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部扑朔迷离的书
《波斯人信札》是由原籍法国波尔多、由于宗教原因而出逃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出版商出版的，没署作者姓名。这个出版商还煞费苦心地用同样是法国人，同样也是新教徒，定居于德国科隆的一个同行的假身份把自己的公司掩盖起来。
这种双重的隐姓埋名可以从安全的需要而立即得到解释。后来的伏尔泰也是个运用匿名和假名的能手。荷兰版以后便成为启蒙运动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基地，这种版本大部分通过私运而发行到法国。当狄德罗 [22] 出版《百科全书》遇到严重困难时，他使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威胁要到外国土地上继续他的工作，而不管对出版和法国的商业会有巨大的损害。后来终于准许继续在法国印刷，其中经济的考虑占了很大的分量。
在第117封信，作者谈到人口问题时，说：“宗教给予新教徒一个比天主教徒无限优越的好处。”郁斯贝克甚至预言天主教最终必将灭亡。在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好处中，孟德斯鸠无疑把思想自由列为其中之一，否则他就不可能出版他的书了。但是与此同时，《波斯人信札》也就加入了，即使是间接地加入了极其重要的流亡文学的行列，这种流亡文学对启蒙运动精神的形成的重要意义，在法国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估计。这些没有法国的法国人的作品，不妨仅举两本书名，那就是皮埃尔·培尔的《历史与批判辞典》和伏尔泰的在18世纪以《论信仰自由》 [23] 名称出版的对废除《南特敕令》的极其出色的抗议书。作家、出版者、印刷者，流亡荷兰、英国、瑞士、德国的新教徒，是自由主义精神和在启蒙运动时代被接受的这种十分温和的理性主义的鼓吹者。
不可能存在勉强把孟德斯鸠归于新教徒的问题，只是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某些跟这个自由主义的新教的相似之处。而启蒙运动的主要方向便具有新教的特征。英国最新研究孟德斯鸠的历史学家认为，“孟德斯鸠生下来时是罗马天主教徒：跟蒲柏 [24] 一样，他在弥留之际，跟罗马教会言归于好；也跟蒲柏一样，他更关注的是道德而不是教条；在他的一生中，他忠于自然宗教的理性原则。”（罗伯特·夏克勒通：《孟德斯鸠，批判的一生》第35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这种忏悔性质的看法并非多余。《波斯人信札》的作者通过一个出版者的中介呈现于公众之前，而这个出版者自己又掩盖着另一出版者。出版者并非作者，作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书的封面上。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把这些分别归之于真正作者署以假名的那些写信的人。在全书161封信中，有77封，近一半是郁斯贝克写的，由副观察员里加签名的有48封。其他大部分信，则由相反方向，从德黑兰寄到巴黎，展示东方小说的情节起伏，陈述阉奴们的报告和后房女人的话语。传奇式的虚构由于只是出于需要而安排的，所以我们只能把114封关于法国生活的描述以及由这些描述所引起的关于东西方关系的看法的信算到孟德斯鸠的账上。阉奴总管的话，女囚的闺怨当然是根据孟德斯鸠的想象而写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孟德斯鸠并非为自己说话，因此，这些凭空想出来的文字也不能归到他头上。同样，当郁斯贝克给他的某个女人写几句无聊的绵绵情话或者当他给他的奴仆发布各种有时很残酷的指示时，此类文体的习作也不能由拉伯烈德老爷负责，不能把这些信件的签字人跟他本人等同起来。至于郁斯贝克或里加从巴黎发出的信件就不同了。问题在于这些东方的穆斯林究竟是不是这位匿名作家的真正代言人，因为这个作家最初不承认自己是此书的作者，并且隐藏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如果他不是自我暴露，人们可能就无法识别出来了。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孟德斯鸠是《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人们可以把这部作品中的一切观点归之于他，而他对此要承担责任，包括该书出版了三年之后，于1751年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孟德斯鸠写了《波斯人信札》，他先是出于安全这个次要的原因，拒绝把名字写在书的封面上。但即使他的身份被发现之后，他作为该书的作者跟作为《论法的精神》的作者还不一样。在这些信中，他不是以他的名义说话；“波斯人的”信全都是由想象出来的波斯人写的，而这些波斯人，每个人都显示着自己的个性。即使在匿名被揭穿后，却依然有几重的假名：那些波斯人藏身于出版者戴斯波德背后，而戴斯波德本人又被虚构的马尔托掩盖了起来……信札的编纂者孟德斯鸠，即使我们想抓住他的话要跟他算账，他也完全可以有恃无恐地说这不是他，而是一个从未经真正宗教的启迪、不开化的异教徒国家来的远方使者，名叫里加或者名叫郁斯贝克的人在说话。郁斯贝克命令他的阉奴们对他那些不忠的妻子们实行无情的镇压，对此，没有一个人会指责孟德斯鸠野蛮、残暴和谋杀。对无人道的行为负责的恶徒，是郁斯贝克，而不是孟德斯鸠，因为孟德斯鸠会有充足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无罪作辩护，只不过心理分析家会怀疑他以象征的手法和通过另一个人干一种不露痕迹的暴行。
