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基辅
我们二十多人由工程兵少校和李特、赵秀峰带领到达基辅后，进入军官联合学校学习。这是中级军官学校，设有步、骑、炮、工兵等科。
中国学生单独编班，共五六十人。除一、二军外，还有少数从黄埔军校来的，他们大都参加了国民党。一军派的学员有：郝鹏举、胡运泰、李汇泉、李海（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亲戚）、田德修（吉合或叫吉洪）、童安远、王智涛、马宗显、卢义才、叶茂奇、刘振泰、庞化儒、李秉钧等。从黄埔军校来的有王公亮、易子奇等。因为初到苏联，语言不通，教官讲课时由李特、赵秀峰等翻译。他们曾在东方大学学习，但时间不长，又不懂军事，因此翻译得很蹩脚，使我们常常不得要领，如陷入九里云雾之中。这种情况在军校时有所见。
军校共有两千多名学员，基本上都是参加过国内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战争）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是排、连、营级干部，也有个别是团级干部。有几位学员，特别是骑兵科的，在国内战争中曾获得苏维埃最高奖励——红旗勋章。学员几乎全都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学员不仅有来自苏联各个民族的同志，还有来自德国、波兰、芬兰、挪威、瑞典、捷克等国的同志。少数民族的学员只能讲些半通不通的俄语，文化教员经常批评他们的俄语水平低，不懂文法，常说些不合语法的错话。他们却说：“我讲的话你能听懂不就完了么，还要什么语法呢？”搞得教员哭笑不得，毫无办法。
中国学员集中学习几个月后，学校根据每个人的志愿，将我们按兵种分到各科学习。我被分配到工程兵科。
教官百分之百都是沙皇时代的军官。他们不仅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有实战经验，不乏饱学之士。
工程兵科的总顾问西蒙诺夫上将是沙皇时代的老将官，我曾参加过他领导的一次工程兵科的教务会议。他正襟危坐，神色威严，不苟言笑，讲话言简意赅，一字千钧。他对教学计划、训练方法、目的、成效，以及下一步的教程进度、方针提了几点意见后，即起身离席。在座的教官及学校教务处的负责人无不恭恭敬敬、悉心聆听。大概他的高傲自尊、严威可畏的神气决不减沙皇时代。
另一位使我难忘的是工程兵科的主任教官加耶夫斯基中将。
他是工程兵科的最高负责人。当然，也是沙俄时代的将官，工程兵学的一名权威。他从不谈政治，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在担任工程兵科主任教官的同时，还兼任工兵科中国班的教育主任，同中国学员关系较好，尤其对我格外好，常常邀我到他家里做客。他的夫人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教养，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他们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孩子放学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搞建造、做木工。我每次去，孩子都拿出新的制作给我看。
加耶夫斯基担任工程筑城和爆破两门课的讲授，上课时他从不用课本，不写讲义，而是按自己订的计划，到试验室的沙盘前，或到各种模型前讲解。他讲话简单扼要，同时也要求我们少说话，多动手，多做作业。实践出真知。他讲的理论不多，简浅扼要，但是这些实际操作和初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的理解和记忆。
教桥梁、筑城、道路的教官是德国人，叫施拉木。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俘虏，后来留在基辅，已是上校军官。他俄语讲得很好，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做事按部就班，准确无误，严肃认真，不爱说笑；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充分反映出德国人的严谨、踏实的作风。他自己编写教材，简要而通俗易懂。
教俄文的伊万诺夫，是基辅大学的教授，年近六十，是一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忠厚长者。他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捷便的方法掌握俄语。他自编教材，将讲课的重点放在理解运用单词及基本文法方面，大量地做联句、会话。这种方法简便、易懂、易记、易掌握，是很科学的。只用了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用俄语直接听课了。
他不仅教会了我们俄文，而且同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我们在他面前如同孩子一样不拘礼节。有一次，在我们建议下，他请我、常秉义、雷放到他家用茶。他的夫人只有三十几岁，是劳动妇女，性格开朗、热情。我们尚未坐定，她就大声地对我们品头论足，说谁长得漂亮等等。老先生多次制止她，要她不要多嘴。可是她天真而又稚气，始终不理解为何不能畅所欲言。他的夫人就像他的孩子，闲暇时陪他去普希金公园散步。
雷放的英文和俄文都比较好。一次他从《列宁文选》上抄了一句话写在黑板上，然后问教授这句话是否合乎文法。因为他没有讲明出处，教授看了后说：文法不通，俄文不能这样讲。雷放就将列宁著作拿了出来。教授看后面有难色，但他很机敏，回答得很巧妙：话虽然不合文法，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但是列宁可以这样说。说得大家无言以对，只好一笑置之。
战术、射击、步枪等课也讲得很好。
另外，我们还上化学、物理、政治等课。这些都是辅助课程。因为我在陕西师范已学过，对这些课程理解也深，所以，老师常常让我用中文向同学们讲解。
