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札”是不是波斯人的信札？

作为片段体作品，《波斯人信札》是由形如七巧板，或者不如说形如百衲衣的一些片段作为马赛克所组成的，整体结构十分松散。各个片段是由自由联想联系在一起的。有时这些片段呈一组镜头的形式，若干封信谈论同一主题；有时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一致彼此毫无连贯性。但是片段这个马赛克只是作品的一面，它通常标明寄自巴黎，这样就可以对法国这个主要城市的人们和生活辟出一个专栏。“信札”全是波斯人写的，可波斯人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东方的服装和传奇式的虚构给首要的内容又加涂上一层非常不同的意义。书信集一下子便显得像具有两重性质的作品，而这两面手法便增添了释读的困难。这种透视法的两面性引起了一种反射镜作用或者说反射作用，结果即使孟德斯鸠说了他所说的话，人们都不得不提出他究竟想说什么的问题。

这样一种结构，对于评论者来说，大有裨益，他们的创造性受到了考验。法国人—波斯人的对话，由波斯人—波斯人的另一对话接替下来，从而要求人们把直向颠倒为曲向，把孟德斯鸠的文章作为一种带有反射镜的文章来读从而必须把文章投射到一面镜子上，使之反照到应该照的地方。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波尔多青年法官只局限于发表一部笔记和个人思考集，这样一部书无疑不会引人注意。他从没考虑发表这样的书，而且仅仅部分保留下来的他个人的思想，在很晚出版的比较完整的全集之前，一直没有发表过。

因此是波斯人给由他们着色的“信札”当“火车头”的。所有信件的作者都是东方人，但信件是以不等的方式在两个战场之间发送的。在全部161封信中，47封处于异国境域，114封在西方；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寄自巴黎的信表明思考的重心所在。青年孟德斯鸠当时对波斯的文化和文明一无所知，他只满足于把二手的信息搬上舞台，就跟拉莫 [17] 的精雕细刻之作《殷勤的印地人》一样卓有成效。对于首批读者来说，这并没多大关系，因为他们使该书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他们对于描述和性格是否正确丝毫不感兴趣。波斯和波斯人只是作为身处异乡、万事不惬的借口，在这种氛围下，想象力便乐得其所，而没有任何人种志的考虑。孟德斯鸠本人曾做这样的证明：“此书出版时，人们并没有把它视为严肃作品，它其实也不是严肃作品。”然而孟德斯鸠又补充说：“没想到从《波斯人信札》中居然发现这像是一种小说，这真是令人再高兴不过的了。读者看到这种小说的开端、发展、结局。各种人物均被置于一条把他们联系起来的链条之中。……郁斯贝克在外的时间愈久，他家后房内部愈加混乱，也就是说，怒火愈炽，爱情日薄。”（《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想法》，简称《想法》）这对于想让我们把这些“信札”视为《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雏形版的人们是个忠告。

但是，在这篇发表于1754年的《想法》中，孟德斯鸠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在传奇类中选择了书信体小说这种特殊形式，是为了能够在书中“夹杂着议论”，而这在一篇连续性的故事中是不太适宜的。通信这种断断续续的形式可以随意插进一些题外话，因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不受任何计划、任何既定提纲的约束”。当以信件的形式出现时，故事的脱节给作者提供了“可以把哲学、政治和伦理道德溶于小说之中，并把这一切用一条秘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条人们察觉不到的链条联系起来”。

这里，孟德斯鸠交底了。这几行话——它曾引起了许许多多评论——无疑说明了作者主导的意图。孟德斯鸠容许他的作品具有混合性，一方面是小说，另一方面是思想。但还不知道的是这两个成分中，何者更重要：作者是在一部传奇幻想小说中，肥瘦相间地插进一些理论文字呢，还是他想象出一个东方故事来作为预先组成的片段选辑的黏合剂？我们再次指出，后房故事只占全书的不到百分之三十。至于全书的同一性则根本不明显。孟德斯鸠自己承认他提出，或者假设出“一条秘密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条人们觉察不到的链条”。评论者们为此欢欣鼓舞，竭力要揭示出这种秘密的同一性。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信札”的青年作者会嘲弄大家，非要他的读者在他完全任意地摆在一起的素材之间，去七拼八凑地想象出一个联系来。

