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
在等西伯利亚寄来档案的这段时间内，弼时派我临时到莫尼诺儿童院工作。
莫尼诺儿童院是一个很大的别墅庄园，位于莫斯科的郊区。它是赤色国际救济会领导的国际第二儿童院。当时，各国共产党都处于无权或白色恐怖统治下，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处于地下状态，他们隐姓埋名，生活动荡，无法抚养子女。为了不使这些孩子流落街头，解除这些革命者的后顾之忧，赤色国际救济会特地在苏联创办了两个儿童院。第一儿童院设在莫斯科以东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城。孩子们在儿童院过着集体的寄宿生活，一切费用由赤色国际救济会负担。
莫尼诺儿童院共有四十多个孩子，多是六七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他们来自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中国。孩子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无忧无虑，童心舒畅，活泼可爱，但时常惹出一些使人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些孩子中最淘气的要属西班牙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女儿。她年龄比其他孩子大些，是个孩子王，很有一股子不把儿童院闹翻天，决不罢休的劲头。老院长感到十分恼火，但无法可施，只好养而不教了。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抗战，准备接收更多的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子女到苏联读书，计划将莫尼诺办成专门培养中国孩子的儿童院。我去莫尼诺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儿童院的领导办好这件事。
莫尼诺儿童院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头干起。但是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时期。
莫尼诺的院长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工农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我到儿童院工作之后，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在工作上多指点指点，具体的事由我来办。”这样，大家都称我为副院长。不久，我被任命为副院长兼教务长。
当时在院的各国儿童不到五十人，而工作人员却大大超过儿童的数目，显然人浮于事。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首先整顿了教师队伍。将不合格的原教务长及不负责任的教师解聘，又请了一些同志担任教师。精简了工作人员，并节约了开支和各项杂费。其中有一个中国女同志叫方朗。她原是上海纺织厂的女工，受过中等教育，丈夫在国内牺牲了。那时，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韩铁生等同志经常到儿童院来，同孩子们相处得很熟悉，很亲昵，对孩子们的影响较大。
接着，我们对儿童院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将希腊、保加利亚、西班牙等国的孩子送到伊万诺沃国际第一儿童院，将中国孩子集中在莫尼诺的第二儿童院。
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时，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将十五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专设的中学学习。但对他们的教育却很成问题。这些青年虽然都是中国人，可是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王明。学校甚至让他们只喊“王明万岁”。并散布只有无产者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论调。
集中在莫尼诺的中国孩子共有四十多个。他们中年龄较大的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林利，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他们都懂得中文和俄文，而且正在深造中。“七七事变”前，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七七事变”后，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革命烈士和领导同志的子女相继从国内来到苏联学习。
欧洲各国党的干部到苏联工作和学习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在苏联工作期间，他们经常可以看望、照顾自己的孩子。同他们相比，中国孩子远离父母，有的父母回国后多年没有音信，更谈不上团聚。我努力创造条件，使孩子们生活得更好，并教他们学中文，但是，他们年龄参差不齐，比如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到苏联时只有几岁，基本不会讲中文，而且懂中文的老师又少，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仍然收效不大。记得中央转战陕北时，留在莫斯科的岸青间或给父亲写信。主席收到岸青用俄文写的信，不得不让人到处找我替他翻译，颇感不便，说：“他为何不用中文写信？”我解释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由莫尼诺儿童院自己独立完成对孩子们的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能将七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附近一所苏联十年制的学校学习。这个学校的校长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帮助西班牙共和国办教育，不仅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而且是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热情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接收中国儿童入学。
孩子们正处在活泼贪玩的年龄，特别是毛岸青等刚从中国来不久，一切都不习惯，所以，我经常到学校同校长一起处理孩子们的纷争，为中国孩子惹下的祸道歉。校长很开朗，他总是笑哈哈地说，没有不淘气的孩子。他对中国学生和本国学生从来一视同仁，相当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他这种高尚的情操至今铭记在我心中。