教官中有个别人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仍与苏维埃政权对立；极少数的，如教化学的教官和教战术的教官，他们甚至仇视新政权，有时在课堂上发泄对苏维埃的不满，或进行煽动、挑拨。
我们和苏联学员分开上课，但是同在一个操场操练。在操练中可以看出，对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显然客气，不要求我们做高难动作。操练内容与我们在开封时大相径庭。中国军校重视操典，拔慢步、队列训练占很大的比重。而这里从不搞这套，只是做体操、自由运动，目的在于锻炼身体。在苏联，我们如同上大学一般，按课表上课听讲，做作业，或到阅览室、图书馆读书。中国同学受此熏陶，大多手不释卷，埋头读书。
中国学员在生活待遇上，与相同级别的苏联学员是一样的。我当时的军衔是少尉，每月可拿到八十卢布。按照协定，我们的工资是苏联政府从给国民军的援助中拨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是国民军发的。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军叛离了革命后，苏联才开始自行供给我们。我们都是单身汉，相比之下反而比苏联学员还富裕。苏联学员几乎都有家小，常常感到生活拮据。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刚刚结束，从西伯利亚到乌克兰的基辅，遍地可见废墟和被破坏的工厂、桥梁、房屋等等，一切都正在恢复之中。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十月革命后，劳动人民迸发出巨大的热情。恢复工作进展迅速，日新月异。比我们早到二十几天的国民一军的学员只能领到旧军装、旧皮靴，而我们到达时就可以领到新军装、新皮靴，每人还能领到一只军用箱子。
我们和苏联学员相处融洽，特别和乌克兰、高加索、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等民族的学员交往更多。他们自称都是东方民族，在文化、性格、心理、习惯及情操等方面与我们有相同或有相通之处。说来奇怪，格鲁吉亚人语言中几个字和中文字音相近。我们在一起打扑克或玩多米诺时，中国人互相用汉语暗示出牌，他们也能猜出，特别是对“五”、“七”、“八”等字音很敏感。有一次我到阿布哈兹，在加格拉疗养所，遇到一位格鲁吉亚族的地方干部。我们一见如故，他请我到他家去做客，将他的父老妻女介绍给我。格鲁吉亚人常对我们讲，格鲁吉亚从地理上讲同土耳其一样，都应该是属于亚洲的。而欧洲统治者（帝国主义者）不顾他们民族的感情，硬将欧亚大陆的边界从乌拉尔山起向南延伸，而又将高加索都划在欧洲的境内。
学校位于基辅的伯朝拉区。这个区一边靠近第聂伯河的大渡口，一边邻近铁路干线。革命前，区里曾有很大的兵工厂、铁路附属工厂，内战时期均被破坏无遗。当时正在清理废墟，建设生产机枪、大炮的兵工厂、打靶场和军队医院。到1927年秋天我们离开基辅时，被战争破坏的建筑物还未全部修复。
除我们所在的军校外，近旁还有无线电联络通讯学校。区里还有很多教堂，最大的是建在第聂伯河崖附近的伯朝拉修道院。它的规模很大，驰名欧洲。修道院建有很长很复杂的地下通道，十月革命前是走私贩私、贩卖妇女儿童的据点。革命爆发时，群众从地下室救出数十名被囚禁的妇女。后来神职人员大为减少，再也没有昔日的威风了。
基辅最繁华的地方是克列沙特卡。这是一个小广场，既临近第聂伯河岸，又临近商业中心区和市立大图书馆；一边是普希金公园，另一边是新建的市立公园和沙皇时代的跑马场。这里交通方便，广阔的马路四通八达，升降电车沿山坡上下运行，从山顶到河边，并直通普希金公园，这里是青年人最喜爱游览、消遣的去处。普希金公园里有一座圆形的回转画廊，描绘在罗马时代，基辅与各方部族之间的交际、往来贸易的情景，栩栩如生。1955年，我陪朱德访问罗马尼亚时曾在基辅停留，我几次提及这座建筑，但已鲜为人知。据说画廊毁于德国法西斯的战火。
基辅有一座东方博物馆，收藏丰富，陈列着不少中国的字画、陶瓷器。可是，在一个大瓷盘子上竟然摆着一个白底蓝花、做工精细的夜壶。讲解员还指着夜壶说：中国文化很高，在若干世纪前已用这样精致的瓷器盛牛奶、咖啡。听到这里，我们都忍俊不禁。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聂伯河右岸有大森林。东到河岸，西北到达尔尼察火车站，南临公路，这是我们军校的野营地。每逢节日，基辅城里及野营地周围村镇的男女青年便来同我们联欢，纵情歌唱欢乐，常常通宵达旦，不知东方既白。基辅是一座古城，名胜古迹很多，旧时代留下的陈旧的建筑、狭窄的街道别有一番情趣。城内布局合理，有不少高大、富丽堂皇的建筑，如大戏院、博物馆、疗养院等。大戏院被命名舍甫琴科，并在附近立有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塑像。大戏院不仅演出戏剧，也常举办音乐会，票价昂贵，像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是不敢问津的。
基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辅的两年生活使人难以忘怀，尽管当时我们限于俄文水平低下，理解事物的能力差。当我提笔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基辅一处处优美的景致仍历历在目。
乌克兰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号称苏联的粮仓。人民文化程度高，淳朴忠厚，勤劳勇敢，热情奔放，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在乌克兰，不仅在校的学员，就连基辅城里的市民、工人、学生、商人及郊区的农民都对我们和悦可亲，对中国人十分友善、同情。他们常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对我们的感情：北京和基辅虽然相隔万里，但几乎在同一纬度上。中国人同乌克兰人一接触，很快就相熟、融洽，双方互相信赖、互相理解，毫不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乌克兰人很风趣，善于迁就、退让，从不计较由于不慎而出现的失礼。他们比俄罗斯人更容易友好相处。
