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回国
1940年3月上旬，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一直送到兰州。同行者有邓大姐、任弼时、陈琮英、蔡畅、陈郁和我，另外有日本的冈野进，印尼的阿里阿罕，共十个人。共产国际送给周恩来的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及电台等器材，也一起带回来了。
我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路上走了两三天。到阿拉木图后我们住在招待所，一面休息，一面交涉乘机事宜。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军火从阿拉木图经乌鲁木齐运到兰州，再运往内地，所以乌鲁木齐、兰州均有苏联领事馆和空军基地。在过境前，周恩来查问了每个人携带的物品，让我们把随身带的文件、信件、钱交给他，由他放到一个小皮箱里。这个小皮箱里还放着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文件、电报密码、美钞等。这个小皮箱周恩来从来不离身，也不受检查。周恩来还根据我们的年龄、籍贯，给每个同志设计了一个应付环境的身份。阿里阿罕化名王大才，冈野进化名为林哲，他们的身份是参谋，即卫士。陈郁是副官，我是秘书。我原名叫师一哲，恩来说：西安刚打死一个王以哲，又来了个师一哲，你叫师哲吧。其他的同志的身份都是朋友、随员。
我们乘飞机离开阿拉木图，在伊犁（即今伊宁）稍事停留。检查行李时，周恩来始终拿着那只小皮箱，他对边防官员们说：“这个不能检查，其他的东西你们可以检查。”
当天飞机到乌鲁木齐时，盛世才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任弼时先到盛世才那里坐了一会儿，尔后回到办事处。我们其余的同志一直等到陈潭秋来了之后才下飞机，坐车直接到办事处。我们在乌鲁木齐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周恩来到盛世才那里去了三次，为我们驻新疆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学习的干部解决了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还接见了我党在新疆的干部，分别看望了在装甲兵学校、航空学校以及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同志们。
飞机到兰州后，我们停留了三四天，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伍修权。飞机刚降落在机场，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已带着一批人虎视眈眈地准备检查和进行登记，气氛相当紧张。
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坐在机舱里，命我先下去看看。我下去后，告诉那位上校：“机上是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家眷及随员。”那个上校的态度立即为之一变，马上声明他是周先生在黄埔时的学生，并表示欢迎周先生。
我把这个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他才慢慢走下飞机。那个上校趋步上前，举手敬礼，连连表示他的所有汽车都归我们支配。我们谢绝了他。伍修权早已准备好了车子，把我们接到了办事处。
在兰州，我们换了装，并购置了被褥、被单、脸盆、杯子、毛巾等日用品。周恩来对每个同志都很关心，考虑得非常周到，以至连一块油布、一根绳子都考虑到了。他再三叮咛大家把日用品备齐，以免路上发生困难。恩来做事细致周到，和他一起行动，我总是心中有数，因为每样事情他都预见到、考虑到，事先给你打招呼，你照办就行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能够镇定自若、灵活机动对付和战胜敌人的任何阴谋诡计。
在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请恩来吃饭，恩来顺便向他借了一辆大型轿车。苏联驻兰州总领事也请恩来吃饭，并进行了长谈。恩来还同我们一起到街上看了一次电影。
从兰州坐大轿车出发时增加了谢觉哉的夫人、孩子和一个警卫员，共十三个人。汽车第一天到达华家岭，这是贺兰山的一个高峰，客店里住满了人，房内又湿又冷，房外天寒地冻。多亏恩来想得周到，让每个人都带了行李，不然这一夜真过不去了。第二天到达平凉。第三天汽车路过大佛寺时，恩来带我们参观了大佛寺，他说，只有了解祖国的文化，才能热爱祖国。
这天晚上 [27] ，我们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在西安停留了三四天，住在七贤庄办事处。处长是伍云甫。这里和乌鲁木齐、兰州大不一样，首先是特务如麻，把我办事处层层包围起来，他们化装成卖糖果的、修鞋的、卖烟卷的、卖报的、玩球的、蹬三轮车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物，看守着办事处的前后门。所以我们规定，外出时必须集体行动。
有一次，恩来、弼时同我们一起到珍珠塘去洗澡。那里也布满了特务，他们故意捣乱，等我们刚脱掉衣服进入澡盆时，就拉空袭警报。我赶快去找恩来，他正在理发。我向他汇报后，他若无其事，坦然地说：不理它，等我理完发就去洗澡。他一眼就看穿了这是特务在捣鬼。
恩来同胡宗南、蒋鼎文等人进行交涉，迫使他们不得不发给八路军部分军饷，这也是国民党政府发给我们的最后一次军饷。
从西安出发时已形成一个车队，除了大轿车外，还有四辆大卡车。有两辆卡车坐着八路军战士，押着十几箱法币，这就是国民党交给我们的最后一次军饷。另外两辆卡车上坐的是到延安去的青年人。
那时西安的西门有国民党一个营的兵力守卫，戒备森严。我们的车队刚到达西门时，他们的营、连长就都出来了，大概他们早已得到了通知，准备要认真盘问，检查一番。我跳下车迎了上去，他们厉声问道：什么人？我回答说：周副主席，周恩来中将的车子。他们马上站在一旁，立正敬礼，恭送车队通行，连护照都没有看，并说不必检查了。
离开西安后的第一天，我们行至北同官（今铜川）的北边，哭泉镇的山下。因为山上的冰雪融化，冲坏了一段公路，一个大泥坑拦住去路。恩来同大家一样在路边的草棚子里过了一夜。第二天雇了农民的一头牛把汽车一辆一辆拉过泥坑，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汽车推上了山。
老牛一到山上就累死了，农民以为我们会像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不管他的损失扬长而去，吓得瘫在地上。恩来指示我们赔给他二十万法币，等于买下了这头牛，把牛肉给战士们吃。而牛主买这头牛只花了九万法币（但这时牛价已长了好多）。牛主一听几乎双膝下跪，感谢周副主席，感谢八路军。围观的群众有的喜笑颜开，有的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这座山顶上的哭泉镇有个孟姜女庙。传说当年孟姜女从长城脚下搬运她丈夫的尸体回咸阳时，走到这里渴得喉咙冒烟，走不动了，痛哭起来。伤心的哭声感动了天帝，天帝就赐给这里一泉清水。我没有见到这个清泉。但农民群众感激共产党比感激天帝还要实在、真切。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而且至今记忆犹新。
这天晚上到了洛川。我们在饭店吃饭时，两个特务坐在一旁监视我们。我故意大声地给大家讲外国特务的故事，说他们如何下流，如何的坏，把特务骂得狗血淋头，他们坐不住了，一个个溜走了。
因为劳累了一天，大家都早早休息了。到半夜11点钟，洛川的县长前来拜访恩来，他自称是黄埔的学生，非要见老师不可。因为恩来已经睡了，他等了好久才见到。在和恩来交谈中他回忆了当年在黄埔的情景，为感谢恩师，非要替我们付房钱、饭钱不可，我们一再解释，钱已经付过了。他谈了一个钟头才走。从一路上的情况看，恩来在国民党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影响是极大的，威望是很高的。