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如毛岸英、蔡博、刘允斌、刘爱琴、李特特、林玲玲等都像大人一样，表现得很好，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毛岸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毛岸英的小名叫永福，到苏联后取名为谢尔盖，爱称是谢廖沙。他的弟弟岸青叫永寿，到苏联后取名为果利。1930年秋他们的母亲杨开慧被捕蒙难时，岸英八九岁，岸青只有五六岁，可是敌人连他们都不肯放过。党的地下组织想方设法找到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据岸英告诉我，他们在上海到处流浪，只靠哥哥照顾弟弟，兄弟俩相依为命，卖报、捡破烂、给人家打扫屋子挣口饭吃。为了使他们能受到教育，也为了他们的安全计，上海地下党设法找到社会关系，才把他们兄弟二人送进上海基督教圣公会，交给董健吾牧师收养。董牧师并不知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董牧师虽然收留了他们，但也难以资助，强迫他们做力所不及的工作，干不了就拳脚相加。这期间毛岸英兄弟生活十分艰难。岸青因挨打而损伤了脑神经。
显然，此处也非长住久居之地。党组织又经过一定的渠道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络，托人将他们带到法国。他们乘船到了马赛，共产国际派康生到马赛将他们接到莫斯科。康生把这件事也当作他的一个政治资本。
岸英兄弟到了莫斯科后就被送进莫尼诺儿童院，这已是1937年了。
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在苏联仍是这样，对我也不讲实情。有一次，岸英和我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的身世，也知道每个孩子的身世；并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祖国，在这里无须隐瞒什么。
在苏联，他们生活得舒展畅快。岸英勤学好问，刻苦钻研，力求上进，不甘落后，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所以学习成绩很好，会俄文和英文。岸青的身体也得到恢复，俄文学得也不错。
记得在莫尼诺时，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了一个观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由无产者来领导。他还流露出毛泽东不是无产者，所以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意思。
我不得不开门见山地同他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毕生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岸英终于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也变得老成多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同样也遭到灾难。岸英积极要求入伍，同时他也受到保护，被送到军校学习。他进步很快，两三年后就获得了苏军上尉军衔。回国时就是戴着上尉军衔见父亲的。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归来后，身体状况欠佳。斯大林派了两名医生（我们称为米大夫 [1] 、阿洛夫 [2] ）来中国为毛泽东诊病，毛岸英也随机回到延安。毛泽东带病亲自到机场迎接儿子和客人，这时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岸英经历了十多年的艰辛和磨练，投入父亲的怀抱，其心情的激动和神态的紧张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机场上，毛岸英也同我握手致意，但第二天早晨看见我时，好像我们是久未见面而首次相遇，他带着惊奇的目光望着我，同我紧紧地握手。可见他前一天，除了父亲以外，对其余一切都视而未见。
岸英回到延安后的最初几天，和爸爸同桌就餐，接着父亲就让他到大灶去吃饭。岸英吃饭回来，主席还问他在哪里吃的饭。岸英如实回答，说在中灶用餐。不料父亲却说：“你对革命有什么大贡献？”于是让岸英到大灶和战士们一道用餐，而不是到中灶同干部们一块吃饭。他在生活中一下子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很可能吃不消。我深知他肠胃不好，不能适应饮食的痛苦，很想让他同米大夫等一起用餐。但一直没有这么办，因未取得他父亲的同意。
主席不仅在生活上严格要求岸英，为培养他，让他到吴家园子劳动；而且教育他奉公守法。那时，陕甘宁边区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满二十岁，女满十八岁方可结婚。当时，岸英已二十二三岁，并养成苏联式热情奔放的性格，不少女孩子都愿意同他接近。但在中国要和女孩子过多地接触，总会引起周围人的议论。尤其是江青最爱注意这些闲事，喜欢在主席面前说三道四。
岸英很钟情一位姑娘——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他向父亲汇报了这件事，并要求准许他们结婚。
父亲问：“姑娘今年多大了？”
他如实回答说：“差两三个月就满十八岁了。”
父亲说：“这不行，一天也不能差！你应该懂得，政权是我们领导的，婚姻法是在我们领导下制定的，如果我们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人民遵照执行呢？总之一句话，就是一天也不能差！”岸英无话可说，只好听从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时，李克农护送至边境。为在边境与苏方接交方便，李克农带了岸英同行。我陪着毛泽东在前边的车厢里，他们在后边的车厢里。我并不知道岸英也在车上，但主席知道。到了东北后，主席要我注意不让岸英过境到苏联，并要我转告克农，边境接交工作完毕后，一定要把岸英带回去，不要让他过境到苏联。其实他去了对我的工作会有帮助的，但是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只好如实照办。
毛泽东在苏联两个多月，一心一意忙于工作，竟没有让自己的儿子岸青和女儿娇娇来看望他一次。我也有一双儿女在莫斯科，很想见见他们，但不好意思提出来。只有一天空闲时，我请假看了我的孩子们一次。
在严父的培养和教育下，岸英对自己要求严格。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岸英自告奋勇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一直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这既是因为工作需要（岸英懂得俄语和英语），也是为了便于照顾他。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1月25日美国飞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壮烈牺牲。
岸英牺牲后，有的同志主张暂不要告诉主席。但彭德怀认为不妥，还是他亲自回国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噩耗。主席听后沉默不语，呆了好一阵子，然后说：“他是国际革命的烈士！”这个话既是表扬儿子，也是宽慰彭总。
