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

《女仙外史》一百回，存世最早刊本是钓璜轩原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扉页题“古稀逸田吕叟”、“新大奇书”、“女仙外史”，卷前题“新刻逸田叟女仙外史大奇书”。书前依次为“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广州太守叶旉南田跋语”，末署“康熙岁次辛卯（五十年，1711）中秋望日”；吕熊自跋，署“岁次辛卯人日”；又有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刘廷玑品题末云，“岁辛巳（康熙四十年，1701），余之任江西臬使，八月望日，维舟龙游，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因云将著《女仙外史》。“壬午（四十一年），叟至洪都，余为适馆授餐，俾得殚精于此书。癸未（四十二年）冬，余挂公事，削职北返，旅于清江浦。甲申（四十三年）秋，叟自南来见余曰：《外史》已成。以稿本见示。”以此知本书起役于康熙四十年，完成于康熙四十三年。此后作者广泛征求序跋及批评，据叶旉跋及作者自跋所署时间，大约刊刻于康熙五十年或此后不久。

吕熊，字文兆，江苏昆山人，约生于崇祯六年（1633）至八年间。少勤学，及长，长期任于成龙等人的幕僚。由于他父亲是个眷恋明朝的人，不准他应试，他又曾目见家乡当易代之际所遭受的悲惨屠戮，所以始终不肯出仕，晚年因所作《女仙外史》触当时忌，住苏州以终。去世时八十二岁。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十五《文苑》有传。除本书外，尚有《诗经六义解》、《明史断》、《本草析治》等。

书叙玉帝遣天狼星下界为燕王棣，令嫦娥下界为唐赛儿。赛儿幼聪颖，尚武，由鲍仙姑养大。及长，嫁林三公子。公子系后羿转世，日思淫欲，收名妓柳烟为妾，纵欲而亡。赛儿了宿缘后，得鲍母及罗刹女妹曼尼头陀助，南海大士赐天书宝剑，九天玄女为其讲授，道成，玉帝赐玉玺，号月君。又得老君赐炼骨、炼肌、炼神三神丸。月君在家赈饥灭蝗，访请嵩山奇士吕律，在青州卸石寨立基。

时燕王朱棣起兵南下靖难，大败程济、耿炳文、李景隆。济南参政铁铉募义军抗燕，又合盛庸、平安兵，收复德州。建文帝拜铁铉为尚书北伐，兵败，燕王南下，入金川门，建文帝披缁削发，带杨应能、叶应贤、程济外逃。燕王屠宫，杀方孝孺、铁铉、景清等。

唐赛儿闻信起兵，以吕律为军师，遣鲍仙姑等救各忠臣子，派满释奴、高咸宁等收复青、莱、登州。又建建文行宫，在剑仙公孙大娘帮助下，取济南，定为行都。派曾公望等分四路寻访建文。朱棣时亦派胡 、胡靖等追捕建文帝。唐赛儿兵多次打败燕王军队，又以神法灭虫害，救灾。至建文十五年（1417），吕律进讨河南，高咸宁进攻淮北，均获大胜。唐赛儿开科取士，诸忠臣之后皆登第，遂定礼法及刑、税制。最后率兵伐燕，破太孛夫人妖术。正攻城，鬼母天尊奉玉帝旨追取天狼星，召嫦娥返太阴宫。于是燕王死，唐赛儿飞升，吕军师入蜀中修炼。建文活至八十九岁才卒。

本书所记燕王与建文帝争夺江山，见于正史及各种野史。唐赛儿起义事，也是历史上实有的事，《明史·成祖纪》：“（永乐）十八年二月，蒲台妖妇唐赛儿作乱，安远侯柳升帅师讨之。三月辛巳，败贼于卸石，赛儿逸去。甲申，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败贼于安丘，指挥王真败贼于诸城，献俘京师。”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

永乐十八年，山东鱼台县妖妇唐赛儿，本县民林三妻，少诵佛经，自号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为人马相斗。往来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拥众先据益都。指挥高凤等讨之，俱陷没。上命驰驿招抚之，不报。乃遣总兵安远侯柳升等讨之，贼众败去，余党渐俘至京师，而贼首不得。上以赛儿久稽大刑，虑削发为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既又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师，而赛儿终不获。一云“赛儿至故夫林三墓所，发土得一石匣，中有兵书宝剑。赛儿秘之，因以叛，后终逸去，盖神人所佑助”云。

唐赛儿夫死得天书事，《拍案惊奇》卷三十一《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赃》亦演之。由此可见，《女仙外史》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大大改变了史实。

《女仙外史》的写作宗旨及特点，章培恒先生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女仙外史》所作的“前言”中作了全面权威的评介，今节引如次：

《女仙外史》所写，是明太祖的儿子朱棣（即永乐帝）夺取其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一批忠臣义士又拥戴建文而与永乐斗争的故事。其中朱棣夺位，乃是历史上实有的事件；但在永乐帝即位后又有忠臣义士起兵反抗，则纯属虚构。当然，被《女仙外史》作为第一号忠臣义士的唐赛儿，也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在永乐时确曾造反；但她的造反却并不是为了拥戴建文，吕熊之所以要作这样的虚构，既是基于对建文帝的深厚感情，也是为了进一步否定永乐帝即位的合法性。正如他在《自叙》里所说：“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大书帝之行在并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谓之曰万世之公论也可，一人之私论也亦无不可。”在他看来，尽管朱棣夺取了皇位，但直到永乐二十二年（即所谓建文二十六年）他去世的那一年为止，合法的皇帝仍是建文而非朱棣。然而，倘在永乐即位以后建文帝即已死去，或者已经成了伏匿草莽的逃亡者，那又请谁来做合法的皇帝以取代永乐帝呢？所以必须让建文帝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

