回国后，由我管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阿洛夫大夫第二次到中国后，由他接手负责。电台后随中共中央迁到北京，一直工作到1949年7、8月间。毛主席除使用“农委”的电台外，有时也使用苏联情报组的电台。在他认为凡是需要送斯大林的信件都通过这个电台发出去。斯大林的回电也是由这一电台转交毛主席。斯大林回电都用化名。他用过两个化名：亚历山大洛夫和菲利波夫。
1940年初我回到延安时，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就已设在枣园。这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家园。被没收后，我保卫机关驻此。苏军情报组也驻在枣园的后面。康生把整个这块地方弄得很神秘，不许任何人进入或接近，甚至无意到此地的游人都很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汉奸。这种做法也使得枣园内部的人极少有同外界接触或往来的机会。
在1942年以前，苏方人员不多，常以军事记者的身份出现。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到前方，甚至到战争前沿地区，现场观察了解情况、搜集情报。因为他们都是现役军人，任务只是了解敌情、搜集军事情报，所以考虑问题的范围总是极其单一、狭小而有限度的。例如：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深入到华北太岳、晋绥各解放区了解敌情，搜集情报，但他又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画脚，责怪我们没有利用一切条件、机会与可能性去打击敌人，指责我们的作战方法过于原始、落后等等。
伊万诺夫大约于1942年春返回延安。在回国之前，他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处辞行，并谈了一些前方的见闻。
毛主席对他说：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我们还是持久战，反正八路军是土八路。我们不行，我们一切都落后。对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看不惯。但我们却能胜利地抗击数十万敌军，而且能使自己的军力成倍地增长和加强。
伊万诺夫没有听懂毛主席的弦外之音，感到莫名其妙，没趣地离开了。他回国后不久，就牺牲在苏德战争前线。
1940年冬天，苏方为了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到延安来。毛主席在杨家岭为他们设宴洗尘，来宾共约七八位。
基斯林科一一向毛主席介绍了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然后向毛主席介绍他们的打算：在华北、东北活动，特别是在解放区边沿地带及各大城市建立情报网。
毛主席说，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是我们两家合作，分享成果。这样，事情也可以办得更好些。如在华北地区，你们也不能派多少情报员，那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得到的情报可以供我们两家使用。合作的具体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在相互合作的条件下，工作既能较顺利地开展，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情报，我们两家分享，双方共同使用，岂不很好吗！
基斯林科和其他苏方人员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莫知所云，不敢继续谈下去了。不久，他们就正式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由于苏联人坚持己见，不听劝告，忙了几个月，仍毫无所获。1941年2月左右，基斯林科离开延安回国，只留下两三个人，如：斯克沃尔佐夫（我们叫他“思考”）、西索夫等人维持工作。孙平到延安后，他们也于1943年10月回国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时隔八年之后发生的一桩事。1950年1、2月间，斯大林在一次招待宴会之前同毛主席、周总理交谈时提出在情报工作中同我方合作的要求。他提出的合作条件与当年（1940年）毛主席提出的完全相同，而且特别强调，情报材料归双方共同使用，技术和资金他们负责保证。并且指出：苏联在这方面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活动范围十分狭小，可以利用的机会也极其有限；而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你们在海外的活动条件很广阔，而且优越，也比较不受人们的注意和阻碍。斯大林强调，这项工作对他们很重要，希望同我们合作，并希望双方都予以重视。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表示愿意合作，并且指出具体问题可由专职人员协商、制定出方案来。至于最后的结局，无须提及了。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苏军情报组的情况。
由于当年苏方不同意同我们合作，1939年至1943年苏军情报组在延安曾独自开办了训练班，轮训年轻的情报人员。这批青年都是经过中央组织推荐、审查，政治上可靠，文化程度较高，活动能力较强、办事精干，其中多数有条件可以在呼、津、太原、东北地区立足和活动。
这批人交给他们直接掌握和使用，我们既不插手，也不过问。然而这批人被派到敌占区后，大多数身份暴露，活动据点也都被日本特务机关破获。日本人一方面利用破获的电台，向苏军情报组拍发假情报，另一方面有意将被捕的工作人员释放，让他们又回到延安。这批人被捕的情况当时无法查清，苏联人因此将他们丢弃不管，推给我方，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对此，康生曾借机发了脾气。大家对苏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很有意见。
虽然苏联不同意在情报工作中与我们合作，但是我们搜集到的情报材料，仍然提供给苏军情报组，由他们报告莫斯科。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给苏军情报组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如：国民党同日本的勾结；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同国民党内亲日派的勾结；日本军部同政界的冲突；日本海军同陆军的矛盾；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斗争等等。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是1941年6月阎宝航从国民党某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立即报告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从香港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旋即把这一重要情报转告给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要他们马上向莫斯科汇报。
苏联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即采取对策。他们的根据是：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怀疑这是英美方面的挑拨。 [7] 事实证明，我们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6月22日凌晨，德国果真背信弃义地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方曾以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作战十分艰苦，节节后退。德军则气势汹汹，步步进逼。至1941年秋，德军攻到莫斯科城郊。 [8]
