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逑传

《好逑传》四卷十八回，署“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存世有独处轩刊本、凌云阁本、好德堂本、三让堂本等。各本均无序，惟好德堂本有序，署“宣化里维风老人敬题于好德堂”。各本书名，或为《二才子书》、《义侠好逑传》、《侠义风月传》、《风月传》等。编者、评者均无考，书当成于康熙初。朝鲜尹德熙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小说经览者》、完山李氏同年所录《中国小说绘模本》均收有本书。

书写大名府秀才铁中玉，生得丰姿俊秀，文武双全。一日，入京探望官御史的父亲铁英，路见秀才韦佩之未婚妻、韩愿之女被大夬侯所抢，大为不平。至京，父正因大夬侯事入狱，铁中玉救出韩愿父女，使父出狱，惩治大夬侯。铁英升都察院都御史。

再说兵部侍郎水居一，历城人，有女冰心，美貌聪颖。水居一荐侯孝为将，侯孝失机，水居一被贬戍边。居一弟水运谋夺家财，令冰心嫁过学士之子过其祖，冰心设计让水运嫁以己女。过其祖上当后上门抢亲，正逢铁中玉路过救下。过其祖暗害中玉，使其染病；冰心闻之，将中玉接到家里养病，二人相对，惟礼是执。中玉病好离开后，过家及按院冯瀛等屡次威逼冰心，都被冰心巧妙应付过去。

后铁中玉见侯孝是真英雄，上疏以死力保。侯孝戴罪立功，水居一复职。中玉中进士，入翰林，冰心亦至京。过学士多次诬陷铁中玉与水冰心关系暧昧，有伤礼教，又唆使大夬侯求娶冰心，而让仇太监女配中玉，均遭拒绝。两家只得让中玉与冰心成婚，二人为夫妻而不同房。过学士又参中玉，经皇上调查，又验明冰心为处女，遂责过学士，褒奖中玉夫妇，令重结花烛。

书末云：“铁中玉与水冰心结亲之后，风雅之事，不一而足，种种俱堪传世，已谱入二集，兹不复赘。”二集今未见。

《好逑传》作为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与明末清初大量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显著的不同。铁中玉与水冰心，虽然一为才子，一为才女，而书中对他们的肯定，首先不在狭隘的文才上，如同一般小说那样，吟得几首诗，作得几篇赋，便以才子才女自居。书中写铁中玉，大力渲染他的武艺与任侠之气；而写水冰心，也反复强调她的机智勇敢，临危不乱。同时，书中也没有才子佳人小说所通常的公式：男女一见钟情，二人诗词来往，丫鬟从中撮合等情节，而以道义作为二人思慕牵连的纽带。故吴航野客《驻春园小史》说：“《好逑传》别具机杼，摆脱俗韵，如秦系偏师，亦能自树赤帜。”这样的构思，为后世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开辟了道路，光绪年间问世的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显然借鉴了《好逑传》，只是把武功加在女主角十三妹身上，更具有吸引力。

就本书宣扬的思想来说，也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大不相同。作者在书中虽然也肯定郎才女貌的和合婚姻，但在具体表现上，则与明末小说家大力宣扬的人性解放相背道，标榜真正的“好逑”应当好色更好名，要以名教为纲常，以匡正名教为己任，正如作者自称“宁失闺阁之佳偶，不敢做名教之罪人”。这从作者自署为“名教中人”也可看出来。

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对人性——在书中就是主人公的特性，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观念。中国强调集体高于个人，个人最重要的义务，是服从群体，从而建立了忠、孝、节、义四项道德标准，来约束每个人的举止，乃至于生活方式；人的一切必须对集体负责，不得破坏约定的社会规矩。在西方，特别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个人主义不断得到推崇，艺术作品以完美个人的形象为宗旨，群体对个人不是压制而是解放；这个观念，在明末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产生已被不少思想家所感受到，也出现了不少演绎个人欲望的小说，但《好逑传》对此不予理睬，却把传统的道德观更加加以包装推销，成为一部自觉的卫道作品。

对此，我们还是通过剖析主人公铁中玉与水冰心来取得认识。

铁中玉是一个文武双全近乎侠士的人物，具有坚强的为他人着想的信念，是作为正义之神的面目出现的。但同时他恪守儒家的道德，对礼教严格地信奉。他虽然深深地恋着水冰心，但为了维护冰心与自己的声誉，三番五次地拒绝婚姻。直到最后两家长辈决定为他们结姻，他仍然在希望维护声誉与希望娶冰心为妻子之间游移冲突，最后前者仍然占了上风。他与冰心的爱情，没有传统小说中大胆炽热的举动，而总是用优雅的方式和引经据典的语言隐曲地表达出来。他被他的儒家道德超我的感情所抑制，以至于毫无人性正常的冲动。弗洛伊德在《文明和它的不足》一文的末尾，把中国文学中的“超我”意识假设为一种文明的普遍特性，认为这种“超我”意识凌驾于一切之上，这点，通过铁中玉的道德本性正可得到证实。

同样，水冰心也是如此。冰心几乎与所有的才女不同，整部小说中她没有作过一首诗，她以机智击败了一次次小人的陷害。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道学，动辄大谈孔孟之道，如她首次与铁中玉长谈，就广引经典，鼓励铁中玉要修身处世，好好博取功名，克绍父业。所以，她对追求自己道德上的无疵无瑕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虽然最后她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铁中玉成亲，仍然认为为了不致被人曲解他们当初相识是“义”而不是“情”，必须保持清白，抑制着自己本能的爱。她的儒家道统意识的“超我”，比铁中玉表现得更加突出。

从上可以看出，《好逑传》描写的只是受儒家道统意识支配下的理想王国，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达到的。书中特意安排的种种喜剧性冲突，没有当时李渔等人的喜剧给人的源于生活的感受，只给人以艳羡或虚假的感觉。

《好逑传》以其曲折的情节与优美的语言被后世所称道，后来李荫桂的《小河洲》、陈存梅的《好逑传》、吴业溥的《鸳鸯侠》诸传奇均据此改编。全书不惟没有一处涉淫秽，反而对淫徒大加鞭挞，即细行微故也不轻易原谅，但是清代禁书仍然没有放过，把一部卫道的著作当作叛道的著作，真有点滑稽。同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大名士夏敬渠的《野叟曝言》第三回，写人看淫书，就把《好逑传》与《会真记》、《娇红记》等并列，也许他没看过原书，只是从书名上判断书的性质而已。

《好逑传》是中国小说中最受外国人欢迎的一种，早在18世纪，就有了英、法、德等译本。爱克曼《和歌德的谈话录》记大诗人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对友人称道《好逑传》以伦理道德为特色，实际上是表达了他对整个东方文明的向往。可见，当中国人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时，西方人同时也对中国文明充满了崇敬。

刊本《飞花艳想》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