在离基辅约二十公里处沿河岸有一个国营农场，位于第聂伯河的上游。我们参观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中国”，但谁也说不出名字的由来和它的历史，只是祖祖辈辈这样传下来的。也可能契丹人曾在这里住过。农场境内有一块高地，像是城堡的遗址，面积很小，他们在此建了一个网球场。在山坡上正在建设一座大厦，宽敞、明亮，据说是奶牛棚。农场有很大的果园，种着苹果、梨、李子等。还有种植区，不少神父在农民的指导下耕作。农民说：他们（指神父）才真正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现在慢慢地教他们劳动，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但是他们进步很慢，年轻人还可以学会劳动的技能，年老的神父只能量力而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了此终生。我们在“中国”农场受到了热情款待，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一次，我同常秉义到市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场间休息时碰到一位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米拉，交谈间得知我们的数学教员正给她们讲课，老师常常在她们面前夸奖中国学生如何努力学习、守纪律、进步快、成绩优良。她像久违的朋友一样，恨不得一口气讲完她对中国人的好感。后来她和她的父母多次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因为我们是军人，又是外国人，不能到素不相识的人家里做客，只好婉言谢绝。真诚的米拉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后来，她还常打电话到学校找我们了解情况，但不久后我们就离开基辅到莫斯科去了。
不仅工人、农民对我们这样热情，就是上层领导对中国学员也是很关心的。如当时的领导普·谢尔盖耶夫、柯肖尔、卡马尔尼克。这些领导同志都是乌克兰人，参加革命较早，后在肃反时被赫鲁晓夫整倒或杀害了。
1925年和1926年欢庆十月革命节时，我们都受到特别优待，被安排在政府领导人观礼台对面的人行道上观礼。（1926年乌克兰的首都由哈尔科夫迁到基辅。）这一天，千千万万兴高采烈的群众，秩序井然地列队在我们面前通过。我们沉浸在欢乐之中，感受到无比的温暖，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信心倍增。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中国也在等待着这胜利一天的到来。
1926年十月革命节前，苏共领导人、契卡的创始者捷尔任斯基逝世，全国各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地区划分，军校的师生同一家国防工厂的工人们在一起开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庄严、肃穆的追悼会。
1927年秋天，我们离开基辅之前，不断有人来电话，有的甚至一日来数次电话，要求会面、交谈和最后话别。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遂人心愿，至今仍觉得遗憾。
一言以蔽之，基辅是充满活力、民主、热情和朝气蓬勃的城市。在基辅学习、生活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有收获、最难忘的两年，以至我们到莫斯科后，仍久久留恋着基辅，并要求再回基辅学习。
我常常想，基辅和莫斯科的区别在哪里呢？基辅到处都充满活力，人们热情、活泼、开朗，平易近人。而莫斯科机关多，衙门作风浓，干部爱摆官架子，傲慢不恭，盛气凌人，目空一切。他们常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怎么做，都是对的。”“我怎么说，怎么做，你们都要听从。”这些都是沙皇时代的老帝国遗留下来的，也同莫斯科多少年来一直是首都或陪都，是最高统治者的驻地有关。
而基辅则不同，十月革命前一直受俄罗斯民族的统治。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各民族结成了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各共和国一律平等。但老百姓在路上见到军人或官员，包括我们这些穿着军装的外国人，统统要行礼，并问候致意。我诧异地询问俄罗斯族的学员：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解释说，这是沙皇时代立的规矩，一直残留至今。沙皇政府征服了这些地区之后，规定凡见到俄罗斯人都要遵循礼节规范。革命成功已九年了，这个习惯仍保留着。
我们不仅在基辅学习，而且还到克里米亚半岛去休养、参观、游览。沿克里米亚黑海沿岸直到北高加索的西海岸一带，都是游览、避暑、休养的胜地。苏联政府在此建设了海防设施。我们专门去参观正在修建的海上飞机库、海岸炮位和伪装带、设在塞瓦斯托波尔大港湾里的海船兵舰停泊所，以及地下工事等等。这些设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被德国兵破坏了。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瑰宝。俄罗斯的祖先由此北上，沿顿河、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一直到基辅、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下新城、莫斯科等地方，然后在那里发展起来。
克里米亚半岛，特别是沿海地区，景色如画，气候宜人，完全可以同法国、意大利的沿海游览胜地相媲美。在沙皇时代，只有贵族、官僚、商人、资本家才能到这里度假。革命后，为劳动者修建了无数个休养所，规模宏伟，设备齐全，宽敞舒适，环境优美。每年从春天到秋天接待众多的游览者和休养者。
