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斯人信札》所处的时代
保尔·瓦莱里 [1] 在谈到《波斯人信札》时这样写道：“该书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我们赞赏作者尽管遇到各种麻烦，他对失去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席位的担心，只是转瞬即逝，犹如一抹轻云而已。他获得了荣誉、席位和书的大量售出。”（《波斯人信札·序言》，第二版）
瓦莱里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学士院院士候选人资格需要的是具有坚韧不拔、审慎睿智的品质。但是不妨思忖一下，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历史文化使他可以准确地评价青年孟德斯鸠的“大胆”。首先，说《波斯人信札》曾是作者进入学士院的障碍，这并非事实。对于这个令人春风得意的选举，一个默默无闻的外省青年，本来毫无理由有所企求的，这些信札事实上是他的主要资格，或者不如说是其唯一的资格。此书的“大量售出”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部书信集远不具有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相反它符合当时的口味，符合当时知识阶层的风俗。它并没有使群情激奋，相反它适应舆论的期待，而这便是此书成功的原因。
《波斯人信札》发表于1721年，作者当时32岁。他生于1689年，即废除《南特敕令》四年之后。《南特敕令》的废除是路易十四专制统治臻于顶峰的标志之一，它对新教徒实行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族灭绝，用剑与火把他们从法国现实中消灭掉，对他们用龙骑兵进行迫害，处以苦役、绞刑，或者迫使他们流亡，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知识界对太阳王虔诚行为的任何抗议。但是，凡尔赛学府的大师们在路易十四时代幻想破灭的沉沉暮霭中相继死亡了。拉封丹 [2] 死于1695年，拉辛 [3] 死于1699年，波舒哀死于1704年，布瓦洛 [4] 死于1711年，费奈隆于1715年，与全法国急不可耐地巴望死去的老国王同年去世。1708年，孟德斯鸠19岁，此年凄惨的冬天使整个国家陷于灾难的深渊之中。
国王的去世终于被全国人民视为一种解脱。路易十四对于一些像拉布吕耶尔、沃邦这样的好心人试图使他怜悯人民的苦难而提出的抗议书充耳不闻。大主教费奈隆以匿名的形式为掩护，于1694年向他写道：“你的人民，你本应像爱护你的子女那样爱护他们，而且他们至今仍如此热爱你。现在他们正在成为饿殍，土地几乎弃耕，城乡人口锐减，百业凋敝，工人失去生计。一切商业均已停顿。结果你为了在国外征城略地和守住征服的地盘，却毁掉了你在国内一半真正实力。……你仿佛一叶蔽目，对民情世事，一无所知。”（《致路易十四信——对这位君主治政的若干问题的诤谏》）
瓦莱里对《波斯人信札》所溢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其实我们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在费奈隆笔下就已经看到了。该信虽没有署名，却丝毫无损于它的勇气。国王的死亡，给法国历史带来了一个大停顿，带来了君主政权的一个大空位，与此相配合的是一个文化的空位。与这个文化空位本身同时存在的，是各种价值犹如狂欢节的滑稽木偶，奇奇怪怪，蔚为大观，加上约翰·劳金融政策的失败，这一切要求有一种特别具有代表性的表达方式。摄政时期是本体论枷锁减轻压力的时期，这种枷锁的结构以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因循守旧的沉重压抑，把精神和灵魂禁锢于牢狱之中。
圣西门 [5] 在评论国王去世时提到廷臣们因君主亡故而“欣喜若狂”，或者“因从此生活得宽松而高兴异常；所有的人一般来说都高兴从持续不断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并热爱新发生的事物。对处于从属地位、一切受制约的厌倦之极的巴黎，因有望得到一定的自由，因高兴地看到那么多专擅弄权的局面得以结束，而松了一口气。处于破产和毁灭绝境的外省感到如释重负，欢欣雀跃。……倾家荡产、如牛负重、走投无路的人民大众，由于最强烈的愿望无疑将不再受到压制，故喧喧嚷嚷，奔走相告，感谢上帝的恩典”。为路易十四之死而唱的挽歌，以全民迸发出来的欢腾作为对受憎恶的君主呜呼哀哉表示感谢之忱。