第三天我们的车队驶过芥子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茶坊时，人群一下子围住车子，问寒问暖。恩来下车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根本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战士。这天晚上，我们住在甘泉县委里，晚上周恩来和毛主席通了电话，谈了我们一行人的情况。
第四天路过崂山时，恩来给我们讲了他当年在崂山遇险的情景。那时，他在三个同志的掩护下，从西边的大山崖上转移了。他深情地怀念牺牲了的战友。他的名片装在警卫员的衣袋里，这个同志牺牲后，名片掉在地上，敌人以为恩来已被打死，没有再追，否则也是十分危险的。
当汽车开到延安七里铺兵站时，李富春到这里来接我们。因我长期在国外，不了解李富春和蔡畅是夫妻关系，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来接我们了。”
恩来碰了我一下，说我是“土包子”。他和富春开玩笑说：“你刚走到七里铺来迎接是不成的，应到二十里铺去迎接才算礼到。”大家见面，说说笑笑，十分高兴。
恩来指示所有的车辆一律到兵站接受登记、检查。兵站的负责同志请恩来的车子先开走，早点回机关休息。但恩来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直到全部的车子都已登记、检查完毕，分送到有关单位的事彻底办妥后，他才坐车离开兵站。当时我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耐心地解释道：“我们自己制订的纪律和规章制度，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遵守执行，那还怎么能要求人家去遵守执行呢？再说，我们的车队坐着这么多的同志，都是我带到延安来的，怎能不先安置好他们，而自己先乘车离去呢？！”这一席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感受至大，至今仍念念不忘。
3月25日，我们抵达延安。中央召开大会欢迎，其盛况当年报纸有记载，我不再赘述了。我们住在蓝家坪，这是党中央所在地，洛甫、弼时、恩来都住在这里。冈野进住在八路军总部，李初梨为他做翻译工作。阿里阿罕仍化名王大才住进马列学院，恩来帮他接通关系后，他于1943年经重庆回国了。
任弼时、周恩来是我党中央最后一次向共产国际派遣的代表。此后，我党再未派出代表去“远方”（指共产国际，这是当年党内使用的代语），而国际本身也于1943年初解散而不复存在。
注 释
[1]. 米大夫，米尔尼柯夫，内科大夫。
[2]. 阿洛夫，全名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将军级的外科在夫。1946年1月到延安，除外科医生外，担负联共（布）与中共中央联络员。1950年代回到苏联后，飞机失事遇难。
[3]. 莫尼诺儿童院于1937年成立，1940年秋关闭。
[4].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7页，人民出版社，1991版。
[5]. 越飞（1883—1927），全名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越飞，出生在俄国克里米亚。十七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到德国学医，1908年在维也纳和托洛斯基编《真理报》，1912年被捕流入西伯利亚五年。十月革命时任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任布列斯特和谈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1922年7月到1923年7月作为苏俄全权代表使华。回国后从事外交活动。后因党内纷争而生病、自杀。
[6]. 《红旗飘飘》第18期，第5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7]. 王明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
[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9]. 同上书，第367页。
[10]. 《王稼祥选集》，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 波立特（1890—1960），英国人。1929—1956年任英共总书记。
[12]. 德田球一（1894—1953），日本人。日本共产党创建人。1945年12月当选为总书记。1953年10月在北京病逝。
[13]. 艾地（1923—1967），印尼人。1954年当选为印尼共总书记，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14]. 库西宁（1881—1964），苏籍芬兰人，1921—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书记。
[15]. 任弼时是1938年3月5日离延安，3月16日到达莫斯科。
[16]. 1938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前一个是内部的，后一个是公开的。这两个文件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17]. 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斯洛伐克人。共产国际第六、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书记。
[18]. 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人。参加领导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后流亡苏联。1942年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19]. 皮克（1876—1960），德国人。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35年任德共主席。194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当选为党的主席。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起任总统。
[20]. 陶里亚蒂（1893—1964），意大利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执委会书记处书记。
[21]. 曼奴伊尔斯基（1883—1959），苏联人。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28—1943年任书记处书记。
[22]. 佛罗林（1894—1944），德国人。1931年起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书记处书记。
[23].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4]. 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人。1940年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25]. 何塞·迪亚斯（1894—1942），西班牙人。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
[26]. 冈野进（1892—1993），日本人。实名野坂参三，冈野进为笔名。1931—1940年作为日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
[27]. 抵达西安的时间是1940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