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后现代公共行政

新公共服务的第四个重要理论来源是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公共行政学者开始更具批判性地探讨构成主流理性行政模式之基础的知识获得方法。这种探讨根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主流公共行政学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依赖于一种特殊的知识获得方法——实证主义——而且这种方法明显地限制了该领域可能的思想范围。简单地说，实证主义方法认为，社会科学能够利用自然科学领域所运用的相同方法来加以认识。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生活或组织生活的事实就能够与价值观分离开；科学的作用就在于把焦点集中于事实而不是价值。事实能够被观察和测41量，这就犹如物质的物理或化学反应能够被测量一样。概念和理论又转过来可以根据这些对“明显反应”的观察来建立。实证主义方法被公认为是西蒙理性行政模式的基础并且明显地支配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支配着政策科学。

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们指出，我们从“外部”观察人类行为所得到的东西远远要少于我们对人类行为意义的认识。例如，尽管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人正在跑步穿过树林，但是你如果知道他是一个正在逃离司法人员追捕的罪犯，那么你就会对正在发生情况了解得更多。与此相类似，在社会生活中，事实与价值非常难以分离开，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价值对于认识人类行为要比事实更为重要。总之，由于人的行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用公式表示和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相同的持久的、定律似的陈述。此外，根据"客观的”观察和"定律似的关系"来描述人的行为也识别不出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成分——直觉、情绪和感觉。最后，有些学者指出，社会科学并不是中立的(正如它所声称的那样);人类行为的测量能够对行为本身产生影响，例如，在霍桑(Hawthorne)实验中，工人们对他们正在被观察这个事实的反应程度就要比他们对研究人员对自己工作环境改变的反应程度强烈。

一方面，批评者们指出，对实证主义模式的依赖强化了对已经成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组成部分的客观化和非人格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仅仅依靠实证主义则根本不允许人们对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和价值观有最充分与最完备的认识。在寻求备选方案的时候，学者们求助于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这些解释方法着重关注对人们赋予其经验的意义的认识，尤其注重认识他们对那些与他人共享的经验所赋予的意义(Harmon 1981)。还有一些学者则转向对支撑人类经验的力量，特别是那些歪曲了人们之间沟通的权力和支配力量进行价值批判和审查(Denhardt 1981)。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学者们希望为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一些可替代的方法，这些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更加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是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含的各种情感(White 2002)。

这些思想在最近人们运用后现代思想的观点，尤其是对话理论的观点认识公共组织的种种努力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尽管在各种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尚存在着42一些重大的差异，但是他们似乎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因为我们在后现代世界中相互依赖，所以治理必定会越来越以相关各方，包括公民与行政官员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为基础。而且，尽管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怀疑公共参与的传统方法，但是似乎有许多人一致认为，为了使公共官僚机构恢复生气并且使公共行政领域恢复一种合法性的意识，就需要增进公共对话。

尽管后现代主义极为复杂和多样，但是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实的。不仅一些过去看起来似乎有效的“科学解释”而且以前被人们所持有的所有“世界观”都已经表明具有致命的缺陷，这些缺陷多数都与下面这个事实有关，即这些解释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的产物，它们只能够从那种基本上是独有的立场来看待世界。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语言和互动来创造世界，那么我们所能够宣称"真实的"东西就必然会有局限性。由于一个巨大的并且令人迷惑不清的符号主义世界已经逐渐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所以情况更为复杂。例如，在电视广告节目中，性被用来出售轿车，而蛙被用来出售啤酒。沟通都是单向的。作为被动的观众，我们没有机会回话。

最终，这些符号会逐渐取代它们源自的“现实”并且构成我们所共享的唯一文化，而且别人在艺术领域、音乐领域、建筑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仅列举几个领域)还很喜欢这些符号。在文化层面上，我们只要根据一些没有“现实”的抽象观念就能够彼此进行沟通。我们越来越不得不承认，我们所能够充分参与的唯一可靠的沟通就是以我们承认别人是一个我们所共有的自我为依据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运用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公共行政理论家们尤其对该领域明显地专注于理性主义(特别是基于市场的理性选择理论)和技术统治的专长提出了批评(Farmer 1995,2005; Fox 2002;Fox and Miller 1997; Harmon 2006;Jun 2006; MeSwite 1997)。 "在官僚机构中，鲁莽社会行动的领域要被合理组织的行动领域所取代。对层级指挥程序的服从取代了与他人的移情关系⋯⋯在独白式的沟通中，没有任何互动，没有任何机会从言语上努力界定问题并且决定应该就此问题采取什么措施”(Fox andMiller 1997,70-71)。相比之下，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主要信奉“对话”的理48 念，信奉公共问题通过对话要比通过“客观”测量或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决的观念(McSwite 1997,377)。可靠对话的理想把行政官员和公民视为彼此是充分参与的，他们不仅仅被视为召集到一起谈话的自利的理性个体，而且被视为在一种其中他们作为人而相互接洽的关系中的参与者。这种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最终过程也就是个体随着自己的参与而彼此相互接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充分包含了人类个性的所有方面，他们不仅有理性，而且还有经验、直觉和情感。但是，这种变化很难，它需要我们逐渐认识：(1)怎样才能在不依赖理性的条件下行动；(2)如何与不同的事物达成妥协。麦克斯威特(O.C.McSwite)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基本步骤——我们彼此敞开心扉、开诚布公。"这种备选方案倾听别人的心声，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以及把别人当作自己加以接受。这⋯⋯与其说是理性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理性的转化⋯⋯通过使人们及其生活成为理性所期待的目标，理性就把我们彼此区分开，这时人类状况的现实是：我就是你”(1997,276-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