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敬酒，刘少奇谦让，斯大林做自我批评

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这当然代替不了正确的策略与政策，但确是朋友间交往的一项准则。

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

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的涵义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诉代表团，原子弹我们也有。其次是说，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次是，如果敌人胆敢侵袭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

看完电影后，斯大林高兴地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其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一样，想要停止它、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有了新的突破。

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他说：“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从我们这方面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

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我到了莫斯科才知道江青住在疗养院内，林利为她担任翻译。王稼祥很聪明，他没请朱仲丽参加聚会。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斯大林首先注意到人们的外观，他说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相互问好后便就座入席了。海阔天空地讲了一阵谐趣的话。江青表现反常，她十分拘谨，一言不发。（事后我才知道，刘少奇事先和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她为了准备向斯大林的祝酒词，和林利讨论了整整一天。）

忽然，斯大林起立，离开了座位，走到宴会厅的另一角。这时，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刻表示同意，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他们请斯大林回到餐桌旁，听取江青的祝酒词。

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

听了这段祝词后，斯大林开怀大笑，其他的与会者也都喜气洋洋地前来碰杯，一饮而尽。接着，斯大林走近中国的同志们的旁边说：我的健康，竟可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

他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离开了大家，忽而又转回来，似乎带着一种隐情，又带着某种伤感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接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会健在，愿斯大林永远健康！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快意，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的。接着，他动情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他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事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少奇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拒不接受敬酒。

这时大家都有些惊奇，苏联同志都异口同声地围上来劝饮，希望接受斯大林的良好祝愿和盛情。他们多数人不懂得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接受斯大林的美好祝愿。须知，这只是祝酒仪式中的盛情和美意的一种表示而已。尤其是按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每次祝酒都要讲一番美好动听的言辞，如祝愿对方进步、胜利、快乐、幸福、健康、长寿等，以表达自己的盛情和美意。在家庭成员之间，每逢佳节喜事，也同样要有这样一番美好祝愿的敬酒词。这是一种风俗习惯。

斯大林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现在，中国不是孤立作战，这会使将来的发展和进步更快些，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也会增多起来的。

就这样，推来让去，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祝酒。对方一直是惊异而莫明其妙的。双方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或许还有人情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

斯大林同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他说，欧洲情报局与过去的共产国际组织完全不同。如果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他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

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接着，他突然说：“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害了你们呢？”

少奇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他又一次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害了你们？”

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做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他主动做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