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余话

《剪灯余话》四卷，续集《贾云华还魂记》一卷。据记载，最早刊本是宣德八年（1433）旴江张光启刊本。今见早期本有明刊《剪灯新话》与《剪灯余话》的合刻本，藏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卷一题“新刊剪灯余话”，卷末题“新刊剪灯余话还魂记卷之终”。卷前题“广西左布政司庐陵李昌祺编撰，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刘子钦订定，上杭县知县旴江张光启校刊”。书前仅存残缺的张光启序。此外，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建阳刊本，残。据日本刊本及乾隆坊刻本，书前原有永乐十八年（1420）曾棨、王英、罗汝敬序，宣德年间刘敬、张光启序，及永乐十八年作者自序。与通行各本相校。天理大学及明建阳刊本卷四《至正妓人行》后，多永乐年间曾棨、王英、高廷礼、罗汝敬、李时勉、钱习礼、邓时俊等人的跋及刘子钦的后序。引人注意的是，其中李时勉正是正统七年（1442）上疏请禁《剪灯新话》等书的人。

李昌祺（1376—1442），名祯，以字行，江西庐陵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升礼部主客司郎中，历广西、河南左布政使。永乐十七年（1419）获罪，发京郊房山效力，寻宥还，以故官起用。正统四年（1439）致仕。《剪灯余话》作于永乐十七年谪役房山时，附录的《贾云华还魂记》是永乐十年（1412）拟桂衡《柔柔传》而作。

《剪灯余话》是模仿《剪灯新话》而作，二书的雷同处，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剪灯二种》排比得很清楚：

《余话》的序文，作于永乐庚子（1420）。此书出版，至少当在《新话》二十年后。书继《新话》而作，内容亦与《新话》多类似者。《新话》有一篇《鉴湖夜泛记》辨牛郎织女之诬，《余话》便也来一篇《长安夜行录》辨唐孟启《本事诗》饼师离合之诬，无非是作者自己先为此事不平，才创作出这样的翻案故事来。实为文人的游戏文章，并非流传于民间口头者。《新话》有一篇《申阳洞记》说猴子抢亲，《余话》便也来一篇《听经猿记》说猴子参禅。《新话》有一篇《令狐生算梦录》说地狱诸相，《余话》便也来一篇《何思明游酆都录》。《新话》有一篇《翠翠传》说翠翠与其爱人同葬于一地，《余话》也来一篇《连理树记》叙一对爱人合葬后树成连理。《新话》有一篇《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叙滕穆与宋理宗宫人交，《余话》也来一篇《秋夕访琵琶亭记》叙沈韶与汉陈王婕妤郑婉娥幽会，这两篇都可以说是张文成《游仙窟》、沈亚之《秦梦记》以及牛僧孺《周秦行记》的摹拟者。《新话》有一篇《水宫庆贺录》叙龙王请人间文士写“上梁文”，《余话》便也来一篇《洞天花烛记》叙天宫请人间文士作“撒帐歌”。你叙的是地底下的事，我却叙的是天上，这不比你强得多少？犹之《水浒》有打虎，《荡寇志》便有打豹子一样，完全是文人在那里争奇斗胜，以骋想象，也与口传故事无关。又《新话》有一篇《修文舍人传》，《余话》便也来一篇《泰山御史传》，都叙的是阴司请活人去做地府官，其末流便是《聊斋志异》的首篇《考城隍》。

在模仿《剪灯新话》的内容的同时，《剪灯余话》也继承了《剪灯新话》借神怪影射政事的手法，如《长安夜行录》、《秋夕访琵琶亭记》，分述唐代诸王及元末陈友谅贪淫昏乱，导致享国不永。