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把构成这部小说的信件有次序地单独发表出来，这可能会有益处的。人们从中可能找到一些小幅的风俗画，而这些风俗画的源泉不难从当时旅游者的叙述和东方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孟德斯鸠不可能把自己的东西摆到这些追述中去，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所尽可能添加的，是流血、肉欲和死亡，以便用些许适合于沙龙口味的色情的佐料，使后房日常生活的描绘更加津津有味，给整个作品增加刺激性的内容。有这么一些可敬的教授们对这一专栏赞叹不已，并且从中发现了一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深厚爱情和悲剧经历的凄凄切切的埋藏物。他们想不顾一切，讴歌赞美，但全都白费气力。孟德斯鸠似乎对言情文学、色情和淫亵描述并没有什么才情。他的故事在这方面并没有不落窠臼和摆脱陈词滥调，这些令人想到摆在火车站书亭中的传奇书。这还远不是萨德侯爵阴暗的狂暴行为和真正的魔鬼呢！年轻法官写给有教养的人们看的那些大胆描写并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说孟德斯鸠在言情小说方面没有才情，决定性的论据就是一个初试锋芒的作者的这第一部小说也就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他认为他的天才要把他带到别处，而不是从事此类无聊之事。这不无道理。

任何把孟德斯鸠说成是个真正的小说家的企图，都受到孟德斯鸠本人的否认，他既缺少浪漫情调，又完全没有以多愁善感来取悦于人的天赋。当他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吐露出一些个人的内心话时，这些内心话，就这些方面来说，是令人失望的。“我几乎从没有忧愁，更没有烦恼。……我夜里一觉睡到天亮；而晚上，当我上床时，我仿佛昏昏沉沉的，使我无法思索。……当我享受着某种乐趣时，我为此感到痛苦，而且总是对于曾经抱着如此冷漠的态度寻求乐趣而感到惊讶……”至于这位纯知识分子跟女人的关系，尽管人们企图大肆宣扬其某些信件，似乎这种男女私情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占多大分量。“我很喜欢向女人们说一些普普通通的恭维话和替她们办一些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中年时期的艳遇在他心中引起一种赞慕与惊诧交织的感情。“35岁时，我还爱着。”究竟动词aimer（爱）这个用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弄清：“我年轻时，我曾经很高兴能喜欢上一些女人，我曾认为她们爱着我。自从我不再这么认为之后，我一下子就跟女人疏远了……”

像这样的自我坦白的人似乎不太有本领去展现爱情所产生的极度激情、乐趣、错误和丑事。他以约定俗成的字眼来描述想象的艳史，他对这些艳史是完全陌生的，就跟对波斯地方、一个任意选来安排任意的情节的国家的风俗和传统一样陌生。那么为什么要写“波斯人”信札呢？这些本来完全可以是“墨西哥人”、“印度人”或者“塔希提人”信札的，如果在当时旅行者的叙述中有可用的塔希提的剧情、布景和风俗的话。不管是波斯人的还是别的什么人的，这些信是想利用人们由于阅读同时代的作品而抱有的对东方事物猎奇的时代热。通过嘉朗的译本，《一千零一夜》以其想象的新世界的魅力令欧洲倾倒。因宗教原因而流亡英国的胡格诺教徒约翰·夏尔当在1664—1680年完成并在1686和1711年发表的游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当时能够找到的其他作品使这些资料更加完备。孟德斯鸠并不是第一个利用这个书目单的人，马拉纳和科托朗迪的《大贵族的间谍》（1680）或者埃克斯法院律师J.博内的《致伊斯法罕文学家米斯拉的信》（1716）也利用了这些作品。

