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文化的对照到一种对照的文化

对于“波斯人”怎么会是这样这个问题，必须这样回答：郁斯贝克、里加和其他人只是用以障人眼目的波斯人。这些喜剧人物穿着借来的服装，掩盖着的不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而仅仅是一个面孔。乔装打扮是某种观点的面具，是拉开距离以更新思想的障眼法。距离拉大，习以为常的明显事实，便不受缆绳的束缚。远离和不在，是作为让一种新型人物介入的调和剂。我们这些波斯人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他们是异域人。作为远方来客，他们就尤其具有否定和缩小的价值。这些异域人是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事物的目击者，他们起着无根无影、没有身份的人的作用，作为我们熟视无睹的事实的揭露者。

对东方事物进行虚构，要求思想上有切身经验。中世纪欧洲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的圣事价值，把认为自己掌握了尽善尽美这种自以为是，作为栖身的堡垒。文艺复兴时代的重大发现，掀开了障蔽眼界的帷幕：别的人与他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犹如我们与我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一样。人们不再匆匆忙忙给别人定下某种形象，而多元化的确信不疑之事也互相抵触。不得不需要某种仲裁，以对各种真理和价值进行裁决。人们发现，犹太—基督教的神启，在世界上只占有狭隘的一隅之地。真理必须改变衡量的尺度，应当从世界和人类的范围来界定一个真理。身居异乡、对西方文明的看不惯，是朝向普遍认同的一种新意识迈出的第一步。

从16世纪起，蒙田揭露了人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之事的缺陷：西方的价值并不比旅行家们向我们肯定的在别处用以保证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些价值更有内容，更为优越。但是这种清醒思考并不能动摇西方人的自以为是，因为西方人自恃在技术和军事上占有优势。笛卡儿的怀疑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成为用来肯定一种居于胜利地位的道理的支撑点，因为这些道理的教义又把神学睥睨一切的最高权力用来为自己服务。

孟德斯鸠继洛克、培尔和丰特奈尔之后，目击了古典本体论的衰亡。这位波尔多青年法官并不想界定未来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他的并不恢弘的计划是属于启蒙运动时代未来的远景的。从前那种自以为尽善尽美的观点，已经完全陈旧而无可挽回了。

波舒哀的《世界史教程》（1681）根据《圣经》中的上帝所选择的道路，把世界的变化置于犹太—基督教的灵魂拯救的范围之内。在这幅历史长卷中，波斯只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为的是更好地宣扬一个纯粹罗马天主教的神明的意图。波舒哀片刻都没有想象到某个人可能是波斯人。1709年发表的《根据经文论政治》更给予凡尔赛的专制君主以绝对而永恒的权力。路易十四之所欲，就是上帝之所愿。

1709年，孟德斯鸠29岁，但他生活的世界，已不是波舒哀的世界。郁斯贝克注意到了天主教会的没落。作为穆斯林，他置身于基督教各种教派和各种政治习俗的纷争之外。他对罗马上帝的死亡，就跟对跟易十四的死亡一样，都无动于衷。《波斯人信札》所标明的时间在1711—1720年之间，正是处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价值体系的过渡时期。凡尔赛老人日益没落的巨大阴影跟一个摆脱了他的束缚，并不顾一切地投身于摄政时期政治和财政实验的社会骤然减轻压力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专制君主的死亡带来一个巨大的希望，只要从自由开始，一切都似乎有可能实现，为什么法国不会在18世纪取得成功呢？

拉布吕耶尔在其《品格论》中的讽刺，并没有对现有秩序的基础提出疑问。拉布吕耶尔令人注意到作者与其同胞之间，对一种同一性的实质的看法有一些不同之处。波斯人郁斯贝克并没有受这种同一律的默契的约束。出于波斯人的参照标准，他必然产生一种根本看不惯的心理，从而看穿了所建立起来的信仰和行为的怪诞。法国人怎么会这样呢？

由此便产生了洞幽烛微的批评，其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政治和宗教，各种禁区无一得免。既是波斯人，这就是要享有进行理性的比较和怀疑一切的特权。不合实际的东方用来作为西方的不合理性的揭露者；此处的人和彼处的人背靠背地对簿公堂，彼此都要在一个上级法庭为自己辩护，因为这个上级法庭不相信所有习以为常的明显事实。波斯的风俗习惯并不比法国的风俗习惯好，但也不比法国的差。这个波斯人，由于是揭露真相者，就扮演了普遍理性的先驱者的角色。“你为了求知，远离祖国”（第106封信），郁斯贝克对他的一个朋友这样写道。为了求知，必须远离祖国，以改变思考问题的重心点，从而以新的眼光来看他的祖国，这时成见将在真理面前消失。广义相对论就是从改变思考问题的重心点而产生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便是唯一的绝对真理”，奥古斯特·孔德 [20] 后来这样谈到。孟德斯鸠是首先宣布这个发现的人之一，而这个发现可能会使波舒哀震惊不已。

假波斯人以他的形象预兆了这个在启蒙运动时代公开鼓吹世界主义的新欧洲人。他有一些先驱者。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在废除《南特敕令》前后，形成了一类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移居国外，成为外国的法国人，英国的、荷兰的、瑞士的和德国的法国人。这些知识分子甘愿为了信仰自由而付出流亡的代价。亨利·米斯泰尔、伊萨克、卡索邦 [21] 、皮埃尔·培尔、皮埃尔·科斯特、约翰·勒克莱克和前往波斯的旅行家约翰·夏尔当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成为批判精神的捍卫者、普遍理性的代言人。郁斯贝克的见解经常与这些国内的外国人不谋而合，背井离乡使他们得以接受一种新的自由。

几千年来，自以为唯有自己掌握了一种普遍真理的西方，发现了文化世界的多元性。相对论的挑战，要求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在各种真理之上，有没有一种真理，一种上级法庭，像公分母一样，使所有善意的人的各种愿望和向往——不属于欧洲文化的特点姑且不论——通过这一公分母得以通分呢？寻求人类普遍认同的启蒙运动时代的这个带有根本性的疑问，在《波斯人信札》中提出来了。

虚构的游记把一个欧洲旅行者送到了一个虚构的国度。《波斯人信札》则把不真实的游客送到了一个真实的国家。这种手法使作者得以装作是自己的这个社会环境的局外人，对既定的现实做另一种释读。伏尔泰后来在他的《至微至大》中，利用《格列佛游记》的先例，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改为天外来客，改为休伦人，改为天真汉，来揭示各种文化的龃龉和支配人们思想的偏见。由于目光的更新，想象的游客变成人文精神的传播者，揭露了我们所信赖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和确定不移的道理并没有根据，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一切都处于突兀的石头上，而石头下面则是荒谬这个深渊。

欧洲人自从开始世界探险以来，就发明了东方学和人种志，作为适于了解劣等的并通常不发达的兄弟的认识方式。思考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什么东方，东方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东方人从来都是某个人的东方人。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是作为信使，传递着这样的消息：各种透视法是相互依存的。他告诉欧洲人，条分缕析的人种志是由人种志本身开始的。这种不费分文、足不出户便产生身处异乡的困惑迷惘，提出了文明的基础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