同时，苏联远东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尽管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条约的有效期为五年）。苏联政府、斯大林对此条约十分重视，在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约后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自到火车站为松冈送行，并同他拥抱，甚至亲吻。这是破例的、罕有的事。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大员都没有受到过斯大林如此之高的礼遇。但是，日本根本就未准备切实履行这一条约。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之后，1941年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由十一个师增加到二十个师，总人数由四十万增至七十万。这自然都是针对苏联的。日德两个轴心国有军事同盟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合力夹击苏联。
苏联面临着德日夹击的严重的威胁。为此，斯大林致电毛主席，以商量的口吻询问我们能不能抽调若干个旅或团摆在长城附近，牵制日军。毛主席回电说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就会遭到袭击、围剿，会吃大亏。另外，我们武器很差，无法同日本进行大会战。
随后有一个情报说，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进攻苏联远东。1941年11至12月，当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再次致电毛主席，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我们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
当时我们确实很困难。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已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损失万余人，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日本侵略军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八路军、新四军。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反动势力更加暴露出反共的真实面目。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集五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我军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不独如此，不少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部队投降日本，充当伪军，与日军一齐夹击八路军、新四军。有些中间势力也为一时的形势所左右而向右倒。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对解放区反复“扫荡”、“清剿”、“蚕食”、“铁壁合围”。例如：1942年4月，日寇集中三万兵力对靠近长城东段的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冀东主力部队转移到长城以北，热河的南部山区。敌人在长城内外制造东西七百里、南北八十里的无人区，使我部队活动十分困难。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41年起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43年秋，造成我军减员。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五十万减为约四十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减少到五千万；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们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与敌人硬拼，结果除了惨败、灭亡，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好的结局。这无论对苏，还是对我党、我军都是不利的。
希特勒在莫斯科失败后，放弃了全面进攻的计划。集中全力于1942年7月发动了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夏季攻势， [9] 企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以窒息莫斯科。此时，日本虽正忙于太平洋战争，但仍有不少传闻，说日本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
当时苏联无法确切地判断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为防万一，苏联一方面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另一方面寻求我们的帮助。为此，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主席。
在第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要求我们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主席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主席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
到1942年9至10月间，我们已大致明白了斯大林的想法：苏方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准备与敌决战，但又有后顾之忧，深恐在西线与敌决战的当儿，日本乘机出兵苏联远东，配合德军的进攻。但是斯大林始终没有直接向我们讲明他的战略意图。毛主席猜测到斯大林的意图后，就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形势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很有远见的。它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标，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它还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作好了准备。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此后，苏德战争前线形势日益好转，红军逐渐转入全面反攻。至1944年十月革命节前夜，苏德战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步步进逼，使敌人不断后退，喘不过气来。这时，苏军情报组大部分人员已撤走，只留下孙平、阿洛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里马尔（无线电报务员）三个人。