因此，在《波斯人信札》之前，便已有了某些波斯人信札。但是，由专家们发现的——他们还会有同类的发现——这些先例，并无损于孟德斯鸠这本书，因为它们早已被人遗忘了；这些信属于日常消费的低档文学，随着当年的时事而生灭。这些源泉从地下冒出，是这部令我们兴趣盎然的作品激起微澜的结果。我们喜爱的《波斯人信札》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比在它之前的那些信还提供了某些东西，某些不同的东西。这种百读不厌，常读常新，并不在于小说本身，尽管孟德斯鸠竭力洒上香料，小说的情节、布局，乃至文字，仍不脱平庸。后房私通的情节，虽是受旅游者目睹或传述之事的启发，可在今日读者看来，显得刻意安排，而没有莫扎特《后宫诱逃》的优雅韵味。那些妻子或侍妾，不管是否得宠，以及她们的婢女和阉奴，都不太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本人也并不把这些认真当做一回事，以避免发生某些张冠李戴的现象。这种爱情游戏的两地相思和悲剧式的解决，并不太能够打动读者。

人们在孟德斯鸠这部小说中会注意到那些以我们时代的方式加以淡化的性虐待与受虐狂，但是人们必须有极大的天真的善意才会为此而陶醉。孟德斯鸠苦心孤诣地把基督教历的日期改写为东方式的日期，这些小把戏并不足以给人以假象，只不过凸现了煞费苦心的造作而已。从更深一层来看，我们必须时时记住，郁斯贝克的旅游延续了十来年，信函往来要几个月才能寄达。在这种两地分离、关山远隔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能够持久地进行最狂热的爱情对话。激情会在路途中消失，而在此期间注意力又集中到别的事物上去了。可敬的郁斯贝克，当他在其后房时，左拥右抱着女人，而如今似乎已立愿在西方过着单身的贞洁生活，这对于像他这样在家中是个女色的饕餮之徒来说，似乎是完全难以置信的。那个不忠的宠妾，在她的老爷和主子住在巴黎，一直不在身边的情况下，经过九年独守空房，最终自杀身亡，这根本不是非如此不可。无疑必须发生一场灾祸，使这个故事得以结束。孟德斯鸠牺牲了一个他并不太关心的人物，以人献祭使故事圆满结束。这下可是一了百了。

最奇怪的是，《波斯人信札》的年轻作者在写一部爱情小说时，并不为再现后房所固有的特殊的感情气氛而内心恻然。用钱买来而住在后房的女人，是受其主子和看守者任意摆布而无力自卫的囚犯。未来的黑奴制度揭露者，似乎并不关心妇女所受的奴役；而未来的气候环境学说的理论家，只满足于把符合拉辛激情迸发常识的一个爱情小天地搬到了遥远的地方。可在这里，这种到达顶点的激情迸发，由于必须越过极其漫长的距离才能达到目的地，故显得更为荒唐。人们无疑会提出反对意见说，必须等待浪漫主义诞生之后，才会出现对东方的地方色彩的关心和对后房女囚悲惨命运的同情。孟德斯鸠早于歌德和维克多·雨果；《波斯人信札》不是《东方吟》 [18] 。但这意味着《波斯人信札》没有任何波斯的东西：波斯在这里只不过为了诉讼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不在现场的证明。

孟德斯鸠的波斯只是个幻想的波斯，他只是从夏尔当准确而客观的叙述中借用一些道具而已。他没有采用这个游行家对这个民族的心理所叙述的东西：“波斯人只是在休息中，而且是待在自己家里时，才能够更好地培养德行，更好地享受欢乐。”因此，郁斯贝克作为到巴黎去探险的人，在夏尔当看来，只是个假波斯人，因为胡格诺教徒夏尔当强调指出：“波斯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现状极其无知。……他们没有世界地图，因为他们并不好奇想看看外国，所以他们不太关心去外国有多远的距离和走哪条路。一般来说，国家的大臣们对欧洲正发生什么事并不比对月球世界上正发生什么事知道得更多……”

