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诗人小传】
（1568—1610） 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进士，官至吏部稽勋郎中。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的创始者。在三袁中宏道成就最大。其思想受李贽影响较深，重视小说、戏曲和民歌在文学上的地位。论诗文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剽拟古人，拾人唾涕。作诗宗白居易、苏轼。其诗出自真情，任性而发，语言清新、不避俚俗。散文亦清隽流畅。有《袁中郎全集》。今有笺校本《袁宏道集笺校》。
东阿道中晚望
袁宏道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
可怜骊马蹄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
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声啼。
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赏析】
这首诗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虚龄二十八岁时，从京都至吴县任县令，道经东阿所作。虽然写的是路途景色，实际上却充分反映了他的兀傲与孤独。
诗的开头两句显然具有象征意义。东风吹得红亭的树上绽开了花朵，这本是一种美丽的景色；但暗夜却已经要来到了。没有人感觉到这繁华中潜伏着的危机，只有他一个人为此而忧愁。为什么，就因为他远远高出于众人之上：他站在山顶。
下面两句，进一步表现出对“游人”———众人的轻蔑，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在贵人所骑的骊马边讨生活的可怜虫，他们为骊马所扬起的灰尘迷住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而那些骑在骊马上的贵人呢，当然也都处于这位“独上高原”的诗人的脚下。他可怜这些卑贱的人物，他是高踞于他们之上的智者。———不过，这同时也是写实，写出了他从高原往下望的感觉。
再往下的两句，“青山渐高日渐低”只是一般性的过渡，交代其在高原上时的时间流逝，“荒园冻雀一声啼”则是点睛之笔。这句不仅极写景色的萧杀、荒凉，同时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这个高出于众人的智者，在现实中却又是如此地遭到冷遇，如此凄凉，不过是荒园的一只冻雀，他的啼声虽然划过了垂暮的天空，引起闻者的战栗，但他的啼声又能传到多远，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呢？这里，诗人从极度的自尊转到了极度的自卑，但在自卑中仍然显现出兀傲不平。
最后二句，上句极写荒凉，是“青山渐高日渐低”的引伸，下句进一步写至死不渝的兀傲、永不屈服的精神，是“荒园”句的引伸。石马的嘶鸣固然出于想象，但在这想象中却正显示了诗人至死也不甘雌伏的斗志，不过这同时又是绝望的挣扎；因为这到底只是一种没有现实性的想象。
早在《庄子》或《楚辞》中就已第一次出现了高出于众人的独醒者的形象，但写出这样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感情，反映出这样的绝望挣扎的心情，塑造出荒园冻雀、嘶鸣的坟间石马的尖锐形象，在我国诗歌史上却似尚属初见。因而它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开创的性质。
（章培恒）
戏题斋壁
袁宏道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尽无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余齿。千钟曲与糟，百城经若史。结庐甑箄峰，系艇车台水。至理本无非，从心即为是。岂不爱热官，思之烂熟耳。
【赏析】
袁中郎清新隽永的散文小品，颇为世人倾倒，他的“独抒性灵”的公安体诗，更是开一代风气，这位流连山水的“天下名士”，是极其洒脱而富有个性的人。他“少年读书求富贵”，“少时望官如望仙”，可是，待到一朝真的做官了，他却又拼命地挣脱。万历二十年他高中进士，二十二年三月，被派到江苏吴县当县令，没多久，在衙署书斋雪白的墙壁上，便出现了这位县太爷亲笔“戏题”的这首诗。
在这首诗里，袁宏道大叹其做官的苦经，把一县父母官视作整天埋在公文堆里的刀笔吏。作为县令，审理案件要对百姓施用刑法，于心不忍。处理堆积如山的簿书卷宗，又使自己心力交瘁。更为苦不堪言的是那些官场送往迎来的应酬，东奔西走，疲如马牛，跪拜行礼，奴颜婢膝。盛夏严冬，烈日霜风，一年四季忙个不停。那兢兢业业，诚惶诚恐的心啊，有如捉老鼠的猫，而这个冗杂繁忙之身，又好似虫蚁围着一块腥肉打转转。这就是官宦生涯呀，抬眼看看，四周都是俗物，没有一点儿欢乐可言，低头想想，自己如此做人也实在太可鄙了！唉，还是学陶渊明掷却乌纱帽，去过那“种豆南山下”的田园生活吧。日子过得安闲些，饮饮酒，读读书，结庐青山之间，系舟绿水之上，人生至理不就是唯性所适吗？谁不爱声名显赫的官位呢，只是我如今尝到了做官的真正滋味，对它不感兴趣了。
今天我们来读这首诗，也许并不感到十分出色，可在当时却令人眼目一新。自前后七子祭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影响有明一代诗风，到晚明文坛，个个奉秦汉之文、盛唐之诗为文章极则，字字句句剿袭模拟古人。此时崛起于湖北公安县的袁中郎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大喝：“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他认为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代有升降”“法不相沿”，为何偏要傍人门户、拾人牙慧呢？他提出作诗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凡人谁无性情，做诗要抒发个人的性情，“任性而发”，“从自己胸臆中流出”“至情之语”便是“真诗”。上面这首《戏题斋壁》就生动地体现了他的这种作诗主张。