十月革命节时，孙平等苏联同志在枣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的宴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林伯渠、高岗、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书记处以及在延安的政治局的同志都应邀出席。宴会上的酒菜很丰盛，宴会的气氛更为热烈、高昂。宾主不断致词祝贺。首先，孙平讲话，然后毛主席致答词。大家频频劝饮，为粉碎人类公敌——法西斯，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解放而欢呼、而畅饮，以至在出席者当中，除三个人以外，全都烂醉如泥。高岗回不到南门外西北局去，博古回不到清凉山解放日报社去，都住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毛主席勉强回到家，几乎卧床一昼夜。
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当苏军大举反攻、敌人节节败退时，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酷而现实、重大而敏感、原则性很强的政治问题，即如何对待俘虏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民族心理、伦理、道德等问题。从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的原则出发，不应虐待俘虏。只要敌人举手投降，就不应杀害俘虏，不管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如何。但是，德军在进攻时，对千千万万被俘的苏联公民，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现役军人、学者、干部与和平居民而乱加杀害，激起了苏联人民的极大愤怒。当苏军转入反攻时，想要求苏联广大军民一律以德报怨，以人道主义精神遏制对德军的复仇情绪，实在也是困难的，尽管当时苏联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一再号召发扬人道主义，遏制复仇主义行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孙平曾同我谈到苏联对待俘虏的问题。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对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有着切齿仇恨。但是，苏联政府还是发布了命令，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制止了复仇主义的行动。苏联在这一点上做得是对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与毛主席之间很少有直接的电报往来。我们的情报仍通过“农委”或苏军情报组的电台发送苏联。有时，毛主席找孙平谈话，向他讲些情况，提些问题，通过他反映给斯大林，然后苏方又通过他把斯大林的意图和他们对我们方针政策的看法与估计暗示给我们。
关于苏联在西线战胜德国后，在东线对日本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从孙平口中得知苏联一定会出兵，但不知苏军的行动计划，也不知其出动的确切日期。对此，苏方后来解释说，雅尔塔会议 [10] 上苏、美、英三方有个协定，即关于谈判内容及战略意图绝对保密，其目的是防止苏联向中共透露。
苏军情报组的成员一般是两年轮换一次。但在延安待的时间最长的是孙平，前后将近四年。1942年5月他到延安之前，曾以塔斯社驻华记者的身份在西安、兰州做情报工作，那时他就认识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任弼时等同志。
1940年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我到内务部向老同事、老朋友告别。内务部的人告诉我，他们在乌鲁木齐、兰州等地都派有情报人员，希望我能给予帮助。我们到兰州时，苏联领事馆宴请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孙平虽不是总领事，但却十分活跃。他用俄文和弼时交谈。弼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是掩护、协助他们工作。
1942年5月孙平到延安，他的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他到延安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情报都收集，重点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这同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的任务完全不同。
孙平的俄文名字是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孙平”是中国同志给他取的中国名字。他是个军人。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一般来讲，军人的民族意识极强，孙平也不例外。因此，他在华期间对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不能正确理解。仅举一例，我党的一些领导人出身于富有家庭，或本人是知识分子，对此他就很有看法。他认为只有王震这样铁路工人出身的人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经我介绍，孙平认识了王震。一次王震请我做客，我征得他的同意将孙平带去了。王震为人豪爽，直言快语，易于接近。只谈了两个小时，孙平回身对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从此他们过往甚密。
苏军情报组在孙平负责时期，由于人手减少，他们的情报主要靠我们提供。经毛主席同意，孙平直接同社会部联系，由后者负责提供情报；同时他还同八路军总部，同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战部副部长李涛联系，同新华社社长博古，同高岗、林伯渠，以及各部委、西北局、边区政府等许多单位直接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情报。孙平懂中文，大致能听懂中国话，毛主席让他多到各县、基层去看看，直接找当地干部谈话。所以他常到各处，如绥德专区、晋西北等地去活动，亲自找人谈话、了解情况、搜集情报。
据孙平自称，在那一时期，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帮他较好地掌握了动态。这些话孙平讲过不止一次。但实际上，关于我们党内情况、党史上的问题、党内斗争，以及当时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各项主要政策和策略、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与政策、同国民党的斗争等等，都是由毛主席亲自向他介绍和解释的，而且给他讲得也最多。
毛主席对他很关心，帮助很大，对他的任何要求都是有求必应。我们不仅在枣园为情报组盖了漂亮的小洋房，而且在城里、大砭沟都为他们准备了房子，供他们使用。
孙平到延安后，很快博得了毛主席的信任。毛主席有话愿意同他讲，有时简直是无话不谈，很少有戒备。孙平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干练，机警灵活，总是笑嘻嘻的，一口一个“是的，您说得对”；他忍耐性强，不管是对他语言上的刺激，还是行动上的刺激，他都能忍耐；他善于察言观色，顺着别人的话头讲。毛主席发表意见后，他能作出恰好适合毛主席心情的评语和结论。他尽量施展本领，取得毛主席的信任，目的是从毛主席那里取得更多更重要的情报，获得更多经济生活方面的好处。
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最后两年，双方越来越亲密，孙平的电台几乎成了毛主席的电台。孙平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也随时可以叫他来。