孟德斯鸠笔下那些波斯人的真实性可以比之于莫里哀笔下带有土耳其色彩的作品中的土耳其人。我们在高比诺的《亚洲新闻》中，可以找到这个外交官对自己深刻了解的证实波斯的回忆；而这在《波斯人信札》对东方的十分造作的描述中根本找不到，因为《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对东方问题丝毫不感兴趣。

对于“波斯人怎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孟德斯鸠完全没有能力给予回答。郁斯贝克只是个用以障人眼目的波斯人，是个穿着借来的衣服的假面舞剧的人物。这个骗局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注意到《波斯人信札》的主人公的两重性便可看出。郁斯贝克在巴黎是理性的批评的传播者，是一切已经根深蒂固的虚假价值和虚伪行为的揭露者，可是一当他对德黑兰战场表态时，突然间便显得失去分析能力了。道德人格的奇怪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使得他一定要坚持统治着他国家的可怕的偏见，而不可能做出哪怕是一丝半点的退让。他一方面揭露法国各种形式的专制和虚伪，另一方面却在他自己的后房心安理得地实行最残酷的专制。他企图促使智慧之光普照巴黎，可在他眼里，这智慧之光不必照亮德黑兰这个恪守道德的城市。于是就谈不上什么人权、妇女的尊严和普遍的正义这类问题了。郁斯贝克在管理组成他后房的牲口方面，表现得像个十足无人道的暴君。他在有关爱情的美丽辞藻上所采用的拉辛风格，并不能掩饰其奴隶制的全部兽性。如果我们认真地考察孟德斯鸠的作品，我们不免要寻思郁斯贝克究竟有何权利对法国的风俗说三道四，因为他本人跟他自己国家专制又无人道的风俗和制度就是沆瀣一气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七拼八凑起来的郁斯贝克是不存在的，确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残暴的郁斯贝克和开明的郁斯贝克之间明显地不能并存。但是不应仓促作出判断。有这么一些现代波斯人，他们在巴黎地区装出一副进步人士、人权捍卫者的样子，可是一旦回到国内，他们就脱下西方的旧衣服，毫无愧怍地沉湎于在某些国家肆虐的那些狂热的危害极大的偏见之中。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有不少落后和贫穷国家的代表，身着西服，在哈得逊河畔或塞纳河畔 [19] ，领着优厚的美元薪水，高谈民主和人权的伟大原则，然后，回到自己国家，盲目地支持着屠杀所有无辜博得在位的独裁者欢心的人的独裁制度。这当然并不妨碍他们揭露文明国家的帝国主义，而文明国家却糊里糊涂地把这些指控真当做一回事。只要想象一下我们的郁斯贝克作为霍梅尼的伊朗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那这个人物就可以说具有现实意义了。

虚构先于现实出现，而现实则比虚构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们国家有不少这些派到异教徒之邦的石油埃米尔和其他异国事物的商贩，他们是独立思考的传道士，他们一面受惠于殖民主义而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一面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揭露者。可这些大发横财的富人，在他们的国家，却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支配着爱胡作非为、腐化堕落并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主人统治的男女畜群。站在东方和西方的分水岭上，孟德斯鸠力图揭露欧洲人的缺点。这种自卑感过去在殖民国家的公民中是常见的，而孟德斯鸠则是杰出的范例。这些国家没完没了地责备他们给世界其余地方所曾经带来的恩惠，即使这些恩惠伴随着并不严重的不义行为的代价，这些不义行为跟我们每天若无其事地目击到的非殖民的可怕的惨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不管怎样，以如许辩才揭露奴隶制度的孟德斯鸠本人，他的财产和他的妻子的财产中，也有一些是从贩卖黑奴所得到的遗产中继承来的，这种贩卖黑奴的葡萄酒的生意使波尔多商人腰缠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