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

《金瓶梅》一百回，据书前欣欣子序，作者为“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的研究，在沉寂了多年以后，近些年来大大的热闹了起来，几乎有关这部书的所有问题，都有着激烈的争论。如此书的作者，在明代就有“嘉靖间大名士”与“兰陵笑笑生”之说，清人宋起凤认为“嘉靖大名士”即王世贞。近年来，几乎产生了近三十种说法，如李笠翁、薛应旂、赵南星、李开先、汤显祖、贾三近、屠隆等人，都被各研究者斩钉截铁地认定为作者，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没说服谁。由作者问题，产生成书年代问题。这问题相对简单些，争论集中在究竟是嘉靖年间还是万历年间。

《金瓶梅》的版本，尽管存世的很多，但系统比较容易辨清，比《水浒传》的版本要简单得多。这里展示的三张书影，就代表了存世的三个系统的本子。一是词话本。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无图。一是崇祯本。书题“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书前或仅有东吴弄珠客序，或又多廿公跋，均无欣欣子序，有图。一是张竹坡评本。书题“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首有谢颐序，末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题“彭城张竹坡批评”。书前有“凡例”、“非淫书论”、“寓意说”、“竹坡闲话”、“杂录小引”、“读法”、“趣谈”等文。有的本子题“李笠翁先生著”。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八《金瓶梅》云是书“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补，肤浅且多作吴语”。不知何据。如所言是实，以书中方言论定作者的研究者似乎应该谨慎了。

有关《金瓶梅》的故事情节，由于书在近年被“炒”得很热，已为人所熟知，在此不再介绍。至于书的思想性、艺术性，也被无微不至地探讨过，有关的著作论文已不知超过了小说的多少倍，我实在没有自信心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但读了很多文章，我总觉得还是没能超出明代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及刘廷玑《在园杂志》所论述的，所以在这里抄录了下来，与大家共参。谢肇淛云：

崇祯本《金瓶梅》书影

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華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 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儓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刘廷玑云：

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

张竹坡评本《金瓶梅》书影

谢肇淛与刘廷玑都精辟地概括了《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上的造诣，肯定了小说的成就，他们的识见，显然在今天仍然为大多数研究者所佩服。

刘廷玑在上述话中说《金瓶梅》以淫止淫，引迷入悟，这固然是大多数涉及淫秽内容的小说普遍采用的自我标榜的手法，但他在这儿至少在夸奖《金瓶梅》的“奇”外，也承认了它的“淫”。对《金瓶梅》是淫书这一点，自书问世以来，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官方，都是这样认为的，材料很多，在这里可以取《续金瓶梅》第一回的一段话作概括：

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依旧生于此门，死于此户，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真是一番罪案。

可见，大多数读者是根本不理会作者所想宣扬的“以淫止淫”的动机（姑且认为作者动机如此），而是专往书中淫秽处着眼，书起的作用是消极的，因此它的遭禁，不无道理。即使是同在被禁之列的淫秽小说，在谈到《金瓶梅》时，也都以它为淫书的代表作。

张竹坡评本《金瓶梅》插图

近来的研究者对历来批判《金瓶梅》的论点重新探讨与批判，有的从社会背景来讨论；有的认为它冲破了传统封建道德的桎梏；有的斥责说说《金瓶梅》是淫书的人是封建的卫道士，是无知；更有的认为性描写是艺术创造领域的正常现象，是“鞭挞丑恶、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大著”，是反传统的号角。但是分析《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是表现纵欲，对性行为感官的再现，展示性生活的具体细节；一是性享乐以外的变态的畸形性行为。谁也不能否认，《金瓶梅》所反映的现实人生乃至进步意义，并不是主要通过性的描写得到体现，这些性的描写对研究者或许是很有用的，对一般读者并不显得有多么大的重要性。认可这点，就不会对《金瓶梅》在出版时所作的“此下删去××字”而过分地愤愤不平了。

《金瓶梅》传世后，得到了众多文人的关注，其中不乏名士显宦。据《万历野获编》、《袁宏道集》、《山林经济籍》等书记载，明代藏有《金瓶梅》抄本者，有王世贞、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文在兹、丘志充、谢肇淛、沈德符等，可见一时为人所重之盛况。最早对《金瓶梅》提出禁毁的，也许是明崇祯年间江西右参议提督学政侯峒，他根据万历三十九年（1611）礼部颁布的《钦定教条》制定了《江西学政申约》，中有云：“私刻之禁，屡奉申饬……多有射利棍徒，刊刻淫秽邪僻之书，如《金瓶梅》、《情闻别记》等项，迷乱心志，败坏风俗，害人不小。今后但有卖者，提调官即时严拿书坊，究问何人成稿，何人发刻，申解提学官，将正身从重治罪，原板当堂烧毁。如系生员，革退枷示。”以后历次禁书，《金瓶梅》均列显要位置。

《素娥篇》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