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清静无为这一核心治国理念,反对制定过于繁杂的制度、禁令,甚至反对过多的技巧。本章最后讨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这一普遍社会现象,指出社会风气是否良好,国家是否富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统治者。
【原文】
以正治国①,以奇用兵②,以无事取天下③。吾何以知其然哉④?以此:天下多忌讳⑤,而民弥贫⑥;民多利器⑦,国家滋昏⑧;人多伎巧⑨,奇物滋起⑩;法令滋彰⑪,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⑫:“我无为,而民自化⑬;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①以正治国:用正规的方法治理诸侯国。以,用。正,指正规的方法,这里即指清静无为的方针。国,指诸侯国。如晋国、齐国、楚国等。所有的诸侯国都属于周天子的臣下,而周天子所管理的范围,叫作“天下”。
②奇:权诈。这里指权诈的手段。与“正”相对。
③以无事取天下:用清静无事的策略来管理整个天下。无事,清静无事。取,治理。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治理天下不可多事。
④然:这样。代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些主张。
⑤忌讳:泛指不许做的事、不许说的话,也即各种禁令。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忌’,谓禁不敢作;‘讳’,谓不敢言。”
⑥弥(mí)贫:更加贫穷。弥,更加。
⑦利器:优良的器具。一说泛指智慧、技巧。
⑧滋昏:更加混乱。滋,更加。昏,混乱。
⑨伎巧:即技巧。伎,技艺。
⑩奇物:权诈的事情,邪恶的事情。
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制定得越清楚,犯罪者越众多。彰,明白,清楚。为什么会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现象,详见“解读一”。
⑫圣人:这里专指治国的圣人,也即圣明的君主。
⑬我无为,而民自化: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人为干涉,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我,统治者自称。无为,不去人为干涉,一切顺应自然。化,化育发展。关于本段讲的道理,详见“解读二”。
【译文】
用正规的方法治理诸侯国,用权诈的手段用兵打仗,用清静无事的政策来管理整个天下。我根据什么知道应该这样做呢?根据如下情况:天下禁令越多,百姓越贫穷;人们的优良器具越多,国家越混乱;人们的技术越巧妙,邪恶的事情越会出现;法令制定得越清楚,盗贼越众多。
所以那些治国的圣人说:“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人为干涉,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只要我们领导者做到内心清静,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品行端正;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多事,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富足;只要我们领导者做到无欲,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淳朴。”
【解读】
一
我国早期的法律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是不公开的。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和晋国先后铸刑鼎(刻有法律的大鼎),把法律公布于众。这是中国法制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孔子和晋国大夫叔向对此都表示反对,其理由大致有:
第一,当法律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时,民众就会尊重贵族,看贵族脸色行事,一旦“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孔子语,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法律公布之后,民众看重的是法律,而不是贵族,于是贵族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威。
第二,民众不知道法律时,做事时战战兢兢,生怕触犯法律,一旦知道了法律,民众还会钻法律的空子,整天琢磨着如何做坏事而不受制裁。比如,凡是法律没有明文限制的,都可以去做;甚至就会打法律的擦边球。我们试举一例: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吕氏春秋·离谓》)
郑国人喜欢悬书(类似今人说的贴大字报)以攻击别人,子产就下令禁止,于是邓析就把大字报的内容以信件的方式分寄给人们传阅;子产又下令禁止这种方式,于是邓析就把这些内容依托在其他物品中(比如把大字报作为包装物)传递出去。结果是“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与今天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简直一模一样。
第三,民众知道法律之后,当判决案件时,就会引起官府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争执。邓析是一位法律学家,写过一本《竹刑》。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他平时就靠为人打官司、调解民间纠纷谋生。我们看他是如何调解民间纠纷的: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吕氏春秋·离谓》)
洧河(在今河南)涨水,一位富人被淹死,尸体顺流而下,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家属想把亲人尸体赎回来埋葬,而捞尸者索要的赎金极高。富人家属无奈,便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您别着急,只管把赎金压低,这件‘商品(尸体)’他不能卖给别人!”富人家属觉得此话甚为有理,于是不再着急赎回尸体。这下轮到捞尸者着急了,也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您别着急,只管把赎金抬高,这件‘商品’他们必买不可!”邓析就这样两边出主意,两边收钱。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在打官司时,他是如何与官府纠缠的。因为邓析比官员更懂法律,官府拿他无可奈何,最后干脆把他杀了。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依法治国是正确的,但仅仅依法治国,上下就会斗智斗勇,结果必然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奸诈,国家也越来越难治理。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以德治国。
二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社会的风气好坏,民众的品德高低,关键取决于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极多,我们择其要者,罗列数条: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援列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
像这类的言论极多。这就提醒统治者,当自己的臣民在品行方面出现问题时,不必去责怪他们,而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关于这方面的实例,我们仅举一个: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国臣民都跟着穿紫色衣服,结果导致紫色衣服价格飞涨,五匹白色布都换不到一匹紫色布。齐桓公对此忧心忡忡,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料就变得特别昂贵,全国民众都喜好穿紫色衣服而且没完没了,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您如果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先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就告诉身边人说:‘我非常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这时候有穿紫色衣服的侍从走到您的跟前,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往后退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就在当天,宫中的郎中没有谁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二天,都城中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三天,齐国整个境内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