如此诗信口而言，信腕而书，写作态度自然率真，诗的形式可谓“不拘格套”了。再从内容上来考察，几千年来中国是“官本位”的国家，谁不知道做官的好处，这个袁中郎真的不要做官？他写这样的诗，莫不是矫揉造作，自命清高？或者是他一时发酒疯？而事实说明并非如此。袁中郎任吴县知县两年，上了七回辞呈，先求辞了官，不成；再求改个官，不允；谎报祖母病危，不信；夸称害疟几死，不理。上司先扮红脸谕他不得杜门，次扮白脸叫他请假调养，可就是不许他辞职。袁中郎走投无路，临了只得把官印封起来，往苏州府一投，掉起臂膀往无锡一走了之。如此缠磨，挣扎了十个月，才终于得解官归田。《戏题斋壁》就是在这段时间写的。由此可见，诗的思想感情是真实的，是写他独有的官宦生涯的感受，是他真实性情的坦率流露，是不折不扣的“独抒性灵”之作！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袁中郎此人简直“憨”得出奇。不过袁中郎确有自己的想法，他坦白承认自己“岂不爱热官”，只是叫自己“身似近膻蚁”，又觉得不合算。他在给汤显祖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作吴令，备诸苦趣，……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耳。”他说陶渊明，实是夫子自道耳！
从这封信也可看到袁中郎追求的是一种无所羁勒的自在的人生，他要“作世间大自在人”，这种人“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好一个“最天下不紧要人”，不由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竟早在晚明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这说明袁中郎和他的公安派诗歌是有其时代意义的。袁中郎“独抒性灵”说，实际上提出了文学的个性问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新思潮。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世贞）、李（攀龙）之云雾一扫，天才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
然从公安派诗歌实际创作成就来看，也有明显的不足处。袁中郎自己就承认：“余诗多刻露之病”，这也是大实话。从上述《戏题斋壁》诗就可看出公安体诗艺术上的浅露率易，缺乏含蓄蕴藉之致。如果将袁中郎的诗与他的散文小品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他有一封给友人聂化南的短札，写辞官后的心情，兹录之于后：
“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提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长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乙部，兄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只牢记之。”
行文洒脱、幽默，极有韵味，胜其诗多多矣！似乎他这一套诗歌理论更适用于写抒情小品性散文，对于有特殊艺术要求的中国古典诗歌来说，“独抒性灵”，当然完全正确，而一味“任性而发”，完全“不拘格套”，似乎还不行呢
（高 原）
湖上别同方子公赋（其二）
袁宏道
望望鄂公坟，石龟与人齐。冢前方丈土，浇酒渥成泥。虽知生者乐，无益死者啼。如彼坟前马，张吻不能嘶。天地入晦劫，志士合鸾栖。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孤山梅处士，事业未曾低。西陵倡家女，松柏夹广蹊。红粉是活计，山花足品题。笑折苏公柳，策马度花堤。
【赏析】
这一回，袁中郎越发肆无忌惮了，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从杭州到绍兴、到黄山、再返回杭州，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春天，袁中郎游玩得好生快活，那管笔也连自己都管不住了，哗哗地只顾写去，直到临了要与西湖作别，他还能与旧日幕僚方子公一起，一口气写出七首《湖上别》，限韵以“舞低杨柳楼心月”（宋晏几道词）。这七首，当然依前是“秽杂”不堪的，那出语的轻率、浅俗，这里也不暇指摘了；然而，诗做得不雅点，毕竟还是小疵，袁中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得“低”字韵的第二首里，又大放了一通空前荒谬的厥词，狠狠地得罪了千古以下为人崇仰的岳飞岳少保，让忠义之气满膺之士，恨不能饱饗他以老拳。
岳飞屈死后，遗骨葬在今杭州西湖北山，时至今日，“岳坟”仍是杭州一大名胜。岳飞在平反昭雪之后，追封鄂王，谥武穆，这是人人皆知的史实。然而，到了袁中郎手中，岳武穆平白降了一级，从王爵跌为“鄂公”了。这，或许还属于疏忽，但接下来几句，则有点不可恕了；那坟边高与人齐的石龟，该是象征着岳坟的高大巍峨、令人顶礼吧？那坟头前的一丈见方的土里，奠祭的人洒酒洒到酒都浓得和泥一样，这该说明对岳武穆景仰的人之多吧？然而，袁中郎却说这是“生者乐”———石龟是给游人赏玩的，浇酒是游人在名胜前循旧例作乐，游人中又有几个诚心诚意来谒灵的？多数人还不是来看个稀罕图个乐的？这些话，就算有几分对吧，可袁中郎揣测坟中人的心思（假如死者有知的话），就全然大谬了；他先假设，岳武穆肯定在坟里啼哭———连外面的游人在“乐”也不能诱他破涕为笑，因为，只有活人才能“乐”，人一死就得与“乐”永别，能不哭么？他又形容，此刻坟中的岳武穆，就像他坟前的石马张着嘴不能嘶鸣一样，也是一肚子泪水却哭不出声，只好眼睁睁看着可厌的游人“乐”个不休。
可是，谁都知道岳武穆是精忠报国才惹杀身之祸的，他死得堂堂正正、浩气凛然，感天地、动鬼神，他会效小儿女的“啼”么？他会为自己永别尘世而“啼”么？袁中郎，真是以己之腹度英雄肝肠！