此外，孙平还从任弼时、李富春那里得到了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如尽量保障他们的供应，用外币兑换边币时给予优惠。从彭德怀和叶剑英那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军事情报。毛主席允许他到王家坪我军总部去，他除同叶剑英、李涛谈话外，还可以直接找参谋人员、作战室工作人员交谈，而且可以看作战室地图，参加各种汇报会。他还从博古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国际国内情报。他在中情部不仅能得到日常的情报，还可得到各种照顾。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来到延安采访，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普在孙平的帮助下单独会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向普罗岑柯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党的发展与干部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认为普有头脑，有见地，继续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的方针、政策和政治路线、战略意图以及中国革命和党的发展与前途等问题，向他说明即使抗战胜利结束也并非是我国革命的终极目的。
后来，孙平向毛主席说，他很想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了解我党各个时期的政策问题，并请主席指定一个人同他谈。毛主席表示同意。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作了准备，对孙平说，咱们两人共同研究吧。毛主席正想进一步改造和培养他，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
于是，从1944年六七月开始，到七大召开前，毛主席差不多每隔一周或两周就同孙平长谈一次，有时甚至一周内同他谈两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几乎像上党课一样。
谈话内容包括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形势变化，及我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我党取得的成绩，遭受的挫折，各个时期党、政、军的发展变化，派别斗争等等。对党内派别（即宗派主义倾向）问题，毛主席讲得比较多，总的意思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小派别活动曾发生过影响，但未起过决定的作用。孙平从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说老实话，我对党的历史的了解，较全面、较系统的党的历史知识也是在这里获得的。通过这些谈话，我才知道主席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过；在中央苏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等重要情况。
七大前夕，毛主席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给孙讲了，同时告诉孙，让他作为客人列席七大，并指定由我担任翻译。会后，毛主席还一再问我，各次会议孙平是否都参加了？
七大结束后，毛主席不满足于孙平参加听会，还专门把孙找来，向他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实际上等于给了他一个提纲，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这个提纲的中心内容有三点：（1）大会是团结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一致；（2）七大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的拥护；（3）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每次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孙平总要同我谈谈他的体会、感想，他同我谈得很好。他很尊敬毛主席。
我同孙平的往来不仅是在主席那里。1944年下半年，我被调到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一室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冯铉是我的助手。我党通过地下党收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在上海的潘汉年、刘晓、肖桂昌都曾回到延安参加会议，并到枣园汇报工作。向孙平提供的情报我都看过。孙平毕竟是外国人，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有的情报写得不错，但并不真实，价值不大。因而孙平常常同我一起讨论、研究这些情报的真伪和价值。我的住房和孙平的办公室——漂亮的小洋房，只隔一个小山沟，我们常常站在山坡上，隔沟相对，用俄文交谈、讨论。
建国后，王震到苏联治病。正巧孙平也在皇宫医院住院。王震还去看望过他。
粉碎“四人帮”后，我从陕西省扶风县的农场回到了北京，才见到苏联1973年出版的《中国特区》一书。这本书以孙平在延安日记的形式公布了大量“材料”，严重歪曲事实、造谣，任意中伤、诽谤我党和毛主席，令人气愤。孙平，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这与他在延安同我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1990年，我的女儿黛霞来北京探亲，她带来孙平的儿子尤里·费拉索夫发表的一篇讲话。尤里对记者说：1968年他被叫到苏共中央整理他父亲的档案文件。为了适应当时苏联同中国论战的需要，苏共中央书记处准备以公开的情报资料和他父亲从中国发回的电报为基础出版一本书，建议由他来编撰。他的任务是说明苏中分歧产生的根源。
尤里是一位苏联人民代表、作家。
由此可见，这本书根本不是孙平在延安的日记，而是后来拼凑起来的。当时出版这本书不仅有损中苏两党的关系，而且也丑化、损害了孙平的形象。值得欣慰的是，事实终于得到了澄清。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在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到达延安。美军之所以派观察组来，是由于我解放区日益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南方游击队的力量日益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在日本人进攻下一溃千里，龟缩在中国的大西南地区。美国人看到将来反攻时，要在中国沿海登陆，必须要有策应才能减少损失，较快取得胜利。这个策应的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离沿海地区太远了；只能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的民众。
蒋介石一贯封锁解放区，更不能允许我党和美国人建立直接的关系。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到中国来，华莱士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此事。在美国政府不断施加的压力之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同意美军在延安设立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几个月，即11月7日，罗斯福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派特使赫尔利到延安来同毛主席、周恩来会谈。会谈是在延安南门外交际处举行的。10日，周恩来和赫尔利一起乘美机到重庆继续同蒋介石谈判。