《剪灯余话》虽则仿《剪灯新话》，但写爱情的篇章较《剪灯新话》增多，中间也有不少是盛传的名篇。如《芙蓉屏记》，写至正间（1341—1368）崔英携妻王氏赴任，途中被船家打劫，崔英被投入水中，王氏被逼为盗子妇。王氏乘便逃出，居尼庵。有船夫顾阿秀向庵中施舍芙蓉画，庵主张之素屏。王氏认出是崔英所画，题词一首。后屏被人买去献给御史大夫高公，正好崔英流落高家，见屏，道出原委，夫妇团圆，顾阿秀受惩治。后凌濛初将此故事改编为话本，收入《拍案惊奇》卷二十七，题“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又如《秋千会记》，写元大德年间（1297—1307），宣徽院使孛罗诸女在杏园荡秋千，被枢密同佥帖木尔不花子拜住窥见，遂求婚，孛罗许以三夫人之女速哥失里。不久，拜住家遭故，家破人亡，仅剩一身。孛罗悔婚，将女另配，女自尽，寄棺寺中。拜住往吊，速哥失里复活，二人结为夫妇。此篇亦被凌濛初改编为话本，收入《拍案惊奇》卷九，题“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又有谢宗锡《玉楼春》传奇，亦演此事。《贾云华还魂记》虽模拟唐传奇《还魂记》，但写得凄婉感人，是李昌祺的力作。故事写元至正间，魏鹏与贾平章女云华指腹为婚，魏鹏往赴婚约，贾夫人悔婚。二人私下往来，你贪我爱。后贾家迁走，云华因思念情郎，忧郁而亡。魏鹏时官陕西儒学提举，闻讯往吊，云华魂附宋氏女身上，再嫁魏鹏。此事被周清原改编后收入《西湖二集》，题“洒雪堂巧结良缘”。

《剪灯余话》正文模仿《剪灯新话》，诸名家序也都与《剪灯新话》的序呼应接轨。如王英序云：

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其他有诸子焉，托词比事，纷纷籍籍，著为之书；又有百家之说焉，以志载古昔遗事，与时之丛谈、诙语、神怪之说，并传于世。是非得失，固有不同，然亦岂无所可取哉！

所说与瞿佑序一样，肯定小说与经史诸子有同等的地位与功效。刘敬序中，更把小说地位拔高：

是编也，侔诸垂世立教之典，虽有径庭，然士固有一饭不忘其君者。伏惟皇上宵旰图治，九重万几，日昃不遑；异时斯言倘获上闻，一尘圣聪，亦未必不如《太平御览》之一端，以少资五云天畔之怡颜也。

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可供皇帝披览解颐，这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诸序还反复强调《剪灯余话》的宗旨，虽然“所载皆幽冥人物灵异之事”，“其间所述，若唐诸王之骄淫，谭妇之死节，赵鸾、琼奴之守义，使人读之，有所惩劝；至于他篇之作，措词命意，开阖抑扬，亦多有可取者”（王英序）。刘敬序亦云该书“于以美善，于以刺恶，……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省之者足以兴，闻之者足以戒”。这样不遗余力地宣传，我们不难从中嗅出明初文网紧密的气息来。

然而，尽管本书各序大力推崇该书是“劝惩”，作者也自称是读了《剪灯新话》以后，“惜其措辞美而风教少关”而著此书，又声明自己“以文为戏”，但本书毕竟有不少借古讽今处，且李昌祺模仿的鹄的《剪灯新话》也被严行禁止，所以本书难逃被禁的噩运。现存的官方禁令中虽然找不到明确禁止《剪灯余话》的材料，但叶盛《水东日记》、陆容《菽园杂记》、都穆《听雨纪谈》、祝允明《野记》、徐三重《牖景录》等明人著作，都谈到景泰年间（1450—1456），都御史韩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因李昌祺著有《剪灯余话》，不得入祠，可见《剪灯余话》当时必定在禁毁之列。至于遭禁原因，诸家或云“谬”（《水东日记》），“无稽之言”（《菽园杂记》、黄暐《蓬轩类记》），或云以“猥亵怪乱之语，以荡人志意”（《牖景录》），或谓“词虽近亵，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时搢绅，多有心非之者”（张萱《疑耀》）。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瞿佑《存斋集》与《香台集》，加注云：“瞿佑又有《剪灯新话》，正统七年李时勉请禁其书，故与《余话》皆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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