然而他一点也不识自己的浅陋，还在那里数落岳武穆：要是世道晦气了、遭了大劫，那么，有志之士就该“鸾鸟凤皇，日以远兮”（屈原《涉江》语），对着人世摇摇手、摆摆袖，高栖起来、保全自己。什么叫“志士”？这才是志士；至于明明知道世道是沸汤、是炭火，还只管朝里跳，那可是顶顶不智了。什么“精忠”、“报国”啦，都是皇帝老儿为了保全他自个诌出来哄你的，你被那死脑筋箍住了，结果被他当羊和鸡一样，驱来驱去，最后不免一刀，不是太呆了么？你怎么不想想，你和他都是一条命，凭什么他为了保自己的命就要你的命？你又为什么不早躲他远点？什么，你说你毕竟大破金兵、解民倒悬、做了一番事业，虽死无憾？呀，你又傻了，陪了性命也算“事业”？看看你斜对面的两个墓吧。一个是孤山的林和靖处士，梅妻鹤子，不一样给人景仰？放鹤亭前的游人，不和岳坟上一样多？他那番“事业”也不低于你，且他又克享寿终，这一点比你强了。一个是西陵的苏小小，她虽说是倡家女，可世人悼慕她比林处士还甚，你不见她陵上松柏青青、夹着山路都是？那自然是后人一代代栽过来的。她的“事业”，又比你如何？总而言之，小小是把红粉当日常活计来拈弄，处士是满足于有山花可供他品题、做做“疏影”、“暗香”之类，他们都自自在在、快快活活、无病无灾，虽不像你轰轰烈烈，也不像你末路悲惨，你们三个，都留得身后名，可只有你留得最吃力、最苦。
胡言乱语了一通，中郎大概终于想起岳武穆是听不到的，方子公大约又在催他了，于是，他便扔下话头，说笑着，折了苏堤边的柳，打着马，走上了桃花正盛的堤岸，接着做他的“其三”“一段青石堤，袅娜千垂杨”了。至于“鄂公坟”呢，已经被他甩在马屁股后了：他已经操了一会淡心了，该轻松轻松心神了，不然，也要做“鄂公”的“羊与鸡”了。
说岳武穆会为死而“啼”，已是热昏的胡话了；把岳武穆与林和靖作比，已是不伦不类了；再让岳武穆去比那娼女苏小小，更是玷辱先烈身份、可咒该打了。这样的歪诗，选他作甚？为岳武穆忿忿然的读者，怕要责问笔者了。
谨对曰：晚明人士，都以参透死生为平生大事（他们称之为“此一大事”）。心学大师王阳明谓“我心即是宇宙”，等于是说世界乃是每个人眼里的世界，不是某种固定观念支配下的世界，“我”死了，“宇宙”也就亡了，故“我”是最重要的，死是最可怕的。发展到叛逆思想家李贽，他则承认贪生怕死与好货好色一样，都是人的本能欲望，不但不可非，而且必须肯定。这些异端之说，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纲常伦理有着巨大的冲击力，是晚明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独特思想产物。袁中郎是李贽的信徒，明年，他曾在给好友陶望龄的信中谈自己参生死的心得云：“若以不怕死为了（按：“了”谓了然、参透），世间自有一等决烈男子，甘刃若饴者矣，可俱谓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为怕痛也；痛可怕，死独不可怕乎？又怕死后黑漫漫，无半个熟识也。今黑夜独坐尚可怕，何况不怕死后无半个熟识乎？弟于怕死、怕阎罗，虽不敢预期，然怕痛怕黑夜独坐，则已甚矣。”（《瓶花斋集》卷九）岳武穆正是中郎所说的“决烈男子”，然而中郎却不佩服他，因为他不“怕死”，不把自己的生命作“宇宙”看，却去“愚忠”，为某种“忠君爱国”的传统道德观献上性命，实在不算“了生死”，实在太看轻这至可宝贵的生命了。中郎可一点也不愿提倡岳武穆的牺牲精神，要人自愿去死，太不近人情，为伦理纲常、哪怕是冠冕堂皇的“君命”而死，是最不值得的！这是惊世骇俗之论，因此，我们须体谅中郎的不惮开罪于岳武穆，他就是要引起人们的震动：连岳武穆也不可佩服、其他还有谁的“忠”可佩服？连岳武穆那样的死还不值得，还有什么样的死是值得的？连岳武穆的抗金“事业”也算不得什么，谁还愿意为什么“事业”去送命？若人人都爱惜生命、不为伦理纲常去死，还有谁能支持伦理纲常不死？中郎的话，说得是过头了，但读者应当记得，这一阵，他持论一直是矫枉过正的，本诗亦未例外。从本诗亦可知，公安派绝不是什么只会写写“性灵”、吟风弄月、“脱离现实”，如现在有些略知皮毛的论者所言。公安派是晚明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它又推动了这种解放的进程。“性灵”与“模拟”之争，只是其浅层表现而已，至于在公安派诗文的深层，则有一股激进的冲决传统的潮流在涌动，这，大概才是公安派所以能迅速风靡天下的真正根源，否则，徒有过激的形式，而无过激的思想内容，是不大可能有此效果的。
最后还需说一下，“西陵娼家女”以下四句，另一版本作“夜弦招鹤侣，晓咏托梅妻。竿水饶活计，云岚足品题”，说的都是林逋。若从此本，则中郎并未将岳武穆与苏小小作比，他的不恭之罪，也可以减折不少了。
（沈维藩）
严 陵
袁宏道
其 一
溪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
纵有百尺钩，岂能到潭底？
其 二
文叔真有为，先生真无用。
试问宛洛都，谁似严滩重？
其 三
举世轻寒酸，穷骨谁相敬？
如何严州城，亦以严为姓？
其 四
或言严本庄，蒙庄之后者。
或言汉梅福，君之妻父也。
【赏析】
袁中郎逛了山阴道，又掉头西游天目、黄山，再取道新安、富春江返回杭州去，玩得畅快，诗也写得更快、更不假思索、不事点窜，在章法上也更不守规矩了。富春江上有座赫赫有名的严子陵钓台，相传是东汉初年严光隐居垂钓的所在，中郎既然路过，当然不免上台去看看，看了又不免诗以纪之。在前几首诗里已经领教过中郎扫帚笔威风的读者，自不会指望这一回他能忽然口吐象牙；但他到底放肆到何等地步，大概读者也不会想象到。
据中郎自己说：“登钓台之日，天已昏黑，烧竹读壁间诗。馆人云山间有虎，余等兴发不可止。至半岭，导者云天黑草深，不辨径。踟蹰乃下，坐石上，与石篑（按即陶望龄，会稽人，中郎友人）论子陵人物。”（《解脱集》三《钓台记》）连给虎吃掉的危险也不顾，硬要上山，是出自对严光这位高人的仰慕么？不然。他下船前，先测了测溪水，大约有六七寻（一寻为八尺）；上台后，又估了估台高，约摸有四五里。于是，一个古怪的念头就来了：严光坐在如许高台上，怎能垂钓到江潭呢？就算钩长百尺，也是够不到的呀？不仰慕也罢了，他还要给千古高士造一个千古疑案：这钓台，严光可真上去过？真钓过鱼？这话，虽也有几分道理，可到底对严先生是不恭了。好在中郎念头转得快，马上又忘了这个题目，随随便便就放弃了这个重大疑案的探究，严先生才免了一场无妄之灾，富春江上也不致少了一大胜景。