我们到达基辅时，前来迎接的除校方行政人员外，还有两位国民一军的学员，其中一位就是郝鹏举。他原是冯玉祥手枪营的营长，即冯的卫士长，是一军留学生的负责人。这个人狡诈多变，思想反动，顽固落后，唯利是图；抗日战争中率部投敌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又为蒋介石改编，当上了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行政长官，被派来进攻解放军并为先头部队。在我党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之下，于1946年1月9日宣布“退出内战，拥护民主”，成立华中民主联军，但仍对共产党心怀不满。他曾给我写过一封很长的信，要求扩大联军的驻地。这封信经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转到了中央。毛主席看后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没有忘记我们的旧情。现在内战爆发，我们暂时处于困难时期。你老老实实同我们合作，是有前途的。我抄正后寄到山东。1947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郝鹏举秘密策划叛乱，再次投靠蒋介石。2月，被我山东野战军活捉，后被枪毙。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由郝可以看出当年留学生的思想成分是很复杂的。
因为一军所派的留学生多是中下级军官，他们到苏联后仍保持国内的作风和习气，即奴隶式的服从。我们到了之后，一下子就将这些习气给冲垮了。一方面我们有青年学生的朝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一套与苏联军校的校风格格不入，在红军政治工作和铁的纪律面前必然土崩瓦解。很快郝鹏举等人就失去了昔日的威风。
在基辅军官联合学校，除了学习前面所讲的军事课程外，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政治，后来还加上联共（布）党史。毛泽东同志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 但是在我出国之前，很难读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本。除过去有人从日本带回来的《社会主义浅说》和国内翻译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外，没有读过其他的书。在苏联的两年学习中，我明白了一个人生活在世，必须有高尚的理想，这个理想首先应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并同劳动人民的命运相连，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由此开始逐步在思想中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我最大、最根本的转变，就是有了阶级觉悟，学会了从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利益观察、分析问题，并作出决断。这也就是列宁告诫我们的，对每件事、每个问题，在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先要想一想，提出个为什么？这对谁有利？弄明白这个问题后再作决定。这样就会少犯错误。
1925年的某日，李特、赵秀峰以国民党支部的名义贴了一张告示，说他们是国民党员，拟成立支部，凡属国民党员者都应进行登记，以便建立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
我在陕西时就加入过青年团，由于幼稚无知，到河南时没有带上组织关系介绍信。在莫斯科我曾向曾涌泉谈过，我说，在河南时，陕西团组织曾派人去看我，给我留下两块钱，但没有谈到转组织关系。他回答说，没有组织介绍信，现在又无人证明，不能算数，以后再加入吧。此后，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现在国民党要建立支部，共产党有没有支部？为什么在苏联中共组织还要保密？我在告示板报旁边贴了一份《问难》短文。李特急忙找我谈话，告诉我有中共组织，我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他们可以考虑，但是对外必须用国民党的名义，以便于日后回国容易开展工作。1926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支部书记。当时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了便于担任国民党支部书记，所以我对外公开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国民党支部共有七八个人，大都是共产党员（跨党分子），只有两三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有：
马宗显，山东潍坊人，原国民一军司号员、排长、连长，在骑科学习。1928年中共六大后，随周恩来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山东省委由于叛徒出卖连续遭到破坏，周恩来派他到山东惩治叛徒，他完成了任务。后牺牲于山东。被人称为“伍豪之剑”。
卢义才，外号老太爷，原是国民一军军官，湖南人，后牺牲于中央苏区。
王公亮，回国后叛变，当了国民党的团长。
还有从东方大学来的李特、赵秀峰。
国民党党员有：
冯升云，回国后任南京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管空军）。
还有雷放、童安远。