那么，吕熊何以对永乐帝如此反感而对建文帝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呢？

大致说来，朱元璋登基以后，对江南的工商业发达地区——如苏州等——采取了残酷打击的政策，建文帝对此作了相当大的改变，永乐帝则又恢复了朱元璋的方针。因此，江南地区的人一直十分同情建文帝。在明代后期，江南地区就流传着不少显然对建文帝表示同情的野史。到了清代初期，这种怀念建文帝的感情就跟追恋明室而不满清廷统治的感情合二而一，被赋予了现实的内容……所以，吕熊在《女仙外史》中大写建文帝，跟他的上述政治态度显然密切相关；而这部书于康熙五十年正式出版后，他很快就因“《外史》触当时忌”而遭到了麻烦，也正说明了它在内容上含有不利于当时统治的因素。

就这点说，《女仙外史》跟陈忱的《水浒后传》实为同样性质的作品，它们都赋予小说以重大的政治意义。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明末清初所出现的新倾向；在此以前，小说虽与政治、道德相关联，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女仙外史》之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就在于它是体现这种新倾向的力作之一；至于这种新倾向在小说史上的功过，则是另一问题。

在清初小说界还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对反抗朝廷者的某种好感。当然，《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也曾反叛过，但他们最终是招安了的。纵使《水浒》原本并无招安的情节，然而一则历史上的宋江等人既然已经改邪归正，称赞他们也就不会太犯忌讳；再则明代后期广泛流行的繁、简本《水浒》不但都有受招安的情节，而且还都让他们去讨伐不肯受招安的方腊。所以，到明代为止，小说中从没有赞扬过与朝廷为敌到底的反叛者。清初却出现了两部这样的小说。一部是青莲室主人辑的《后水浒传》，它赞扬了南宋的杨么；另一部就是《女仙外史》，它赞扬了在永乐十八年率众造反、不肯投降的唐赛儿。尽管书中已将唐赛儿装扮成建文帝的大忠臣，但作者敢于将历史上实有的这个大逆不道的人作为歌颂的对象，那也已经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为什么在清初会出现这样的两部小说，而在这以后直到十九世纪末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作品？这是研究起来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女仙外史》值得重视的第二个原因。

在清代小说中，有一派是“以小说见才学”的，例如李汝珍的《镜花缘》；此派小说之尤为特异的，是将作者自己变相地写入，使之成为学问出众、能力高强的人物，并由他出面来大谈学问，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就是如此。而《女仙外史》实开这派小说的先声，这也就是其值得重视的第三个原因。——刘廷玑的《品题》说了此书的许多好处，如“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逆，此书三教兼备，皆撤去屏蔽，直指本原，可明悟禅玄，可以达圣贤”之类，便都是其“见才学”之处。至于书中的吕军师，也显然是作者幻想中的自己；尽管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却很希望能达到此等地步。刘廷玑说他将“平生之学问心事，皆寄托于此（指《女仙外史》。——引者）”，也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

另外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此书的序、跋（吕熊自己写的除外），卷首的《评论》、《品题》，都出于知府以上的官僚之手；附于每回之后的众多的评语，有不少是大官僚、著名的文人学士和艺术家所写。这在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中是空前绝后的现象。由于轻视通俗小说，除了李卓吾以外，古代较有名望的人是不愿为这种作品写序、跋、评语的。相传明代的汪道昆曾为《水浒》写过序，但却用了化名——天都外臣，而且这篇序也不收入他的文集；有些通俗小说的序和评语虽然题为钟惺等人所作，似乎是名人的手笔，但其实是书坊的假托。批评小说最有名的金圣叹，尽管今天有人对他评价很高，但在当时却是地位相当低的文人。因此，《女仙外史》能有这样一批人给他写序、跋、评语，是很可注意的。它至少提醒我们一点：轻视通俗小说的观念在当时曾有过相当大的变化。

章培恒先生所作的总结，把《女仙外史》的主题与特点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由此而读原书，便不难透过扑朔迷离的神怪描写，看出书中实质性的东西。

由于《女仙外史》着重于才情，颇为后世小说效法，章培恒在文中举了《镜花缘》为例。就行军布阵、道术养生等方面来说，受《女仙外史》影响最深的是《荡寇志》（请参我为《古本小说集成》该书所写的前言）。周永保在《瑶华传》的序中对之竭力推崇，说：“四大奇书，各臻绝顶，堪与《左》、《国》、《史》、《汉》并传，厥后罕有继者。惟古宋遗民《水浒后传》，骀宕苍凉，善收残局，差足为耐庵后劲。他有如《女仙外史》，愤盘郁源，出屈子《离骚》其行，亦颇得欧阳《五代》遗则。仆于二书之外，无笃嗜焉。最可厌者，莫如近世之《红楼梦》，蝇鸣蚓唱，动辄万言，汗漫不收，味同嚼蜡。”周永保肯定《女仙外史》，固然不错，但拔之过高，实难相符；实际上，本书的情节拖沓，演法术处枯燥无味，常令人有“蝇鸣蚓唱，动辄万言，汗漫不收，味同嚼蜡”之感。

《女仙外史》被禁，除了章培恒先生谈到的政治原因——“触当时忌”外，更重要的是歌颂了白莲教起义。而清乾隆、嘉庆年间，白莲教多次起义，清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方得镇压下去，自然不能容忍此等书存在。其次，清廷禁书，对荒诞不经的书也在禁例，本书也属倡导神异怪诞的，所以也在禁止范围之中。

清刊本《五色石》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