有人曾经向主席建议，把岸英的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主席听后反问道：“你们是否准备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遗体都运回来安葬？这既然办不到，就不应该有例外！”
毛岸英只有二十八岁，就离开了人间，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是一个纯洁、高尚、有作为的青年，他是有志气的热血战士，为祖国、为友邦尽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和神圣职责。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前后后十几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队伍的成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牺牲了，有的脱党了甚至叛变了。我认为大人的政治表现的好坏，不应累及子女，孩子们不能对父母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负责。但是有些同志常常不能理解这个道理。他们出于对叛徒、脱党分子的义愤，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使孩子们之间产生了隔阂，甚至使个别孩子抬不起头来。这也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儿童院有个女孩子叫达雅。她十五岁后被外婆和妈妈接回家住。小达雅同我的夫人阿丽雅、女儿黛霞关系很好，来往密切。达雅的外公是个富农，十月革命期间，他主动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党，支持革命。为此，列宁曾亲自下令允许他们全家搬到莫斯科居住。达雅的父亲叫王友直，是陕西人，曾走过一段弯路。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在党内工作了几年，不久离开革命队伍，当了国民党西安市市长。我得知这些情况后，嘱咐我的妻子不要在达雅面前讲他父亲的长短，以免给孩子纯真的心灵造成创伤。所以，达雅一直不知道他父亲的真实情况。
1940年我随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恩来让我给王友直写一封信。当时我有些为难，因为虽然当年我们一同走上革命道路，但是现在已走上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不肯写。
恩来耐心地对我说，他经常路过西安，每次胡宗南、蒋鼎文等请他吃饭时，王友直也常常在座。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做工作。
并说，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前，王曾以国民党官员身份到过延安，他与胡宗南那些蒋的嫡系有区别、有矛盾，他不会死心塌地地反对革命到底。
于是我遵照恩来的指示，给王友直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的夫人和女儿在苏联的情况。是年5月，周恩来从延安到西安后，交给了我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德峰，王的司机同我地下党有联系，当王从司机手中接过这封信时，惊呆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真是百感交集、不堪言念。
解放战争时期，王被列入我党通缉的第一批战犯名单。我军逼近西安时，他随国民党退到成都，投奔了贺龙。重庆解放后，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将杨的遗体装殓起来，护送回西安。贺龙将王交给杨拯民，王随杨一起回到西安，从此就留在西安。
镇压反革命运动兴起以后，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出于个人感情，枪毙王并不为过，但是，考虑到他在苏联与蒋经国是同窗，而且他的部属到了台湾，把他留下来可以做一些对台的统战工作。后来，习到北京开会时，又同我谈到王的问题。我同意他不枪毙王的意见。王当时态度也较老实，写了不少材料。
1952年，我在苏联见到了达雅。她的母亲已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于莫斯科城下。我告诉她，她的父亲还活着，在中国陕西。1953年，我帮助他们父女建立了通信联系。达雅当了外科医生，一直在苏联工作，现已退休。
1983年，达雅第一次到中国探亲。我事先做了王的工作，女儿来了以后，你要老老实实地讲清楚自己在政治上曾走过一段弯路，这样才会得到孩子的原谅。达雅先到北京我家做客。这时我才向她讲了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在苏联，敌我分明，阶级关系简单明了，我担心她理解不了中国的复杂情况，就对她说，见到父亲，不要听风就是雨，他已经走在正道上了。对以前的事，不要追究了。现在他们父女俩常有信件往来。王担任省政协委员，为做台湾方面的统战工作，费了不少心血，是尽心而为之的。
1939年我将莫尼诺儿童院的工作交给了他人，专职担任弼时的秘书工作。我最后一次去莫尼诺是陪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专程看望孩子们，他们夫妇同孩子们谈了很久，并合影留念。
准备大量接收中国儿童入院的工作就绪后，不久新疆军阀盛世才同我党关系恶化，从国内解放区到苏联的交通越来越不方便。不可能再送更多的中国孩子来苏联。我记得从国内来的最后一批孩子是在1941年，共四人，毛主席的女儿毛娇娇即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后来，中国孩子们也被送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 [3] 伊万诺夫离莫尼诺二三百公里，那里有正规的学校，住着几十个国家的孩子。
1950年，毛主席、周总理到苏联访问，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凡十八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这些孩子大多数陆续都回国了。林晓霖（林彪的女儿）、秦吉玛（博古的女儿）年纪最小，回国时只有九岁、十岁。这些孩子既不会讲中文，又不习惯国内的生活。不少孩子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父母牺牲了，有的父母离异了。因此，组织上将这些回国的孩子都交给中组部帅孟奇管。可是帅大姐的俄文不熟练，也管不住他们。后来就由冯仲云的夫人将他们带到东北，把年龄稍大的送进大连的苏联中学读书，把年龄小的送到沈阳育才小学学习，使他们渐渐习惯中国生活，学会中文。但某些从小养成的习惯至老难移，他们在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等方面至今还保留着苏联人的作风，一直怀念苏联，将苏联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