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清静无为这一核心治国理念，反对制定过于繁杂的制度、禁令，甚至反对过多的技巧。本章最后讨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这一普遍社会现象，指出社会风气是否良好，国家是否富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统治者。
【原文】
以正治国①，以奇用兵②，以无事取天下③。吾何以知其然哉④？以此：天下多忌讳⑤，而民弥贫⑥；民多利器⑦，国家滋昏⑧；人多伎巧⑨，奇物滋起⑩；法令滋彰⑪，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⑫：“我无为，而民自化⑬；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①以正治国：用正规的方法治理诸侯国。以，用。正，指正规的方法，这里即指清静无为的方针。国，指诸侯国。如晋国、齐国、楚国等。所有的诸侯国都属于周天子的臣下，而周天子所管理的范围，叫作“天下”。
②奇：权诈。这里指权诈的手段。与“正”相对。
③以无事取天下：用清静无事的策略来管理整个天下。无事，清静无事。取，治理。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治理天下不可多事。
④然：这样。代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些主张。
⑤忌讳：泛指不许做的事、不许说的话，也即各种禁令。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忌’，谓禁不敢作；‘讳’，谓不敢言。”
⑥弥（mí）贫：更加贫穷。弥，更加。
⑦利器：优良的器具。一说泛指智慧、技巧。
⑧滋昏：更加混乱。滋，更加。昏，混乱。
⑨伎巧：即技巧。伎，技艺。
⑩奇物：权诈的事情，邪恶的事情。
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制定得越清楚，犯罪者越众多。彰，明白，清楚。为什么会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现象，详见“解读一”。
⑫圣人：这里专指治国的圣人，也即圣明的君主。
⑬我无为，而民自化：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人为干涉，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我，统治者自称。无为，不去人为干涉，一切顺应自然。化，化育发展。关于本段讲的道理，详见“解读二”。
【译文】
用正规的方法治理诸侯国，用权诈的手段用兵打仗，用清静无事的政策来管理整个天下。我根据什么知道应该这样做呢？根据如下情况：天下禁令越多，百姓越贫穷；人们的优良器具越多，国家越混乱；人们的技术越巧妙，邪恶的事情越会出现；法令制定得越清楚，盗贼越众多。
所以那些治国的圣人说：“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人为干涉，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只要我们领导者做到内心清静，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品行端正；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多事，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富足；只要我们领导者做到无欲，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淳朴。”
【解读】
一
我国早期的法律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是不公开的。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和晋国先后铸刑鼎（刻有法律的大鼎），把法律公布于众。这是中国法制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孔子和晋国大夫叔向对此都表示反对，其理由大致有：
第一，当法律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时，民众就会尊重贵族，看贵族脸色行事，一旦“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孔子语，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法律公布之后，民众看重的是法律，而不是贵族，于是贵族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威。
第二，民众不知道法律时，做事时战战兢兢，生怕触犯法律，一旦知道了法律，民众还会钻法律的空子，整天琢磨着如何做坏事而不受制裁。比如，凡是法律没有明文限制的，都可以去做；甚至就会打法律的擦边球。我们试举一例：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吕氏春秋·离谓》）
郑国人喜欢悬书（类似今人说的贴大字报）以攻击别人，子产就下令禁止，于是邓析就把大字报的内容以信件的方式分寄给人们传阅；子产又下令禁止这种方式，于是邓析就把这些内容依托在其他物品中（比如把大字报作为包装物）传递出去。结果是“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与今天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简直一模一样。
第三，民众知道法律之后，当判决案件时，就会引起官府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争执。邓析是一位法律学家，写过一本《竹刑》。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他平时就靠为人打官司、调解民间纠纷谋生。我们看他是如何调解民间纠纷的：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吕氏春秋·离谓》）
洧河（在今河南）涨水，一位富人被淹死，尸体顺流而下，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家属想把亲人尸体赎回来埋葬，而捞尸者索要的赎金极高。富人家属无奈，便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您别着急，只管把赎金压低，这件‘商品（尸体）’他不能卖给别人！”富人家属觉得此话甚为有理，于是不再着急赎回尸体。这下轮到捞尸者着急了，也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您别着急，只管把赎金抬高，这件‘商品’他们必买不可！”邓析就这样两边出主意，两边收钱。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在打官司时，他是如何与官府纠缠的。因为邓析比官员更懂法律，官府拿他无可奈何，最后干脆把他杀了。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依法治国是正确的，但仅仅依法治国，上下就会斗智斗勇，结果必然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奸诈，国家也越来越难治理。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以德治国。
二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社会的风气好坏，民众的品德高低，关键取决于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极多，我们择其要者，罗列数条：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援列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
像这类的言论极多。这就提醒统治者，当自己的臣民在品行方面出现问题时，不必去责怪他们，而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关于这方面的实例，我们仅举一个：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国臣民都跟着穿紫色衣服，结果导致紫色衣服价格飞涨，五匹白色布都换不到一匹紫色布。齐桓公对此忧心忡忡，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料就变得特别昂贵，全国民众都喜好穿紫色衣服而且没完没了，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您如果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先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就告诉身边人说：‘我非常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这时候有穿紫色衣服的侍从走到您的跟前，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往后退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就在当天，宫中的郎中没有谁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二天，都城中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三天，齐国整个境内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