1926年初秋，国民一军又派来了十余名新生，全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我们增添了有生力量，可惜他们斗争经验不足，思想根底浅，最后除张成功外，其他人大都脱离了革命队伍。
1926年末，我同李特等少数几人拟借放寒假之机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这时李特才着急了。在整顿党组织，总结工作的同时，印制党员登记表，进行党员登记，让所有党员（包括早在黄埔入党的王公亮等）一律填写上1926年在基辅军校入党，介绍人李特、赵秀峰或王公亮。此时党员已发展到二十余人。李特亲自携带着这些材料及支部的工作报告，由我陪同，送到莫斯科，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在苏共中央海外工作部备了案。1927年秋，为奖励李特、高金（苏联人、中国班主任），中共代表团和苏联军事委员会共同推荐他们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深造。但是，他们这种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终究是要暴露的。到列宁格勒不久，高金喜新厌旧，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致使她自杀身亡，他因此而被开除党籍。李特有一次来莫斯科约见我，我对他以前的工作作风、态度、手法作了批评，据说他1930年代初回国后，当了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参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后在新疆被处死。
在基辅学习的两年，正是中国革命风云变幻的时期。北伐战争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蒋介石叛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我们虽然身在国外，但同在国内的革命者一样关心祖国的命运。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我们内部，郝鹏举这些旧军官自不消说，在革命队伍内部也引起了分化，斗争激烈。
因为大家出国前的思想基础不一样，到苏联后表现又不尽相同。大多数人都很用功，也有少数人贪玩，干荒唐事。军校的政治课基本上不涉及中国问题，雷放和广东人林某（共产党员）、李某等收集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情况，国共两党关系等情况，随时向大家公布。
在1926年底，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裂痕和摩擦。从郝鹏举、王正基、易子奇等诡谲言行中已看出端倪。我曾对李特、赵秀峰等人说，共同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有诚意、团结的基础上。然而国共两党在一切方面都有原则差别，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现在不可能缩短。对于这些差别既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又不能混淆是非或者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应该承认两党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立场、方针各有不同，产生矛盾、冲突、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应妥善处理。现在有人抱有成见，甚至藏有祸心，唯恐天下不乱，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1927年四五月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基辅，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军事野营活动，进行紧张的训练。但是在革命成败的严重关头，大家无法安心学习，国共两党党员的关系也随之尖锐起来，矛盾斗争已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尽管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讨论，力图弥合，但是这一切努力都已是徒劳的了。首先是郝鹏举、王正基、易子奇这些人带头挑衅，雷放也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同郝等站在一起，向共产党进攻。但是他与他们仍有矛盾。冯升云和我们的关系本来不错，也迅速向右转。广东林某又提出退出共产党。除他之外，共产党员都是尽职尽责，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埋头苦干，并发展了一些新的共产党员。为了巩固队伍，我提议将左右派分开，划清界限，另成立组织，并公开中共党组织。而李特对郝鹏举、叶茂奇、蒙复员等右派分子仍抱有幻想，花费了大量精力做工作，结果一个也没有争取过来。到是年秋天，不得不将这些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员遣送回国，有：郝鹏举、雷放、叶茂奇、薛志超、任增禄、吴宝贤、王正基、易子奇等十余名。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杀害了苏联驻广州领事伊万诺夫等，苏联政府也相应逮捕了一批中国学生中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子弟，不久又将他们释放，一批一批遣送回国。
1927年秋，墓辅军官联合学校要改为军政学校，专门培养营、团级以上干部，决定将我们转到莫斯科相应的军校继续学习。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