在第二首里，中郎算是假定这钓台果然为严先生所住，但他对严先生的态度，却由小小不恭，进而变为大大不敬了。严先生是汉光武帝刘秀（字文叔）的同学，刘秀得了天下，请老同学来京师会会，念着旧情，晚上同榻睡觉，严先生竟把腿架到皇上肚子上，以后也不肯做官，回去以钓鱼终其生。他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就冲这一点，千古以下过往钓台的人，谁个敢不拜？只有这个肆无忌惮的袁中郎，却偏偏大放厥词：刘秀做了皇帝，有作有为，才是真好汉，他身居宛（南阳）洛（洛阳），号令天下，何等威风？你严先生又怎样，只占了个荒凉不堪的滩头，除了钓鱼外一事无成，真是个无用之物。两相比较，到底谁重谁轻、谁该受人仰慕？这层意思，《钓台记》里说得更明白，中郎认为，严先生其实只是个不会看时势、乘风云的无能之辈，刘秀也早看出他没本事，不然何必做了皇帝才叫他来？严先生不知道皇帝请他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好士、念旧，还大摆“高士”的架子，真是可笑。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还有点自知之明，晓得自个没本领，就避在山里不出来，如此而已———这番话，严先生地下有知是否会首肯，还不能测到，但千古以下在严陵前叩过头的人，将一个个暴跳起来，却是肯定无疑的。
不过，中郎显然没有看到冥冥中有许多影子朝他挥拳头，他把眼睛掉向远处的严州城，又转了第三个念头。这第三首，中郎还算做得规矩，他不知道严州原叫睦州，据说是因为北宋方腊在这儿造反，所以宋徽宗择了个（繁体字）有“反文”的严字，来作睦州的新名；他还以为是这一带百姓想沾严先生的亲、带严先生的故，才自称严州人的。由此，他又突发奇想，严先生只是一个穷酸，要活在现世，定没人相敬；严州人要攀附他，大概是……是什么呢？是要借他的名添些身份，还是借他的钓台招徕游客？都是吧。因为袁中郎没说，他又转别的念头去了。这袁中郎，要跟上他的思路可真累人。
他在想什么呢？他想起，有人说，姓“严”的本来姓“庄”，因为汉明帝叫刘庄，大伙儿要避讳，才改了过来；这么算，严先生该是蒙人漆园吏庄周的后代。他又想起，据说西汉初的隐士、后来还成了仙的梅福，是严先生的老丈人，不知说的可确否……他还不曾想明白，已是到了滩头，朋友陶石篑他们，正在招呼他分韵赋诗；于是他匆匆念出了《严陵》第四首，也压根儿不想想这么两个“或言”并在一块儿，没头没脑不成章法，比前三首更粗糙，更不像话，便被朋友拉着，又做起《严子陵滩限韵，同陶石篑、方子公赋》了。
就是这么随便想想、随手写写、草稿不打、构思全无的诗，后世还有个无锡人叫华闻修的，选明诗时选了它进去，还对最随便的第四首“击赏叹绝”。这位华先生，想是悟到了公安派的真旨，看出了这种诗对正统观念的冲击力之猛，所以它越是浅俗简陋，越是要为之鼓吹。不料，华先生这一击节，却惹恼了一位大人物，他便是有清浙西派大师朱彝尊先生。“小长芦钓师”这一回可一点也不清正典雅了，竟然骂起了粗话。“结蜣之转”，什么意思？就是屎克螂推着转的粪团子；这样的脏字眼，载在哪里？就在朱先生的《静志居诗话》里；害得朱先生丢了儒雅风范骂起粗话的是谁呢？就是袁中郎，就是他的“人言汉梅福，君之妻父也”。朱先生有失身份的毒詈，于地下的袁中郎当然损害不到什么；不过，读者从这位正统诗词大师的失态中，大概可以想到，袁中郎这种真正符合“不拘格套”的公安派宗旨的诗作，与正统派奉为圭臬的东西，该是何等的格格不入、互不相容。而且这，恐怕还不是作诗标准的分歧，还有如何看待古代一切遗产的分歧，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这中间体现了思想开放的明代晚期人与思想保守的清代人在精神面貌上的根本不同。
（沈维藩）
山 阴 道
袁宏道
钱塘艳若花，山阴芊如草。
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
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
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
【赏析】
一个小巧的、有趣的、高明的念头，一个轻轻的闪念，也未尝不可敷衍成一首诗。不过，通常在谙熟诗的体制的文士笔下，这类诗，多是绝句、“口号”之类，含蕴隽永，语不求多，而足以使人回味无穷。若是，则大抵可谓“有神韵”。
来到被晋人王献之称美为“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见《世说新语·言语》）的山阴（今浙江绍兴），不去写写山川之美、风物之盛，却由山阴回想到他刚刚离开的钱塘（杭州）：袁中郎这个念头，虽不算有趣，亦可谓别致吧？他忽然想到，山阴、钱塘各占擅场，六朝诗人，却不曾提起西湖，连性耽山水的王献之，也只顾留连、酷爱山阴：这一念头，前人或许不曾闪过，可以算有点趣吧？可是，他却不去考究西湖在六朝时为何不著名、是否还未形成今日的规模，他懒得去费那闲心思，问题提得倒刁钻，答案却草率之至；他只是大概猜猜，那时的西湖（其实那时还不叫西湖，称“明圣湖”），还没有成名，所以输给了山阴。这样的念头，无论如何也划不进“高明”的圈子里的。
所以总起来看，这一串念头，是敷衍不出令人叫绝的佳作的，不过，因为其中多少还有点味道，故将其凑一首绝句，博人一笑，大概还是勉强办得到的：第一句，钱塘若花山阴草；第二句，六朝不闻西湖好；第三句，献之酷爱山阴道；第四句，只为山阴得名早。这般，大概还上得了台盘吧。
然而，袁中郎却写了一首“律诗”。
粗看看这首“律诗”，好像毛病不大，只是因为它乃绝句的材料吹糖人一般吹大的，所以看上去有点毛糙、锤炼不足、浅近了些而已。
但再细细一辨，这哪是什么“律诗”。这分明是袁中郎在“律诗”这所老房子里狠狠放了一把野火：
“律诗”？对仗哪去了？一个也不见。起承转合哪去了？颔联（如果还算“联”的话）顶首句“钱塘”，颈联顶次句“山阴”，中二联竟是对首联的“分承”！意境又在哪里？他大概全没这上面的讲究。还有措辞：什么叫“芊”？古诗里说“芊芊”（浓绿色），何尝单拈一个字来？什么叫“清奇”？“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司空图《诗品》）才是“清奇”；钱塘既然“艳若花”，只能算“绮丽”，如何能与山阴“俱清奇”？至于“以上”、“彼此”、“输他”，这类词眼，更是粗率俚质，不忍多言了。好一把野火，烧得“律诗”只剩下“八句”的梁和“四韵”的柱，孤零零地立在“对仗”之类的断壁残垣之间。
然而袁中郎却不曾理会，放罢火，他就举着火把，走下山阴道，去别处再点火了。回头看看老房子烈焰冲天，他大概会乐不可支、拍手大笑吧：你们那些“诗必盛唐”的没出息家伙，就只管去盛唐的屁股后跟着爬吧；我这把火放了，盛唐还会有什么光彩？戒律还缚得住人？看天下还会有谁不愿照我的轻松路子走、各抒各的“性灵”，倒宁肯费力不讨巧地再爬在你们屁股后，给人骂一声“模拟”、“赝品”？