同时，另一个问题是，孟德斯鸠的这些波斯观察家的大胆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孟德斯鸠的意见。当里加说教皇“是个古老的偶像，人们出于习惯至今依然对他顶礼膜拜”（第29封信）时，这个看法完全只属于说这句话的人，可敬的拉伯烈德老爷拒绝把这算到自己头上。他十分高贵，十分尊重现有的价值，所以不会承认自己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只有一个非基督徒才能说出的话。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谨慎、出于小心的问题。在他弥留之际，在这对任何报复行动都一无所惧之时，孟德斯鸠依然想按照当地的风俗，作为“有教养的人”而终其一生。他作忏悔，领圣体，接受终傅圣事，拉伯烈德老爷的一个英国访问者于1754年写道：“他肯定不是个拥护教皇的人，但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不是个基督徒。”
郁斯贝克和里加是匿名的孟德斯鸠所用的假名，他戴着这些面具来传播某些并不一定便是他自己的、至少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意见。这些人物使他得以跟他自己的文字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家的意图隐藏在用掩饰的帷幕间接表达出来的文字背后。文字成为手法，众多的假名使他可以利用一些相互矛盾的可能性，把这些可能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真正的作者却无须承担什么，因为他随意摆弄他的思想，并且乐于看到他的思想就在他的注视下扩展起来。伏尔泰以后在他的战斗文学中，运用了甚至滥用了这些由他摆布的人物，让他们为一些荒唐的或报复性的作品负责，而真正的作者却一直看不见。
这些写作技巧是讽刺文章所使用的方式之一，18世纪运用得很多。但这并非是纯粹的故出怪招。不迅速接近事实，人们便可以从多种尺度来了解真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仅比《波斯人信札》晚出版五年的J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得到堪称典范的说明。作者通过从小人国到大人国的描写，让人们变换尺度去阅读现实，从而凸现了真理的相对性。《波斯人信札》借助来自异国他乡的观察者，展开了各种观点的相互关系的这种透视法，从而揭示了任何真理的相对性。
对于匿名和假名这些概念的揭示还必须更深入一步。亨利·培尔把他的作品伪托一个名叫斯汤达尔的人，他在自己的信中签上虚构的名字，可这些名字并不是完全不要付出代价的：假名掩饰了作者，但也肯定了作者；他想成为这样的人，他又认为自己事实上不是、而可能是潜在的这样的人。我是另一个人。克尔恺郭尔 [25] 把他的那些主要书籍伪托为一系列人的作品，这样他便可以开辟一些道路，用彼此互不相容的思想和艺术观点来阐述。仅仅一个方式、一个音调不足以完整地表达个性；个性的完整表达，即使希望其最终的解决应使个性的发展带有迷离恍惚的效果，也需要多种的发音，需要自由地表现出各种可能的事物所提出来的要求。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是福楼拜的名言。但是在《情感教育》中，弗雷德里克·摩洛也是福楼拜，而阿尔诺德夫人也是。每个人物由于其作者的特别委托而存在着，作者委托他来表达作者的某一方面。而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根据作者在其中体现的成分多少而不同程度地感动着我们。我们不大可能把孟德斯鸠跟出于作品的需要而随意制造出来的伊斯法罕内院的阉奴总管，或者他的接替者等同起来。但是问题在于了解孟德斯鸠是否就是郁斯贝克或里加，而如果是，达到什么程度。
该书最后部分描述的是传奇故事而不是巴黎生活。在最后一批信中，第155封信值得特别研究。郁斯贝克受到来自其伊斯法罕内院的令人悲痛的消息的打击，向一个待在波斯的朋友宣布尽管会有生命不测的危险，他仍决定回国。他说他自己极其不幸和绝望。这位冷嘲热讽地批评巴黎人的观察者突然比沃波尔 [26] 和拉德克利夫 [27] 更早得多地采用了黑色小说的浪漫方式和声调。那位善良、聪明、风趣的郁斯贝克决定结束这场在他看来犹如“可怕的流放生涯”的旅行，虽然他似乎从这旅行中也找到了某些乐趣。他以人们原以为他不可能有的一种感伤的话来结束他的悲叹：“不配享受人道之乐的渣滓，永远向一切爱情关闭了心扉的卑贱的奴隶们啊，如果你们了解我的境遇之不幸，你们就不会再为你们的境遇而呻吟了。”在九年远行之后和身处远隔六个月旅程的地方，“愁思凄苦”、“可怕的颓唐心境”、“绝望”这种罗曼蒂克的词汇，跟这个波斯人惯常的乐此不疲的怀疑态度形成奇怪的对照，也无法跟孟德斯鸠在题为《我的自画像》的自传性作品中所自称的那种理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恬淡的气质相协调。
该书最后一封信，第161封信是后房所有妻妾中最得宠的罗珊娜写给郁斯贝克的。悲剧性的结局：罗珊娜脱下了假面具。她一直憎恨她的老爷和主人，她的可憎的所有者。她始终玩弄着他，对他不忠。“我可以生活在奴役之中，但我始终是自由的；我按照自然的法律改造了你的法律，我的精神一直保持着独立。”而且这个骄傲的女主人公以她的自杀肯定了她的话，她服毒自尽。“可是一切都了结了：毒药已经发作，我已没有了力气，我的手已抓不住笔杆……我就要死了。”这是这部小说的最后几句悲怆的话，其基本意图似乎是对法国时政的一种风趣的批评。罗珊娜九泉之下的信仿佛是由乔治·桑笔下某个解放了的妇女所写的。
当然，孟德斯鸠是第155和第161封信的作者，也是该书所有其他信件的作者。但这是哪个孟德斯鸠？这不是以后分析罗马历史的那个孟德斯鸠，不是写《论法的精神》的那个孟德斯鸠，而是拉辛的一个崇拜者，喜欢追述极端狂热的爱情、展现他本人无法具有的慷慨激昂的情绪，一个用一些假名通过只是傀儡的主人公作为中介而得以解脱出来的隐退幕后的孟德斯鸠。无疑，这也是一个正为一部没头没尾的书寻求结局的作家，他寻找一个出口之门，从而找到这么巧妙的方式，借助于一个料想不到的剧情突变，或许是又一个戏谑的遁术来与读者告别。从好几个方面来说，《波斯人信札》是一部扑朔迷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