苏联人对我们和美国人建立关系、频繁来往也是十分关心的，同时又感到不安，有所疑虑。因此，毛主席和赫尔利会谈后，从交际处回到家，还未进办公室就打电话要我立即请孙平到他的住处去。我和孙平几乎与毛主席同时到达枣园毛的住处。毛主席把他同赫尔利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了孙平。
据毛主席介绍，谈话的主要情节和经过是这样的：在交谈中，赫尔利非常粗鲁而蛮横地说，中共必须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共同建国，绝不要再打内战。如果打起内战来，中共未必能打赢，对中共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中共答应不打内战，那么，美国的武器就可源源而来。中国既可恢复经济建设，人民也可安定生活，中美关系自然也会更加友善起来。如果你们打起内战来，那美国人就不能原谅你们。他们就会纷纷议论、批评、责难，甚至骂人，难道你们不害怕这种不利于你们的舆论压力？！
毛主席说，他听了以后，火冒三丈，严辞回答赫尔利说：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面包，喝足了牛奶，睡够了觉，无事可做，天天想骂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是你们自己的。我们有的是小米子加步枪、两条腿、两只手，我们自己会处理好我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想打内战。
在同孙平谈话的过程中，毛主席显得很兴奋，有时手舞足蹈。我从未见到过他这样高兴。
众所周知，赫尔利在延安时，在我党起草的《五条协定草案》上签了字。草案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性。这个草案由赫尔利带到重庆，但被蒋介石否定了。此后，赫尔利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注 释
[1]. 榛鸡，即松鸡，在生活用语中，用来比喻消瘦的人。
[2]. 1934年夏中共上海局被破坏，共产国际和上海地下党失去电讯联系。
[3]. 牛兰，即保罗·鲁埃格，波兰人，1930年3月由莫斯科到哈尔滨，经大连抵上海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即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上海办事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夫人汪得利，帮助中国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
[4]. 约瑟夫（1879—1953），全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苏联领导人，共产国际领袖。1922年4月3日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期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
[5]. 孙平（1905—1958），全名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工人。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应征入伍，复员后进入莫斯科纳列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毕业成绩优异。1938年5月至1940年1941年4月—8月，两度任塔斯社驻华记者。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在延安，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区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1946年在苏联外交部任职，1948至1951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1952年任苏联驻缅甸大使。1958年病逝于莫斯科。
[6]. 李立三于1930年10月下旬到莫斯科，为中共对应于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1934年10月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到阿拉木图建立秘密交通站。1935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到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同时任《救国时报》编辑。1938年2月23日被捕，1939年11月4日出狱，但是失去党籍，在工人出版社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12月31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通知他这个喜讯，1946年1月底回到哈尔滨。
[7]. 鉴于英国等国报纸盛传“苏德间行将开战”，1941年6月13日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如下 ：第一，德国并未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及建议缔结任何新协定。鉴于此，苏联方面认为此种谓德国意欲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第二，至于德军分遣队由巴尔干调赴德国东部及东北部（现正在调动中）与其他动机联系，对苏德关系并无意义。第三，苏联根据其和平政策，遵守并愿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文，故谣言所谓苏联准备进攻德军一节为伪造和挑拨。第四，红军后备军之露营训练，以及行将到来之演习，除意在训练后备军而外，别无其他目的，故认为红军此举为仇恨德国一节，其荒谬绝伦，固勿待言。
[8]. 莫斯科战役，1941年9月30日至1942年4月20日。德军调集七十八个师，一百八十万人，火炮一点四万门，坦克一千七百辆，飞机一千三百九十架，向莫斯科猛攻。12月6日苏军开始反攻。此战，德军损失五十万兵力，是进攻苏联后首次遭受的最重大的失败，它宣告了德军闪电战的破产。
[9]. 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7月17日德军纠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9月13日进入市区。10月初，苏军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线，随即德军宣布由攻势转入守势。11月19日苏军开始大规模战略反攻，包围德军二十二个师三十三万人。1943年2月2日全歼被围德军。此战历时一百六十天，歼灭德军一百五十万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0].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条件，在中国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达成了涉及中国权益的秘密协议。协议中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1904年日俄战争中被日本破坏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之，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