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四十卷，收话本小说四十篇。现存世的崇祯刊尚友堂本有二种，一藏日本日光晃山轮王寺，扉页右题“即空观评阅出像小说”，中题“拍案惊奇”，左边“金阊安少云梓行”及识语；一藏日本广岛大学，扉页题“初刻拍案惊奇”。书前有序，署“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又有“凡例”五则，署“崇祯戊辰（元年，1628）初冬即空观主人识”。此后又有清消闲居、松鹤斋、同人堂等本。
即空观主人即凌濛初（1580—1644），浙江乌程人。据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六，凌濛初，字元房，号初成，归安籍。崇祯中以副贡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擢判徐州。何腾蛟备兵淮徐御流寇，慕其才名，征入幕，献剿寇十策，又单骑入贼营，晓以祸福，贼率众来降。李自成兵薄徐境，大呼“无伤百姓”者三而卒。《县志》卷三十三载，著有《圣门传诗嫡冢》、《诗逆》、《国门集》、《鸡讲斋诗文》、《陶韦合集》等。据叶德钧《凌濛初事迹系年》，四十八岁（1627）居南京，编《拍案惊奇》，翌年刻成初编，五十三岁（1632）二编刻成。
《拍案惊奇》所述故事，可以说妇孺皆知，有关它的故事来源，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已一一列举，所以本文不再进行探讨；仅就阅览之际的一二联想，陈述于此。
中国的话本小说集，自冯梦龙编辑了“三言”后，进入高潮。“三言”的取材，有三个来源，其一是收编宋元话本，加以整理加工；其二是采择列代史传、笔记、戏曲故事敷演成篇；其三是自编故事。以前的研究者，对“三言”的价值往往强调所收宋元话本这一部分，认为其风格活泼，较直接地表现了说话艺术的种种面貌。然而，如对“三言”作整体的分析，最有价值的应是冯梦龙所编写创作的那部分。“三言”中所收的宋元话本，仅作了部分加工，虽有功于文献的保存，但在冯梦龙以前，洪楩、熊龙峰等人所编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小说”都已做了这样的工作。而冯梦龙自编的部分，大致以当代为背景，渗透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真实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市民思想意识，意义更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拍案惊奇》，《拍案惊奇》全是凌濛初的新作，完善与推动了文人话本创作，它的价值更值得重视。
“三言”的特点，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从这段评论中可以这样认为，明末人对“三言”最看重的是写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的那部分（这点可以与我在前面所说的相印证），而“三言”的宗旨在“归于厚俗”，即起劝惩作用。凌濛初《拍案惊奇》序中也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独龙子犹氏所辑《喻言》等诸言，颇有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
凌濛初在创作上是自觉遵循“三言”开创的道路，有鉴于社会上存在的弊端，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更加严格。他在“凡例”中宣称：“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主于劝戒。”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凌濛初是主动革除当时小说津津于淫秽内容描写的恶习，也避开鬼怪虚诞，立足于劝世。同时，为达到劝世的目的，凌濛初在他的小说中，利用话本“入话”的体制及不时可插入说话人见解的特点，大段地阐发小说宗旨，劝导世人，警醒寓顽，针砭时事，抒发感慨。其在篇内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三言”，被一大批明末及清代的拟话本集所模仿，我们只要将李渔的《无声戏》与之对照，就可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尚友堂刊《拍案惊奇》插图
历来研究者在将“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相比较时，对“二拍”总是贬得多一些。实际上，“二拍”有不少地方超过了“三言”。这里仍以《拍案惊奇》为例，作一番比较。
首先，在婚姻恋爱观上，《拍案惊奇》更带有反传统的倾向。在“三言”中，有关婚姻爱情的篇章，常常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一类故事，写真诚的爱情，超越了单纯的情欲，转而表现理解，这就与一般市民阶层的爱情观有了距离。在《拍案惊奇》中，凌濛初对情的见解与冯梦龙差不多，也认为“人生只有这个情字，至死不泯的”（卷二十四），但《拍案惊奇》所安排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是女子，写女子主动择偶，这就比“三言”更大胆。同时，对情欲的描写也比“三言”更进了一步。如《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写妇女与情人私奔；《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写尼姑怀春嫁人。在《通闺阁坚心如火，闹囹圄捷报旗枪》等篇中，凌濛初大胆肯定女子的情欲。如篇中写罗惜惜曾宣扬说：“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这种时刻准备为了情欲的满足而献身的精神，正是明末强调个性解放，横扫世俗传统的社会风气中的强音。
《拍案惊奇》插图
对妇女的贞节问题，凌濛初也有独到的见解。如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写贾秀才的妻子巫娘子被人设局奸污，夫妇二人又设计惩罚了恶徒，报仇雪耻。书中写到巫娘子被污后回家对丈夫说明情况，准备自杀，贾秀才完全站在理解的立场上，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二人终于得雪耻辱，恩爱逾旧。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多见的。
在批判腐朽社会及传统观念上，《拍案惊奇》也显得比“三言”尖锐。书中许多地方挖苦讽刺假道学，以鄙视与愤恨的态度攻击了一系列为富不仁、忘恩负义的社会名流、士子官僚。如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斥责官僚读书人中的败类是“大盗”云：
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只论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做经纪客商，做公门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
又如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批判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云：
如今为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明知这事无可宽容，也将来轻轻放过；明知这事有些尴尬，也将来草草问成，竟不想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那亲动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时瞑目？至于扳诬冤枉的，却又六问三推，千般锻炼。严刑之下，就是凌迟碎剐的罪，急忙里只得轻易招成，搅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肠阁落里边也思想积些阴德与儿孙么！
像这样尖锐的批判，我们在“三言”中是很少找得出来的。反过来，《拍案惊奇》肯定士民阶层中的一些人的淳朴质实，尤其是对置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抱赞扬同情的态度，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对商人的贡献作了颂扬。
与内容相呼应的是语言风格。“三言”由于掺入不少宋元旧作，语言风格不划一，有若干篇几乎全是文言，又有若干是宋元时代的白话，没有明人气息；冯梦龙自创的一些篇目，也往往文白夹杂。而《拍案惊奇》几乎全是流利的白话。就白话小说创作来说，《拍案惊奇》明显要比“三言”成熟。
“三言”、“二拍”在今天已经成为固定的搭配词，在谈到白话小说时，莫不以之并举。但清代禁书目中，仅列《拍案惊奇》，不仅不及“三言”，连《二刻拍案惊奇》也未入列，对此，有人提出疑问。实际上，这个问题只要调查一下各书刊刻流传情况就可明白。“三言”在明代刻成后，很快被《今古奇观》所代替，清代几乎没有再刻过；而《二刻拍案惊奇》也见不到一种清代刻本；只有《拍案惊奇》在清代刻了多次，因此禁书目中仅列了《拍案惊奇》与《今古奇观》而不及其他。
《拍案惊奇》插图
叶敬池梓本《石点头》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