这一把火，放得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从袁中郎那信手涂抹的姿态看，似是无意的，其实不然。中郎自己也说了：“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解脱集》卷四《张幼于》）他的用心是很明白、很有针对性的吧？“信心”、“信口”，只是故作惊人之举、引世人瞩目、改观，在佯狂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深切的苦心。当然，这首诗的“信心而出”，艺术上并不成功，但中郎正是要藉此不成功，来证实自己敢于与千年传统、百年风气对抗的胆力，“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同上引）今日我们谈这首诗，正是要让读者看到这位公安派主将不肯“依傍”的顶天立地气概。
（沈维藩）
游虎跑泉
袁宏道
竹床松涧净无尘，僧老当知寺亦贫。
饥鸟共分香积米，落花常足道人薪。
碑头字识开山偈，炉里灰寒护法神。
汲取清泉三四盏，芽茶烹得与尝新。
【赏析】
虎跑泉，也是杭州一大名胜了，然而，浑忘了作诗绳墨规矩的袁中郎，走进虎跑泉所在的虎跑寺，一不谈“虎”的典故，二不忙着说“泉”，自己倒前后乱“跑”了一气，随手抓住些东西写下来，也不管合不合章法、成不成方圆，写出的东西像不像虎跑应有之景、称不称虎跑的身份，反正，一管笔写到哪里是哪里。
也许是寺院的清冷、泉水的清冽，让中郎发热的头脑少许清醒了些，本诗的措辞，倒不似《戏题飞来峰》那么浅俗了，还像是文人之笔；不过，思路的七颠八倒，却还是依然如故。“竹床松涧净无尘”，起笔先写寺外，松荫下、清涧边，僧人的竹床（大约是榻吧）干干净净地躺着，没一丝灰尘。那么，下文要说竹床主人的清高超尘了吧？“僧老当知寺亦贫。”他的眼光，却盯在和尚额上的皱纹上了———老和尚，穷寺庙，他这么揣摩着，为自己的联想之丰富、思路跳跃之快得意，也不曾想想，别人读了他的诗，将有何等的疑惑：“僧老”一定“寺贫”么？“僧老”和竹床又有什么关系？或许，他的“老”应该改成“瘦”吧？可他没功夫琢磨了，一脚就迈进了寺里。
“饥鸟共分香积米”，什么不好看，偏去看寺里的香积厨？什么不好留心，偏去留意那些野鸟？殿上的庄严宝相为何不看？虎跑的悠远传说为何不听？他只顾证明他的“寺贫”，便把饥鸟也拉来了，好像它们饿肚子也是寺里的罪过，说不定，他还想暗笑老僧们有气无力、抢米也抢不过饿急了的鸟儿呢！这等心思，还能替虎跑生色么？
可是，正说他不好，好的却又来了。“落花常足道人薪”。这句倒真有点巧思了：落花时常飘下来，道人空落落的柴堆添上些落花，香积厨的柴火倒也不愁了。这落花，倒是颇“有情”的，可谓“化作柴薪更护寺”（套用清人龚自珍诗句）了。无奈，这样的巧句，在本诗里太孤单、太突兀、太刺眼了，反而添了许多不协调，实在不能将全诗带进“佳作”之列。更何况，焚烧落花，到底不雅；还有中郎的用心，也未必可嘉：他只是想借着“道人薪”的短缺，更深一步证明“寺贫”罢了。
“碑头字识开山偈。”总算跑到了寺后，在旧碑前站定，抹去青苔，辨一辨碑上本寺开山老祖的偈语：这么构想，也算是“起承转合”里的“转”吧？可是，他怎么才转出寺后，又转进寺里，“炉里灰寒护法神”，竟然又在大殿上的护法天尊前出神、直勾勾地瞧着泥塑前香炉里的冷灰了呢？
尾联又转到了寺外，读者跟在他屁股后转，大约已经转得晕乎乎了吧？“汲取清泉三四盏，芽茶烹得与尝新。”谢天谢地，转了一大圈，他总算想起“泉”来了，汲了几杯水，把茶尖儿放下去烹了，尝尝新鲜———真不知他是为尝泉水而来的，还是为尝遍地都有的新茶而来的；至于这“泉”是不是虎跑泉，若遮去了诗题，是一星儿也看不出的。
这样看待天下著名的虎跑胜景，倒像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人的眼光；可真是乡下人倒不打紧，他不会作诗，不会把自己的感观去影响士林。袁中郎则不然，他已是有点名气的人了，这种信手涂抹的诗流布出去，若给人效仿起来（肯定会有人效仿，因为信手涂抹人人都会），那诗道还成了什么面目？作诗还讲不讲布局、讲不讲点题，要不要境界了？故而，当时就有人深虑于此，像苏州大名士、也是中郎好友之一的张献翼（字幼于），就委婉地致书中郎，先恭维他的诗似“唐诗”，又小心翼翼地建议他不要去作不似“唐诗”的东西。结果，给中郎碰了一鼻子灰：
“公谓仆诗亦似唐人，此言极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解脱集》卷四）本诗也是“近日湖上诸作”之一，他人视之，必谓“秽杂”，但中郎却自得其乐：连唐人都可以打倒，“诗必盛唐”的假古董还不会倒么？写吧，大胆写吧，放手写吧，随心写吧，要扭转时风，去伪扶真，没这般“过正”的胆，又怎能“矫枉”呢？
（沈维藩）
戏题飞来峰
袁宏道
其 一
试问飞来峰，未飞在何处？
人世多少尘，何事不飞去？
高古而鲜妍，扬雄不能赋。
其 二
白玉簇其巅，青莲借其色。
唯有空虚心，一片描不得。
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识。
【赏析】
这是袁中郎初到杭州之作。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倦于吏道的中郎在七次上文牍辞官后，终于于是年正月获得允许，连正式的官报还没到手，他就忙忙地赶往杭州与好友陶望龄（号石篑）相会，然后留连西子湖上，看花作诗，“不忍极言其乐”（《解脱集》卷四《伯修》，伯修为其兄袁宗道字）。在此以前，中郎已经在他的著名文论《小修诗叙》里，昌言排击前后七子之徒的模拟剿袭，认为其诗文将来肯定“不传”，“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擘破玉》、《打草（一作“枣”）竿》都是当时的流行民歌曲调，被正统文人视为“里中恶少”群居所唱的俚词淫调，不堪入耳之至，而中郎却推崇之为“当代真文字”，谓其价值远胜正统诗文，其论已经够大胆了、够惊世骇俗了。然而，那还只停留于理论而已，未到真正实践之阶段。如今，中郎辞了官，一身轻松，无拘无牵，什么格律之类，他统统要肆意打破、扯烂，他要亲手实践自己的主张了。上引《伯修》又云：“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擘破玉》为诗，故足乐也。石篑间一为诗，弟无日不诗。”此可为中郎当日心境之最好注释。这两首诗，每诗六句，勉强也可算“五古”吧？可是，看来看去，却看不出半点儿“古”意来。“试问飞来峰，未飞在何处？”着想倒是不错，可句子实在太浅，令人皱眉。飞来峰在西湖灵隐寺边，也算是杭州一大名胜，之所以峰名“飞来”，是因为相传此山乃天竺灵鹫山飞来于此。中郎或许知道这一传说，或许不曾知道，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只是觉得这山名有趣可玩，便随口问一句，并非真要探究什么———太吃力、太学究气了，像中郎这等追求身心轻快的人，是绝不会转这种念头的。这不，紧接着，他又从“飞来”滑到“飞去”，问出了个更匪夷所思的问题：“人世多少尘，何事不飞去？”句子的浅显依旧，也不必解说了。反正，又是个有趣的提问，全发自这有趣的山名。
