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四十卷,收话本小说四十篇。现存世的崇祯刊尚友堂本有二种,一藏日本日光晃山轮王寺,扉页右题“即空观评阅出像小说”,中题“拍案惊奇”,左边“金阊安少云梓行”及识语;一藏日本广岛大学,扉页题“初刻拍案惊奇”。书前有序,署“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又有“凡例”五则,署“崇祯戊辰(元年,1628)初冬即空观主人识”。此后又有清消闲居、松鹤斋、同人堂等本。
即空观主人即凌濛初(1580—1644),浙江乌程人。据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六,凌濛初,字元房,号初成,归安籍。崇祯中以副贡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擢判徐州。何腾蛟备兵淮徐御流寇,慕其才名,征入幕,献剿寇十策,又单骑入贼营,晓以祸福,贼率众来降。李自成兵薄徐境,大呼“无伤百姓”者三而卒。《县志》卷三十三载,著有《圣门传诗嫡冢》、《诗逆》、《国门集》、《鸡讲斋诗文》、《陶韦合集》等。据叶德钧《凌濛初事迹系年》,四十八岁(1627)居南京,编《拍案惊奇》,翌年刻成初编,五十三岁(1632)二编刻成。
《拍案惊奇》所述故事,可以说妇孺皆知,有关它的故事来源,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已一一列举,所以本文不再进行探讨;仅就阅览之际的一二联想,陈述于此。
中国的话本小说集,自冯梦龙编辑了“三言”后,进入高潮。“三言”的取材,有三个来源,其一是收编宋元话本,加以整理加工;其二是采择列代史传、笔记、戏曲故事敷演成篇;其三是自编故事。以前的研究者,对“三言”的价值往往强调所收宋元话本这一部分,认为其风格活泼,较直接地表现了说话艺术的种种面貌。然而,如对“三言”作整体的分析,最有价值的应是冯梦龙所编写创作的那部分。“三言”中所收的宋元话本,仅作了部分加工,虽有功于文献的保存,但在冯梦龙以前,洪楩、熊龙峰等人所编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刊小说”都已做了这样的工作。而冯梦龙自编的部分,大致以当代为背景,渗透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真实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市民思想意识,意义更大。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拍案惊奇》,《拍案惊奇》全是凌濛初的新作,完善与推动了文人话本创作,它的价值更值得重视。
“三言”的特点,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骇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从这段评论中可以这样认为,明末人对“三言”最看重的是写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的那部分(这点可以与我在前面所说的相印证),而“三言”的宗旨在“归于厚俗”,即起劝惩作用。凌濛初《拍案惊奇》序中也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独龙子犹氏所辑《喻言》等诸言,颇有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
凌濛初在创作上是自觉遵循“三言”开创的道路,有鉴于社会上存在的弊端,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更加严格。他在“凡例”中宣称:“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主于劝戒。”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凌濛初是主动革除当时小说津津于淫秽内容描写的恶习,也避开鬼怪虚诞,立足于劝世。同时,为达到劝世的目的,凌濛初在他的小说中,利用话本“入话”的体制及不时可插入说话人见解的特点,大段地阐发小说宗旨,劝导世人,警醒寓顽,针砭时事,抒发感慨。其在篇内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三言”,被一大批明末及清代的拟话本集所模仿,我们只要将李渔的《无声戏》与之对照,就可很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尚友堂刊《拍案惊奇》插图
历来研究者在将“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相比较时,对“二拍”总是贬得多一些。实际上,“二拍”有不少地方超过了“三言”。这里仍以《拍案惊奇》为例,作一番比较。
首先,在婚姻恋爱观上,《拍案惊奇》更带有反传统的倾向。在“三言”中,有关婚姻爱情的篇章,常常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一类故事,写真诚的爱情,超越了单纯的情欲,转而表现理解,这就与一般市民阶层的爱情观有了距离。在《拍案惊奇》中,凌濛初对情的见解与冯梦龙差不多,也认为“人生只有这个情字,至死不泯的”(卷二十四),但《拍案惊奇》所安排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是女子,写女子主动择偶,这就比“三言”更大胆。同时,对情欲的描写也比“三言”更进了一步。如《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写妇女与情人私奔;《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写尼姑怀春嫁人。在《通闺阁坚心如火,闹囹圄捷报旗枪》等篇中,凌濛初大胆肯定女子的情欲。如篇中写罗惜惜曾宣扬说:“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这种时刻准备为了情欲的满足而献身的精神,正是明末强调个性解放,横扫世俗传统的社会风气中的强音。
《拍案惊奇》插图
对妇女的贞节问题,凌濛初也有独到的见解。如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写贾秀才的妻子巫娘子被人设局奸污,夫妇二人又设计惩罚了恶徒,报仇雪耻。书中写到巫娘子被污后回家对丈夫说明情况,准备自杀,贾秀才完全站在理解的立场上,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二人终于得雪耻辱,恩爱逾旧。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不多见的。
在批判腐朽社会及传统观念上,《拍案惊奇》也显得比“三言”尖锐。书中许多地方挖苦讽刺假道学,以鄙视与愤恨的态度攻击了一系列为富不仁、忘恩负义的社会名流、士子官僚。如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斥责官僚读书人中的败类是“大盗”云:
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强盗”二字,做个骂人恶语。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若论起来,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假如有一等做官的,误国欺君,侵剥百姓,虽然官高禄厚,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兄势力,张牙舞爪,诈害乡民,受投献,窝赃私,无所不为,百姓不敢声冤,官司不敢盘问,难道不是大盗?有一等做举人、秀才的,呼朋引类,把持官府,起灭词讼,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难道不是大盗?只论衣冠中尚且如此,何况做经纪客商,做公门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自不必说。
又如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批判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云:
如今为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洋大海。明知这事无可宽容,也将来轻轻放过;明知这事有些尴尬,也将来草草问成,竟不想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那亲动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时瞑目?至于扳诬冤枉的,却又六问三推,千般锻炼。严刑之下,就是凌迟碎剐的罪,急忙里只得轻易招成,搅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别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肠阁落里边也思想积些阴德与儿孙么!
像这样尖锐的批判,我们在“三言”中是很少找得出来的。反过来,《拍案惊奇》肯定士民阶层中的一些人的淳朴质实,尤其是对置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抱赞扬同情的态度,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对商人的贡献作了颂扬。
与内容相呼应的是语言风格。“三言”由于掺入不少宋元旧作,语言风格不划一,有若干篇几乎全是文言,又有若干是宋元时代的白话,没有明人气息;冯梦龙自创的一些篇目,也往往文白夹杂。而《拍案惊奇》几乎全是流利的白话。就白话小说创作来说,《拍案惊奇》明显要比“三言”成熟。
“三言”、“二拍”在今天已经成为固定的搭配词,在谈到白话小说时,莫不以之并举。但清代禁书目中,仅列《拍案惊奇》,不仅不及“三言”,连《二刻拍案惊奇》也未入列,对此,有人提出疑问。实际上,这个问题只要调查一下各书刊刻流传情况就可明白。“三言”在明代刻成后,很快被《今古奇观》所代替,清代几乎没有再刻过;而《二刻拍案惊奇》也见不到一种清代刻本;只有《拍案惊奇》在清代刻了多次,因此禁书目中仅列了《拍案惊奇》与《今古奇观》而不及其他。
《拍案惊奇》插图
叶敬池梓本《石点头》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