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

《剪灯新话》收文言短篇小说二十篇，附《秋香亭记》一篇。存世有明正德六年（1511）杨氏清江堂刊本，名《重增附录剪灯新话》，四卷，未见。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嘉靖刊本《剪灯新话句解》（陈大康、漆瑗《〈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一文认为是朝鲜李朝明宗二年（1547）刻本，见《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二卷，题“山阳瞿佑宗吉著，沧洲订正，垂胡子集释”。书前有瞿佑自序，署“洪武十一年（1378）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次有洪武中凌云翰序、吴植引、金冕跋、桂衡序。书末有永乐中胡子昂后记、晏壁跋、唐岳卷后志。又有永乐十九年（1421）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末有“姪瞿暹刊行”字。最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垂胡子跋、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春年跋。

瞿佑（1347—1433），字宗吉，浙江钱塘人，祖籍山阳。年轻时受知于诗人杨维桢。入明，官仁和训导、宜阳教谕。建文中升国子助教。永乐元年（1403）任周府长史，因失职系狱，谪保安州。后召还，在英国公张辅府中任教。著有《乐全集》、《归田诗话》等。

《剪灯新话》的作者为瞿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五云：“《剪灯新话》故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言，得之审者。”杨廉夫即元末杨维桢，周伯器即周鼎。《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称“卢景晖之《剪灯新话》”。戴不凡《小说见闻录》云其藏有明刊小说残本一册，收有《剪灯新话》中的小说五篇，其中《联芳楼记》作者署阙名，《聚景楼记》署山阳瞿佑，《牡丹灯记》署元陈愔，《金凤钗记》署元柳贯，《绿衣人传》署元吾衍。戴氏据此云“可证《剪灯》并非一人之作，实系编辑成书者也”，并同意赵景深所认为为卢景晖编之说。但明人编集小说，常随意题名，今《剪灯新话》存多种明本，均题瞿佑著，明高儒《百川书志》亦题“瞿佑宗吉著”，仅据以上证据，似难撼动成说。

据瞿佑“后序”说，《剪灯新话》作于洪武十一年（1378），在此前，曾编辑有《剪灯录》前、后、续、别四集，每集自甲至癸分为十卷。此“新话”当即据前“剪灯录”而言。《剪灯新话》所收的二十一个故事，绝大多数是写幽冥志怪的。其中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有《金凤钗记》、《牡丹灯记》、《翠翠传》、《绿衣人传》等。《金凤钗记》写崔兴哥与吴兴娘在襁褓中订姻，崔家以金凤钗为信物。后崔家游宦远去，十五年无音信，兴娘郁郁卒，以金凤钗陪葬。不久兴哥来投亲，住吴家，一日于门边拾到金凤钗，兴娘鬼魂与之相会。后鬼魂又附妹庆娘身上，迫使父母把庆娘嫁给兴哥。《牡丹灯记》写元至正年，乔生丧偶，于正月十五日观灯，见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引一女子，甚丽。乔生邀女至家，此女实为鬼，后乔生被鬼拉入柩内而死。《翠翠传》写刘翠翠与金定的婚姻挫折，《绿衣人传》写贾似道姬追求自由恋爱遭迫害事。

瞿佑生平历尽坎坷，又生活在易代之际，亲眼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所以在《剪灯新话》中虽然十九谈怪异，但都可从中看到现实的影子。如把贪官污吏比作无厌鬼王（《太虚司法传》），对丧权辱国者大肆诛挞（《绿衣人传》）。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华亭逢故人记》，历数汉田横、唐李密、汉韩信、唐刘文静等遭杀戮事，称他们为“铁中铮铮者”，而书中谈论这问题的是“国兵围姑苏”时起兵支援张士诚的全、贾二人。从中不难看出瞿佑对明太祖杀戮功臣的态度，这在当时文字狱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是很突出的。

《剪灯新话》在艺术上与清代的《聊斋志异》“以传奇法志怪”有相同处，凌云翰以为类似陈鸿《长恨歌传》及《东城老父传》，“造意之奇，措辞之妙，粲然自成一家之言”。高儒《百川书志》云：“古传记之派也。……但取其文采词华，非求其实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进一步指出《剪灯新话》对文言小说的传承脉络，他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徐朔方先生在《古本小说集成·剪灯新话》之“前言”中概括本书的特点说：

本书具有文人创作文言小说的一些常见情况：一、摹仿古代名篇而有所创新，如《天台访隐录》之于晋陶潜的《桃花源记》，《永州野庙记》之于唐陆龟蒙的《野庙碑》，《申阳洞记》之于唐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二、虚拟的纪实性，如《天台访隐录》说：“太岁在阏逢摄提格（甲寅），改元洪武之七载也。”三、穿插诗词较多，显而易见，不一一举例。

附录《秋香亭记》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男主角商生，因孔门子弟商瞿用以暗示作者姓氏；商生因张士诚之乱而流寓宁波、苏州，同作者经历相似；秋香亭则是作者家中传桂堂的影射。此说始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三，但没有说明具体理由。

《剪灯新话》与《娇红记》一样，在中国小说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继承唐传奇及《娇红记》，对推动明代的文言小说繁荣起了很大作用。如后来的《剪灯余话》、《觅灯因话》都是模仿它而作。此外，尚有赵弼的《效颦集》。赵弼，永乐初官翰林院儒学教谕，宣德年任汉阳教谕。《效颦集》三卷二十五篇，多写鬼神果报，其后序云：“予尝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传记二十六篇，皆闻先辈硕老所谈，与己目之所击者。初但以为暇中之戏，不意好事者录传于士林中。每愧不经之言，恐贻大方家之诮，欲弃毁其稿，业已流传，收无及矣，因题其名曰‘效颦集’。”可见《剪灯新话》对其影响及为世人所好的程度。后来的小说总集对《剪灯新话》也很重视，如《燕居笔记》、《绣谷春容》、《艳异编》、《国色天香》、《情史》、《万锦情林》等都转载或改编了其中部分作品。另一方面，它为后世的白话小说及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三山福地志》被改编后收入《二刻拍案惊奇》，题“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金凤钗记》被改编后收入《拍案惊奇》卷二十三，题“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沈璟《一种情》、范文若《金凤钗》剧也据此改编；《翠翠传》被改编后收入《二刻拍案惊奇》卷六，题“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叶宪祖《金翠寒衣记》杂剧、袁声《领头书》传奇也据之改编。越南阮屿的《传奇漫录》、高丽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也是仿《剪灯新话》所作。此外，《秋香亭记》写自己经历的表现方法，也被后世小说袭用，如李渔《十二楼》卷三《三与楼》即是如此。

瞿佑在《剪灯新话》的序中有一段话首次就小说的功用提出探讨云：

（《剪灯新话》著成）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

瞿佑在这里认为，作品写怪异，看上去是违反了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这一传统宗旨，但历来的儒家经典却并不是不语怪、力、乱、神的；而文章的功用是要有关教化，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小说与经史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这样，瞿佑就把历来视为小道的小说的地位大大肯定了。同样，凌云翰序也作了呼应，说“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这些话，可看作明中叶后李贽等人大张旗鼓地肯定小说功用的先声，而说小说“劝善惩恶，哀穷悼屈”也几乎成为明代以来小说家所标榜的宗旨。

《剪灯新话》遭禁的情况，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引实录云：

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这是见诸于文字记载的现知最早由官方确定某部小说当禁毁的材料，正统七年为公元1442年，离《剪灯新话》问世已有二十多年。明代的小说，动辄强调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宣扬礼教，有益于世道人心，不能不说与这次禁令所发出的危险警报有关。

明刊《剪灯余话》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