回答吧？可那是难题呀，就是聪明如中郎，也未必答得出。静下心来、凝思苦想以作答么？中郎才没这份心思呢！他眼珠转了一转，又想到了此山极古老（灵鹫山之说，始于东晋），而游人络绎。又值春仲，山上鲜花正盛，有女如云，两相映照，也算此峰一大特色。该如何说呢？“高古而鲜妍。”这算什么句式？是诗还是文？哪有把这样的“而”拖进诗句的？袁中郎，你怎么不修饰修饰、雕凿雕凿，就把个毛坯写下，把粗粗的一闪之念写下？你这算作诗么？
随你责问吧，中郎却自顾循他的思路想下去。这又高古又鲜妍的飞来峰，只怕西汉的大赋名手扬雄，也形容不到吧？于是，“扬雄不能赋”便脱口而出了。还有什么特色？想不出了。或许日后会想到，但如今想不到，就拉倒罢，这几句就算一首吧！至于前四句的问不曾作答，后二句与前四句全无关系，这些问题，也随他去罢，理不清，就不理，谁有这份闲工夫？反正，说好是“戏题”，当什么真，讲什么章法？
袁中郎是爱热闹、爱鲜妍的，再来一首，就全在“鲜妍”上下笔了，飞来峰的飞来飞去，转眼他就忘得一干二净。本来嘛，这与他有何关系？看过了，想过了，就抛开了，岂不洒脱？“白玉簇其巅，青莲借其色。”说山巅像白玉、山色像青莲，也没什么新鲜，两句句式也一点不见变化，诗中最犯忌的虚字，连用了两个，也不想着锤炼锤炼。“簇”和“借”好像是用了点心思写出的，在这两首浅显之诗中，也算刺眼了，可要说有什么高明，也谈不上，中郎毕竟不是“闾阎妇人孺子”，肚里那点宿货一时挥不去，沾濡到诗面上也是有的。
白玉青莲，只是可睹之“形”，那不可睹的“神”呢？且慢，先解决这个“神”的说法。中郎一时大约没想到“神”这个字眼，反正，飞来峰总不能没点空空的、虚虚的什么气息……管他呢，就叫“空虚心”吧，不确就不确，谁耐烦细推敲。这片“空虚心”，是描不出、画不就的，是谓“唯有空虚心一片，描不得”，再扯扯平，“一片”属后，又得了两句。这般扯来扯去，真“足乐也”。
上一首是六句，这首才四句，也得加两句扯平吧？说什么呢？想想，上首末二句讲到了个古人，这首再换个吧。谁呢？不用想得太远，西湖上不是有个“梅妻鹤子”的梅道人林和靖么？就唤他罢。可他住在西湖北头的孤山，而这里是西湖西头呀！他来不了。他为何不来？为何看不上飞来峰、只恋着孤山？他没眼光！他不识这幅丹青妙画！“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识。”中郎随口就吟出了。一诗中重了两个“青”，他也没留意；“丹青”还是“形”，上面的“空虚心”在梅道人处还不曾着落，他也忘了。反正，六句已凑足，中郎在飞来峰前也呆够了，挥挥袖子，别转头走吧。
就是这样丢三拉四的思路，也算是潇洒吧，可总不能免去“浅俗俚质”的恶谥。然而，正是这种既浅又易、人人都写得的“古诗”，才最终打倒了堆砌饾饤、一副假古董面目的前后七子末流，这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公安派”的代表作，在“文”上是小品文，在“诗”上就是此类作品，它让人轻松、让人随意、让人任意发挥、全无规矩之限，经过了一脸假正经的前后七子的漫长文坛统治，此类作品，更具冲击力、叛逆性，亦最能为厌旧的士子所接受。因此，当此类作品风行天下之时，便是公安派取代前后七子之日。不过止于“浅俗”，又怎能矫模拟剿袭之枉？所以，对《戏题飞来峰》之类，虽不能作传统观念上的鉴赏，但将其保留在这部鉴赏辞典中、让读者一睹公安派之真面目，却也是不可不为之事。 （沈维藩）
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
袁宏道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赏析】
本诗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时中郎在北京任国子监助教。显灵宫，又名王灵官祠，在北京宫城西，祠中古柏森森，虽在炎夏，却无暑气，是避暑清谈的好地方。原诗凡四首，这里所选的是其中最长的第二首，用“市”字韵。中郎和他的大哥袁宗道（伯修）、友人黄辉（翰林院编修，与宗道皆充皇长子日讲官）等，本年在京西崇国寺结“葡萄社”，聚会讲学，中郎为社中中坚。关于他们的活动，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黄辉一条云：“其后（辉与）袁伯修、中郎兄弟，研穷性相之宗（按指佛学），所至游览山水，寻访禅衲，虽居华要，有道人云水之致。”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己亥、庚子（按指万历二十七、八年）间，楚中袁玉蟠太史（宗道号玉蟠）同弟中郎，与皖上吴本如、蜀中黄慎轩（黄辉号慎轩）……相与聚谈禅学，旬日必有会。高明士夫，翕然从之。”均是实录。本诗中的显灵宫之集，便是“旬日必有会”之一，题中的“诸公”，就是黄辉等人。
这是一股对朝廷具有极大潜在危险的势力。因为，他们不是在野之人，而都是有科举功名的后进俊彦，有的还负有教导皇储的责任，多数是翰林馆阁之臣，未来的“宰相根苗”，极有可能掌握皇朝的将来命运。而这一班被朝廷寄予厚望的翰林、进士，却不留意圣人之道，而“研穷”禅学———其实是异端学派泰州学派以禅学形式的表现物，甚至还有叛逆者李贽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极佩服李贽。他们是官，但却看不起这官，宁愿做“道人”（学道之人）；他们身居清要，前程远大，但他们却不看重这前程，丝毫不在官场上求发展，却游山访僧、甘心枯寂，追求“云水之致”（行云流水般的自在无碍之致）；他们追求自然，却又不弃官隐栖，反招摇于朝廷，引得“高明士夫”都跟着他们走，这一点尤为可恨。袁中郎本诗，写的其实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这一班人的共有心态，可以解释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聚集到显灵宫，文人的雅习，当然要置酒赏花。然而满目的野花，却不能令他们欣然色喜，反倒叫他们潸然涕下，只有以酒浇愁：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新近的朝事日非，更是为了他们不愿听这“新朝事”，“新朝事”却硬钻入他们耳中，连塞耳都挡不住。