在这么一种总的形势下，《波斯人信札》的“大胆”，就远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了。1721年，路易十四亡故、入土并被遗忘已经四年了，路易十五未成年时期法国在摄政王奥尔良的菲力普治理下，法国空有欢乐生活的虚假外表，其实，道德与宗教的价值已荡然无存。无疑应当保持谨慎：某些特权阶层的“美满生活” [6] 不能说是全民都享有；占大多数人口的乡村继续过着传统的生活。但是《波斯人信札》对这大多数人并不感兴趣，对各个城市最下层的居民，对巴黎地区的手工艺者和工人，也同样漠然置之。作为波尔多上流社会卓尔不群的成员，孟德斯鸠属于穿袍贵族。他的视界似乎并没有超出他所从属的社会阶层的局限。《波斯人信札》之所以在非常众多的读者中取得成功，是因为一方面这是部篇幅不长的为城市淑女而写的假的东方小说，另一方面，那些用讥讽调侃的语气和洒脱自然的文笔写出来的事件，构成了作品中最优美的部分。郁斯贝克的所作所为，犹如伊斯法罕某个大报的特派记者，就巴黎时事为社会新闻栏提供通讯报道。
假波斯人郁斯贝克靠跟他众多的女人信件往来进行意淫，以非凡的能力在脑子里去疼爱，去憎恨，去杀人，这一切我们都无法把它当做真有其事。但是，我们在他以及他的同伴里加身上，欣赏的是一种新型文人的雏型。这样的文人在18世纪大量出现，在城里四处出没的新闻家，社会新闻栏编辑，消息的职业传播者，全面嘲弄一切事件、机构和个人的风趣之士，发明和散布风趣话的人。这种人，由于对一切都玩世不恭，故目光敏锐，把社会这个小宇宙置于冷嘲热讽的硝镪水中进行酸洗除垢。这样，在不久之后，在巴黎，出现了一些领取欧洲王公君主薪水的通讯员，他们手写真真假假的新闻、重要或者不重要的消息，提供给远方的雇主。《波斯人信札》的精华所在，最持久耐读的，就是由一个思想特别敏锐的记者出色地运用辛辣无情、令人入迷的笔力所描绘的1720年左右巴黎现实生活的画卷。笛卡儿和波舒哀那种恢宏庄严的风格已经结束了。丰特奈尔曾经像这样写过，培尔偶尔为之，而孟德斯鸠对这种表达方式特别欣赏，这也将是18世纪最优秀的作家的表达方式，而伏尔泰则是此中的高手。这种形式灵活自由，挥洒自如，节奏轻快，跟企图泛论最严肃的问题而不显得有意触及的想法完全符合。读者刚刚意识到所揭示的前景和这种前景将要陷入的危险深渊，作者却早已离此远去，转而谈别的事了。
毫无疑问，比起路易十四时代以波舒哀为主要卫道士的那种不容稍有出轨言论的专断来，这是一种极大的自由。毫不宽容的本体论以神圣国王的名义，使教会和国家服从于同一个凌驾一切的法律，而这个国王无情地追捕异端分子、新教徒、持批评意见的人和各种主张信仰自由的反对者，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波舒哀的抗争只不过是一种无望的阻滞前进速度的抗争而已。尽管他这样毫不容情、狂热自信，向来在任何事情上都持之有理，他仍然输了他曾经战胜的每场争斗。明智开通的18世纪确认了波舒哀生前最后那些年已经预感到的溃败，但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英国的革命（1688）和颁布了《权利法案》 [7] （1689），这个法案使不列颠王国成为第一个议会制君主政体的国家。新国王的顾问就是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家、古典形而上学的毁灭者和启蒙运动理智主义的鼓吹者约翰·洛克 [8] 。
崇英的孟德斯鸠生于英国光荣革命取得胜利的同年。他以自己的方式接受洛克的思想，正因如此，郁斯贝克把自由表达批评意见付诸实践。伏尔泰在他的苦难岁月中，只是在1726年，《波斯人信札》发表五年后，才发现了英国。我们的这个波斯人运用了正在形成中的一种伏尔泰眼光和伏尔泰风格。伏尔泰本人对于自己那些不法常可的断言承担后果，但他最后只是受到微不足道的迫害而已。他作为凯旋者受到公众舆论的尊崇，于耄耋之龄，寿终正寝。年轻的孟德斯鸠开辟了伏尔泰后来所要走的道路。他只需小心提防，以不具名的形式来掩盖自己，可这不具名却骗不了任何人：他的勇气并没有使他身陷囹圄、流亡国外，只是使他取得公认的名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