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座谈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少奇参观过一些工厂，如轴承滚珠厂、精密仪器厂、刃具量具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参观时，除了了解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以及工人的劳动情况、生活情况、培训情况之外，还仔细了解了企业行政领导、党委和工会三个方面的职权、职责、工作范围以及如何统一步调，共同保证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那些日子里，少奇访问了全苏计划委员会、国家财经委员会、国家银行、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化工部，着重了解经济计划工作、经营管理工作等方面的情况。

这些活动都是柯瓦廖夫帮助安排的。柯瓦廖夫抱着极大的热情，几乎天天来代表团，有时一天之内来两三次，向少奇汇报或协商许多具体问题。柯瓦廖夫由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缘故——人微言轻，到党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委联系工作，无不遇到许多困难。有些部门根本就不理睬他，于是他不得不假借中央或斯大林的名义去“撞骗”。后来还是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支持下，逐渐打开了局面，使刘少奇同若干主要部委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交谈。

其中最值得提一提的首先是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 [12] ，他虽然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当时国际形势的趋向和外交斗争中的某些经验，但谈到了国际活动（外交斗争）中的几点重要经验教训，并极其激动地讲到他们长期在国际斗争中孤军作战的苦衷，表示将来要同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合作、协同行动、共同发挥力量的迫切愿望。所以他说，他们希望中国革命早日胜利的迫切心情，就无须多言了。

其次是国家银行的行长。他非常认真地介绍了苏联各个性质不同的银行之间的分工、职能、活动情况等，以及银行在国家各建设部门中的活动和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国家银行在各项建设中对各部门、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的经济活力所起的帮助、支持与监督作用。

第三位是国家计委主任萨布罗夫，他介绍了国家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几乎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当时听了他的介绍和讲解，无不觉得新颖。根据中方的要求，后来他还派财经专家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作了一次专题报告。

第四是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厂后，同当时的厂长利哈乔夫的座谈。利哈乔夫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干部，从1927年该工厂奠基之日起，就在那里工作，领导该厂工作已有三十余年，但前后被撤职五次。他每被撤职一次，工厂就乱一次，蒙受一次损失，迫不得已而又将利哈乔夫请回来，重新委任为厂长。现在，这个汽车工厂已被命名为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这也可能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决。

该厂工人一万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四五万人。其他附属单位和服务行业的人员还不在其内。厂区、工人住宅区和附属单位加在一起，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城市。

在这个工厂里我们参观、座谈的时间较长，涉及的各种问题的面也最广。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主人方面有：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

利哈乔夫不仅是老厂长、年龄最长，而且还是最高苏维埃代表、汽车运输与公路部部长，所以谈话比较有分量。他性格爽朗，心直口快，谈起话来既风趣，又淋漓尽致，话语生动活泼，常夹杂一些诙谐戏谑，引人入胜。他根据少奇同志的要求，首先介绍了工厂的行政领导（厂长）、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三方面的任务、职权、工作范围，及它们之间的分工、相互合作，以及怎样为同一目标和完成共同任务而一致行动。厂长负责全厂行政管理、生产计划和任务的执行与完成，以及有关这方面的一切事宜——这是最主要的根本的环节。而对其他各方面，利哈乔夫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部长和厂党委委员，自然也有权，而且也应该关心、过问，但并不负直接的主要责任。

党委书记负责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生活、党组织的活动及党员的思想与政策教育、政治理论学习，监督党员模范地完成本职工作，所有的党、团员都必须过组织生活，参加党、团会议和学习，并负责团结、帮助非党、团员的政治学习，而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难题。这就是每个党、团员必须担负的社会、政治活动与党的工作。总括地说，这叫做社会、政治义务工作。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党、团员必须做，而且政治觉悟较高、政治上可信赖的非党员、老工人也被动员、组织起来做。对他们来说，这叫做社会义务活动。党委工作包括关于生产方面的合理化建议、某项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的介绍、时事报告、专业科学知识的介绍与推广等等。

工厂行政领导（厂长）有权、有义务对党、团组织的活动方针、方向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反过来，本厂党、团委组织和书记同样可以向工厂行政领导提建议、意见或批评。

工会组织既是团结、组织、教育、培养全体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又是帮助工人群众排除困难的权威组织。首先是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福利，帮助全体职工解决和排除困难，使生活与工作能得到保障和切实的安排，同时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当然，其要求和标准大大低于党的工作要求和标准）。工会工作与活动都是在同行政领导、党、团组织密切配合下进行的。它同职工群众保持着经常的、最广泛的联系，关心和倾听群众的意见或建议，注意解决有关工人群众的工作条件、生活福利方面的问题，帮助解决有关完成生产任务，以及有关工人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的诸种问题。遗憾的是，他们说，工会工作常常受到各方面的冲击、责难、批评，有时甚至是辱骂。其原因是：它常常不能顺利地贯彻上级党和行政方面的政策意图，又不能替广大职工群众切实解决某些迫不及待的实际问题，所以常常像钻进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可以理解工会工作的成效与经济条件密切的关系，经济条件越优裕，问题就越容易解决，麻烦便会减少。

各个单位的业务行政领导、党务工作（包括共青团工作）与工会工作都有明确分工，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时以行政、业务的安排为重点，有时以党、团活动为中心，有时又给工会活动让路。总之，三方面的工作都是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为中心、为最终目的，只是他们所肩负的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有侧重而已。但决不是说三者之间没有矛盾，据利哈乔夫说，三者之间经常闹摩擦，发生矛盾，因为三方为了方便各自的工作与活动，都想多占时间、多使用较精悍的人员、抢夺有利条件。这虽是矛盾，却绝非是对抗性的矛盾。

在汽车工厂参观和座谈时，少奇做了简要的笔记。

在座谈中，利哈乔夫说，在他们工厂里曾经工作过的中国同志，有工人，也有工程技术人员，与大家相处甚笃，他特别提到苏联名字叫马斯洛夫的中国工程师。

少奇以极大的热情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列宁博物馆、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市苏维埃（即市政府）、历史博物馆、建筑材料陈列馆、煤炭工业展览馆等，并同以上单位的领导进行座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及经验。

总之，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7月底，高岗回国，王稼祥住进皇宫医院治病。稼祥一边治病，一边领导戈宝权、徐介藩和几位机要通讯人员着手接收和清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因国民党的大使蒋廷黻及使馆人员已离开苏联逃到欧洲去了。他们走时没有留下什么文件，只留下各种资料、书籍等。戈、徐等对此进行了清理工作。王稼祥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的特命全权大使、徐介藩、戈宝权担任大使馆的参赞，其他机要通讯人员都留在大使馆工作。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之前，我们实际上已开始了建馆工作和某种程度上的外交活动。这些工作当然都是在苏联的大力协作、默契的合作下才可能进行的。外界自然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胡乱猜测，制造流言蜚语，特别是西欧各国。

7月底，中共代表团和国内的通讯联络已由苏联军方转到苏联邮电部门担任。另外，我们的机要通讯人员已在大使馆开始工作。这个机要通讯班子对我们的工作帮助极大，因为它不仅同北京（中央）建立了联络，而且也同新疆地方的组织建立了联系。 [13] 对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