“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那载满“新朝事”的邸报，他们都不看一眼，束起来堆在箩筐里，已经堆出灰了；那妨碍他们学道、证明他们那可恼的“官身”的朝服，真恨不能典给花市、换几束鲜花回去供着———当然其实并不曾典押、也无人敢收这典押品。
朝事不听、邸报不阅、朝服不穿，他们只顾着“道人云水之致”，对朝廷、对世道、对民生疾苦，一点也不关心、一点也不负责任。“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说每日做千字的新诗，或许夸张了些，但总之也做得不少，可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无非是雅集、游历、赏花、待月，要寻忧国忧民的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文字，可一个字也找不到。如此看来，他们的追求，不是也很不高明、很狭隘、很自私么？天下兴亡，匹夫尚且有责，身为士大夫，怎能不以天下为己任、上报君恩、下济苍生呢？怎能逃避现实世道、钻在“云水之致”里不出来呢？这样做，就算可以称为脱俗超凡，可也太不近人情了吧？“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昏愦呀、糊涂呀，旁人肯定这么指责我们了；该反击他们吧？却无词可答：旁人说得不对么？当然非常对、非常有力，无可辩驳。所以，只能随便指点左近的满山翠色，转移视线，只做不听见罢了。
然而，当真“口不能答”么？诚然也，不然也；口虽不能答，心则能答。“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杜甫做诗，篇篇不忘忠君爱国，固然是出于至诚、没什么可说；然而，“《春秋》责备贤者”，老杜呀，你这么忠呀爱的得了大名，可想到给后世带来了什么副作用？后世那班没什么诚心、只顾以忠君爱国的大话博取虚名的人，都说是学你的榜样、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可是，忠君爱国是随便说说的吗？是可以当儿戏的吗？假如徒作空言而无实效，倒不如不说的好，省得制造假声势、到头来让人更加失望。老杜呀，你那不在其位、徒言无益、却又克享大名的诗篇，给后世那些不负责任、乱叫乱来坏了大事的人开了多少方便之门，细细算来，真该责备你说得太多才是。“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咱们可不图那虚名，去年的为皇长子请婚、朝鲜的战事，今年的各地民变、殴伤矿税太监，哪件不是可以发议论以哗众取宠的大事？可咱知道说了没用，皇上不会看到奏本、辅臣胆小不敢多事，咱就闭口不说———可是，真的闭口不说，那又怎么憋得住？你道咱真是无心世道的人吗？咱不也活在这京华红尘里吗？所以，既不想随俗起哄以求名、又不想胸中愁闷，就只有像阮步兵那样日日沉醉酒乡———还有尽量不看邸报，不作忧民诗。“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但是，其实沉醉也是无用的，因为心里在为这世道流泪，为自己无力改变这世道而流泪，为自己不肯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莽夫，宁愿沉默待机、被人骂为“聩聩”却不能辩驳而流泪：这眼底浓浓的一杯酒，其实就是泪水酿出的，这心里的恸哭，真比洛阳少年贾谊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论治安策》）还甚，贾生还有人听他的哭声，我却只有流泪在心头！
以上，就是袁中郎这班人对待世事、朝政的态度，这种态度，一般以为是激愤而无奈的，其中多是气话、反话，其实不然。联系他们的这一段经历看，中郎句句都是实情实说，并无反说。中郎也不曾生气、激愤：他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传统的“忠君爱国”之道，已不足以挽救这皇朝命运了；至于该不该挽救呢？中郎没有明说，但从他自比阮籍和贾谊的矛盾心情看，我们大致可以作这样的揣测：主观上，他认为应当挽救，客观上，他却知道无法挽救，他也找不到出力的途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心情，他才和他的朋友们逃于禅、逃于山水、逃于“云水之致”吧？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这个大帝国必然走向没落，所以才不珍视自己那令人羡慕的前途吧？再进一步说，他们“聚谈禅学”、攻乎异端，正是因为在传统的路上走得消极了、悲观了，才指望在异端学说中寻到新路、至少得到解脱吧？本诗正作于十六世纪之末，其中的情绪，或许也可称为是一种世纪末的颓废吧？塞耳愁听、束报典衣、无字忧民，与谈禅游山一样，都是这种颓废的表现。
而这种颓废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高明士夫，翕然从之”便是明证。对于力求挽回世道人心的执政者来说，这种颓废是必须坚决扑灭的。“时沈四明（沈一贯，宁波〔即四明〕人，当时的首辅大学士）柄政，闻而憎之，其憎黄（辉）尤切。”（前引《万历野获编》）三年后，沈一贯使人逮捕并迫害死了李贽，并以此为藉口弹劾黄辉去官，时袁宗道已先死，中郎告假回里后识机不出，其他“道人”也一时星散出京，这股消极的、脆弱的颓废异端势力，终于被强大的正统势力击得粉碎了。
（沈维藩）
答李子髯（其二）
袁宏道
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赏析】
此诗作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次年宏道始出仕），当时，袁宏道还是个默默无闻之辈，虽两年前中了进士，但尚未出仕，又身处于被称为“黄茅白苇”的、只重科举不重“风雅”（即作诗文）的公安县，人微言轻，知音寥寥。但是，此时的宏道，思想上已产生了一个飞跃，见识上已发生了一个质变；因为，在上一年，他拜访了寄居湖北麻城的著名叛逆思想家李贽，盘桓十日，受启发至深。据其弟袁中道《妙高山法寺碑》记载，袁宏道“既见龙湖（李贽），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而李贽亦极推许他“英特”，认为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从上引文可以想见，会见李贽后的宏道，胸中必然勃郁着一股雄心，必有“一段精光”在闪耀着、跃跃以待“披露”，只可惜，公安这地方太小、太偏僻，他空有满腹的崭新见解，却无从道起，真令他胸闷气煞。正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忠实的毕生追随者、妻弟李学元（字子髯，中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官至知州）来向他请教“文章事”，搔着了他这一段痒处，于是，他便写了这首识见超卓、大气包举、傲瞰前人、俯看时流的《答李子髯》。
诗凡二首，此选第二首，但其第一首亦可观，录之于下：
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
中原谁崛起？陆地看平沉。
矫矫西京气，洋洋大雅音。
百年堪屈指，几许在词林？
此中感慨，大类李白《古风（其一）》的“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和“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只是时间跨度小了些，只不过指“百年”以来———即明弘治、正德以下，相当于前后七子活动的时期；不过，诗人那亟欲整治百年积弊、重开词林天地的壮心，由此已经呼之欲出了。
但上一首还只是对“百年”的总体感慨，在下一首，诗人进入了对“百年”文坛的具体评价、针砭、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诗亦可算得上是一首“论诗诗”。
“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草昧，语本《尚书》“天造草昧”，有草创、初创之意。诗的开首，对于前七子之魁何景明、李梦阳，诗人的态度还是温和的，毕竟，他们还起过一些好的作用———在何、李之前，士子大抵只识科举时文，不知有汉唐文章，风雅传统，沦丧殆尽，只因何、李首创复古之论，始给天下士子带来了“闻知”和“见知”，让他们省悟到，举业之外，还别有一番天地可经营、可致不朽，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诗人本身，也是其创导的受益者，故不可不予以肯定。至于他们做诗为文的“机轴”（此处相当于“机杼”，谓布局、命意、构思之类），虽然亦步亦趋、不异于古人，但他们的作品，温文尔雅，胜于台阁体的粗浅浮掠，这一点，也确实是可足师法的。
但无论如何，诗人对何、李，也并未深许；接下来，言及“后来”之士，诗人的态度就不宽容了。“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后来”的那些继起者，食古不化的李攀龙、草率立论（当然晚年有过后悔）的王世贞，以及才情比他们一蟹不如一蟹的徒孙末流，更不懂诗的理法（诎，钝拙），只会在辞藻上打转转，饾饤陆离，堆砌粉饰，看似宏壮密丽，其实是七宝楼台，拆散了不成片段。“挥斤”句，典出《庄子·徐无鬼》：郢人鼻子上粘了石灰，匠石（人名）挥斤（斧）斫之，石灰斫尽而鼻不伤。后郢人死，宋君召匠石命再表演，匠石谓他只能与郢人配合才能如此，如今再也不能了。此处，诗人讥刺那些后来者，他们一个个吃力地挥舞着斧子，要学大匠（即匠石）的样（薄，迫近，此处是赶上、仿效之意），殊不知他们所学的汉唐盛世，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就如郢人已死一般，他们还能做出什么成就呢？更可叹的是，他们明明是钻入了死胡同，却严守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门户，对于中唐两宋以后文学，一概视为“旁歧”（歧途），相互警戒，裹足不前。“挥斤”，只不过是“模拟”而已；裹足，只能落得目光短浅、“俭狭”的下场。“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因为只知模拟，后七子及其末流路子越走越狭，诗文内容越来越空洞无物（莽荡，原指辽阔无际），他们最终为世所讥，也是自取其辱。“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像他们这种文字，还自称要超越“旁歧”的柳子厚、苏东坡，诗人可真的忍不住了，他大声断喝：这简直是大言欺世！经过了中间八句的层层剥落，七子末流的欺世盗名嘴脸，已经被诗人形容得十分淋漓了。但这八句的份量，又不如那更痛快的一笔抹倒———“当代无文字”！这是历史性的总结，是踞高鸟瞰的判断，是最彻底的、根本性的批判，而它出于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之口，更是令人震惊的事。他没有可资号召的声望，没有文坛上的知音，没有仕路上的奥援，孤零零地一个人，他却敢开罪于整个“当代”，敢只身与卑下然而强大的时俗作一战，这该需要多大的胆识，多大的勇气！那么，他作战的武器是什么呢？“闾巷有真诗”，就是那与模拟因袭截然相反的真实纯朴的民歌。这是使诗人有恃无恐的武器，因为他的武器是“真”，而七子末流乃是“伪”，篇篇诗文，无非赝品：以“真”击“伪”，靡不胜也！此时的诗人，虽然还没有后来他在《小修诗叙》里的“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那样考虑得周到；但是，从他那“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代指民歌）”的结句看，他已经在认真地、很有兴味地品尝起民歌的滋味了：携着二三好侣，沽了一壶酒，坐着慢慢地边饮、边听，那“真”味的醇厚，只怕要比酒味的醇厚更容易使他沉醉吧！第二年，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在这个江南水陆大都会，他结识了许多当世彦杰，识力更张、胆力更壮，遂公然标举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旗帜，天下景从，不过几年功夫，前后七子之弥天云雾便一扫而空。因此，本诗实可算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滥觞之作，虽然今之治批评史者均不曾论及。至于诗的风格的沉稳，立论的切要，都证明了袁宏道实在是个冷静、深邃、能担负大事的人，而决非仅会写写小品文的吟风弄月之徒。
（沈维藩）